傅斯年 遊行總指揮的歷史進退

1922年夏,德國,陳寅恪(立排左二)、章士釗(立排左四)、陳西瀅(立排右四)、傅斯年(立排右二)、何思源(前排右二)等人合影。

傅斯年(左)與胡適。

新文化運動的猛先鋒、“五四”遊行總指揮傅斯年,在紀念五四運動25週年的文章中,為“五四”辯護,也在反思中坦承“五四”的缺陷,並回應“五四”的爭議。一百年前的五四運動,社會各界對動機沒有異議,肯定是忠誠愛國;對行動卻有爭議,例如毆打、火燒、搗毀傢俱明顯是暴力;對成果也有爭議,例如對傳統文化的過度否定、對外來思潮的過度迷信。

傅斯年在中國學術界、教育界、政界叱吒風雲,是個百年不遇的“天下之奇才”(蔣夢麟語),在北大求學時就是個風雲人物,天賦、才華、鋒芒已淋漓盡致地展現。胡適稱他為“北京大學的最優秀的學生”;鄧廣銘早在極閉塞僻陋的村塾中讀四書五經時,塾師就告知傅是“北京大學最傑出的學生”、“黃河流域的第一才子”。

提起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無論褒貶譭譽,無論政治立場,傅斯年必定是一個重要存在,不能繞,也繞不過。

書生意氣,弄潮“五四”

五四運動的策源地是北大。當巴黎和會外交失敗消息傳回國內,舉國震驚,北京學生髮出正義的怒吼。1919年5月1日或2日,傅斯年和許德珩、周炳琳、羅家倫等商量,既要對於國事有所主張,又要保存北大。辦法是在5月7日國恥日,由北大學生在天安門率領一班群眾暴動。可見北大學生中的意見領袖,不分政治立場,對組織學潮抗議侵犯中國主權、施壓政府、喚醒民眾、保護母校,在“五四”前夕已有策劃和共識。

5月2日,蔡元培從北洋政府外交委員會委員長汪大燮處獲悉,中國政府擬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當晚就將此消息告訴新潮社的傅斯年、羅家倫、康白情、段錫朋,以及國民社的許德珩等人。原定5月7日的“國恥日暴動”,時間不得不提前,方式也更文明。5月3日晚7時,經蔡元培批准,北大學生在法科(後來的北大第三院)大禮堂開會,決議次日聯合各校遊行,當場公推傅斯年等20個委員負責召集。

5月4日上午10時,北京13所大學學生代表在堂子衚衕國立法政專門學校,召開遊行示威籌備會議,傅斯年又被公推為會議兩主席之一,另一位是段錫朋。下午1時左右,北京3000餘學生在天安門集會,打著寫有“還我青島”、“取消二十一條款”、“拒絕簽字巴黎和約”等標語的白旗。總指揮是傅斯年,他扛著大旗走在遊行隊伍前列。

在天安門短暫集會約半小時,遊行隊伍前往使館區,但學生隊伍在東交民巷西口被巡警阻止不得通過,只能向美、英、法、意等四國使館遞說帖。四國公使無一出面,因為當天是星期日,他們都不在使館,“只有參贊出來接見,表示同情”。四個學生代表(包括有傅斯年、羅家倫、段錫朋,另一個可能是張國燾)和東交民巷的官員通過數次電話以後,被推選進入美國使館,留下說帖。

傅斯年等學生代表與中國警察、四國使館交涉過程中,大部隊在使館外苦等約兩小時。中國的土地,中國人不能進入,中國警察(代表政府)攔在東交民巷入口,阻擋學生的愛國行動,逼迫學生撤退和解散。個體和國族的尊嚴受到進一步刺激傷害,學生憤怒情緒在醞釀、在膨脹,遊行秩序開始失控。國家快亡了,此時不起待何時?隨即有人高呼“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裡去!”

其實,傅斯年對攻打趙家樓一事有保留,和國民社的許德珩等人有分歧。他擔心發生意外,“曾勸說同學不要激動。但喧囂憤怒的聲浪,使傅斯年無法控制局勢。”(見吳相湘:《傅斯年學行並茂》)他只好帶隊前往曹宅。

隨後發生了火燒趙家樓、毆打章宗祥的情況。傅斯年離開之時,趙家樓已燒了起來,他冷靜地做了件聰明事,“把他一本日記簿,上面寫著許多代表名氏,往火裡一丟,馬上燒掉了。”1919年5月7日,陳獨秀致函胡適,表示:“京中輿論,頗袒護學生,但是說起官話來,總覺得聚眾打人放火……難免犯法。”

