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全国性洪涝雨洪灾害的年份。也就在这一年，逐鹿纷争尘埃落定，新社会改朔定鼎。由此，一批怀有不同立场的人物，仓皇辞庙，挥别故土，最终归骨于“田横之岛”。
晚年在台湾的胡适。大摄影家郎静山所摄、胡适题字并钤名印
在这群人中，论文化人，最有名的，当然是当时作为知识分子精神领袖的安徽绩溪人胡适。
胡适属于一生都很开挂的现代史人物。位高德重，从27岁进北大作教授开始，就古道热肠助弱扶困，号称学界“头号老板”。可他离开大陆流亡美国那八九年，不要说帮助别人了，自己的日子也不好过。
1949年，他58岁。他的父系祖辈似乎都不长命，其父胡传就只活了55岁，所以此时的胡适，似乎对生命随时终结、特别是家国随时倾覆早有准备，在文章与日记中屡屡谈及。他还说，“美国人来了，有面包，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无自由.........；而他对蒋氏王朝也失望透顶，所以一旦面临选择时，他决然左右都不靠、陆台都不留不去。那年4月6日，风萧萧中他从上海坐船，漂泊到了美国。
新婚前后
这位前北大校长、前驻美大使，暂时卸掉了一身荣华，至此过起了自力更生大学领薪，完全寓公流民式的数年异国落魄生活。
美国一呆，就是九年。住在纽约八十一街公寓大厦。他原信心满满地以为可以出任哈佛一类的汉学教授，但似乎那些洋学者不希望他去抢饭碗，暗中杯葛。所愿不遂，只好到普林斯顿大学应聘为一个小图书馆的馆长。名为馆长，其实不过类似大学科系资料室的主管而已。
在美国近十年间，他内心很压抑，给友人信中说