北洋政府現場逮捕32名學生,其中北大學生20名,包括段錫朋、傅斯巖、許德珩、楊振聲、江紹源、易克嶷等活躍分子,偏偏沒逮住傅斯年這位“帶頭大哥”。避風頭的傅斯年沒有馬上回北大,而是當晚才回。由燒代表名單免除證據後患、在外避風頭躲追捕兩個細節,可知傅斯年比同齡人更成熟、更理智,既有危機意識又有生存能力,既能掌握全局又能雕琢細節。

北京學生“五四”遊行之後,全國城市(尤其上海)紛紛罷課、罷工、罷市,聲援學生的愛國運動。北洋政府承受著強大的民意壓力和輿論壓力,6月28日,其代表團終於在原定簽約日,拒絕在《凡爾賽和約》上簽字。這是五四運動政治抗爭和思想啟蒙最直接的勝利果實。

五四運動之前,傅斯年對中國的前途悲觀,“總覺得中國人的民族是灰色的,前途希望很難說”;五四運動之後,他的信心開始確立,“我才覺得改造的基本的萌芽露出了”。(傅斯年:《中國狗和中國人》)“愛國主義與自由主義並行”,“激動了青年的內心,沒落了北洋的氣焰,動盪了社會上死的寂靜”(傅斯年《“五四”偶談》);“中國的社會趨向改變了。有覺悟的添了許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覺悟的,也被這幾聲霹雷,嚇得清醒”。

讓人大跌眼鏡的是,傅斯年急流勇退,從趙家樓回來的次日就與運動脫鉤。導火索是5月5日“有一個衝動到理智失了平衡的同學,同他打了一架,於是他大怒一場,賭咒不到學生會里來工作。”這是羅家倫的記載,雖然迴避了打架的原因、細節,但傅斯年性格中剛烈急躁的一面,寥寥幾筆,躍然紙上。

與傅斯年衝突的對象,傅樂成說是胡霹靂,臺灣“中研院”院士王汎森說是許德珩。衝突的程度,有說傅的眼鏡被一掌打掉,有說傅捱了耳光。總之是山東胖大漢傅斯年吃虧。

性情中人,譭譽參半

批判拳頭,不能代替拳頭批判。說到打架,傅斯年不止和一人幹過。他直率衝動、好辯好鬥。

《新青年》編輯、留學後任北大教授的劉半農,和他是十六七年的知己,年僅43歲病逝。傅斯年痛惜不已,流淚數次,稱劉是“友人中最努力之一位,北大老教員中第一位不該死者”,“想到我們打架時,不知涕之泣然也”。

年輕時的傅斯年不僅會打架,而且會撒潑。他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文科學長、系主任時,一天和人吵嘴打架,洪荒之力用完,也沒佔到便宜,轉身就去搬救兵。找到中山大學教授羅家倫、何思源,一見面就把皮包往地上一摔,一屁股坐到地上,張嘴大哭,非要兄弟們幫他去打架出氣。很難想象這是一位30餘歲大學教授的行為套路。

傅斯年因“打架”退出五四運動只是表因,還有三層內因:

其一,性情中人,尤其年青時更情緒化。羅家倫說傅“是一個以感情用事的人,一拳被打萬念俱灰了”。段錫朋當時在北大的名氣不如傅,是傅在新潮社的小兄弟,也加入國民社。北大學生本來要推傅做剛成立的北京學生聯合會主席,傅捱了一拳撂挑子,結果只好推段做首任主席。

其二,受胡適影響,對學運保持距離,更不支持罷課。五四運動後期,北大學生罷課。許德珩晚年回憶,“胡適曾親自出面要學生復課,遭到學生的拒絕。胡適又想用釜底抽薪的辦法,提議把北大遷到上海,願去者簽名,傅斯年、羅家倫都簽了名。陳獨秀先生知道後,把傅、羅叫去訓了一頓,此事遂告寢。”

其三,傅即將畢業,根本沒有做職業革命家的想法,必須務實考慮人生規劃。“自此而後,當閉戶讀書,努力為文化運動之一前驅小卒。惟學問可以益人益己,學本無成,出而涉世,本無當也。”

1919年9月9日傍晚,傅斯年、張國燾等5名北京學生代表,隨蔣夢麟到美駐華使館,歡送退休回美的芮恩施公使。雙方交談時,傅斯年表明自己的志向,“此後當發憤為學術上之研究,謀勞動者之生活,以知識喻之眾人,以勞力效之社會”、“獨立創造新生活,以圖淘汰舊生活”。

1919年6月,傅斯年在濟南參加山東官費出國留學考試,成績優異,考了82分,第二名。但考官們都不主張錄取,因為他是《新潮》主編,是五四運動總指揮,是鬧事的激烈分子。北大學長、時任山東省教育廳科長陳雪南力排眾議,說:“成績這麼優越的學生,而不讓他留學,還辦什麼教育!”傅斯年有驚無險,最終過關。出國留學前,北大校長蔡元培書陸游《初發夷陵》詩“山平水遠蒼茫外,地闢天開指顧中”相贈,勉勵他在學問上豁然開朗、開天闢地。

傅斯年樹大招風,何止留學遇險,校內外都有非議。“平日任氣使性,不知人情為何物,故獲怨於人者尤多”,匿名恐嚇信就收到兩三封。“自《新潮》出版,波瀾層生,即同學中非之恨之者亦復大有人在。”段錫朋曾對傅斯年、羅家倫說:“二兄持新文學,反對之者引為眾的。”

他還常被謠言中傷。有人聲稱,傅斯年、羅家倫被安福俱樂部收買,陳獨秀、胡適對此很氣憤,分別為北大出眾的學生闢謠。胡適在《每週評論》上寫文章公開駁斥:“安福部是個什麼東西?他也配收買得動這兩個高潔的青年!”

“新潮”湧動,愛深責切

1919年1月1日,傅斯年主編的《新潮》出版,是《新青年》最堅定的同盟軍。

《新青年》《新潮》被保守人士視為“非聖亂經、洪水猛獸、邪說橫行”。這兩份分別由北大教授、北大學生主辦的雜誌,近在咫尺,相互呼應,同仇敵愾。在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中,傅斯年寫了許多文章,傳播自由思想,支持文學革命,評論社會問題。他先於同輩青年啟蒙覺醒,懷著強烈的人文關懷,批判傳統糟粕,批判殘酷現實,奔騰於時代浪潮之尖,不僅成為公認的學生中的意見領袖,而且顯露出未來學術領袖的精神氣質和風範。

為什麼反對舊文學、擁護新文學?他緊扣一個“人”字:“我們所以不滿意於舊文學,只為它是不合人性、不近人情的偽文學,缺少‘人化’的文學。我們用理想上的新文學代替它,全憑這‘容受人化’一條簡單道理。”

他抨擊我國漢朝之後的文學,“義貧而詞富,情寡而文繁,炫耀博學,誇張聲勢,大而無當,放而無歸,瓠落而無所容。”又從“人”的視角分析,我國自明中葉以來的文學復古,導致“文學與人生不免有離婚之情,而中國文學遂成為不近人情,不合人性之偽文學。”

中國傳統文化難免有“糟粕”,例如鼓吹專制、壓抑個性、培養奴性。新文化運動是個性解放的運動,傅斯年在《〈新潮〉發刊旨趣書》中就主張個性自由、人格獨立。“以為群眾不宜消滅個性。故同人意旨,盡不必一致”,倡導青年學生“為未來社會之人,不為現在社會之人;造成戰勝社會之人格,不為社會所戰勝之人格。”

年紀輕,易衝動,思想難免激進糾結。1918年11月4日,傅斯年寫《萬惡之原》的文章,語不驚人死不休,斷言中國家庭一無是處,是“破壞個性的最大勢力”,是“萬惡之原”。因為中國的家庭教育孩子“服從社會,好來賺錢”、“戕賤人性”、“奴隸生活”。也許他有包辦婚姻失敗的切膚之痛,文末鼓吹解決的辦法:“獨身主義是最高尚、最自由的生活,是最大事業的根本”。

愛之深,責之切。傅斯年對中國傳統文化如此猛烈、激進的炮轟,不是不愛,反而是愛得太深、太重、太苦。他的多年同事李濟分析,傅斯年創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動機,“幫助他推動這一學術事業的真正的力量,還是一個‘愛’字。因為他愛中國及中國的文化”;“他提倡新文化,正是要扶植舊文化裡好的、燦爛的及有益全體人類的一面”。傅斯年以畢生的精力,追尋和弘揚中國文化的長處,診斷和反省其短處。

這種表面矛盾、內核真摯的“愛深責切”情結,在新文化運動的風雲人物中廣泛存在。經歷五四運動洗禮的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對探索實踐弱國復興、社會公共領域有強烈的自主意識,試圖通過自我救贖,再實現社會與國家救贖。胡適曾表白他們的共同心跡:“我們提倡自責的人並非不愛國,也並非反民族主義者”;“我們正因為愛國太深,故決心為她作諍臣,作諍友”。

1958年5月4日,臺北“中國文藝協會”紀念五四運動39週年。胡適在演講中稱讚創辦《新潮》的傅斯年、羅家倫、顧頡剛,是“北京大學那個時候最成熟、最高材、最有學問、有知識、有見解”的學生。

清結舊賬,開闢“新路”

王汎森獲得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學位的英文論文是《傅斯年:中國近代歷史與政治中的個體生命》,第五章、第六章分別以“五四精神的負擔”和“一個五四青年的晚年”為題,並在“結語”中將傅斯年後半生定位為“一個五四青年的失敗”。

所謂“五四青年的失敗”,其實是矛盾、掙扎、探索。並非傅斯年的個案,更是群體的宿命、時代的悲劇。傅所處的時代,先是外魔覬覦,晚清無能,喪權辱國;繼而軍閥混戰,爾虞我詐,生靈塗炭;隨後日寇入侵,狼煙四起,山河破碎;接著國共內戰,兩岸對峙,敵意難消。

此時中國受盡百年凌辱(1840年-1945年),被外國貶稱為“東亞病夫”,幾乎失去自我淨化、自我生存能力,迷茫處於微弱星光下的命運十字路口:從哪裡來?向何處去?未來還有光明嗎?需要一個簡潔、有力、生機的答案,需要優秀知識分子首先作出判斷和選擇,需要方向感、節奏感、分寸感,需要想象力、爆發力、持久力,這幾乎成為中國知識分子不堪承受之重。

傅斯年既經學功底深厚,又狠批傳統文化;既個性張揚,又尊師重孝;既擁護全盤西化,又強烈愛國救國;既要自由主義之民主,又要社會主義之平等;既傳播西方啟蒙思想,又為俄國革命叫好甚至嚮往。“困窘、歧異和矛盾在傅斯年的思想和著作中非常顯著。他被冠以‘一團矛盾’的諢名”,“同時集破壞者和建設者於一身”。

關於五四運動的領導權長期有爭論。學生中的意見領袖和自由主義領袖認為,五四運動是自發的、無計劃的,無政治勢力策劃,與政治派別都沒關係。1946年8月,傅斯年在《漫談辦學》中披露,“我深知其中的內幕,那內幕便是無內幕。”羅家倫證實,“當時五四的發動,完全出於青年純潔愛國的熱情,絕無任何政黨和政團在後面發縱指使。”

五四運動24週年、25週年,傅斯年連續寫紀念文章反思。1943年,他認為,這個運動的現實價值,是“巴黎和會上中國未簽字”、“為顛覆軍閥之前驅”;這個運動的歷史價值,是“為‘文化的積累’留下一個崖層”。五四運動徹底檢討中國文化,引進西方文化,“在今天看來,不少太幼稚的話,然其動盪所及,確曾打破了袁世凱段祺瑞時代之寂寞”;“今天說‘科學與民主’,也不算是過時罷?”

1944年,他清醒地說:“整個運動的成就上,所以消極方面的成就比積極方面的多”;“若有人今天依舊全稱的、無擇的謳歌‘五四’,自是犯了不知世界國家演進的愚蠢,其情可憐。”他一方面承認當年“感情策動之下,必有過分的批評”,另一方面也為此辯護:“激流之下,縱有旋渦,也是邏輯上必然的,從長看來,仍是大道運行的必經階段”;“與其自信過去,而造些未曾過的歷史奇蹟,以掩護著誇大狂,何如自信將來,而一步一步的作我們建國的努力?”在急劇動盪的時代中,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移植新學術、新思想時的“兩難”無所不在。

時間公正,人心柔軟。政治鬥爭的濃霧慢慢淡化,“零和”不再受推崇,扭曲的真相逐漸復原、清晰。傅斯年、魯迅這兩位新文化運動的主將,雖然因交惡分道揚鑣,但用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文章中強調兩遍的一段話,評論傅斯年在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之後作為思想家、教育家對青年學生的良苦用心頗為貼切:“自己揹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先知先覺的傅斯年,手執思想的火把,“一面清結舊賬,一面開闢新路”(魯迅語),上下求索,踟躕而行。

恢復民族的固有道德,誠為必要,這是不容懷疑的。然而滌盪傳統的瑕穢,亦為必要,這也是不容懷疑的,假如我們必須頭上肩上背上拖著一個四千年的垃圾箱,我們如何還有氣力做一個抗敵勞動的近代國民?如何還有精神去對西洋文明“迎頭趕上去”?——傅斯年《“五四”二十五年》(原載重慶《大公報》,1944年5月4日,“星期論文”欄)

□葉勝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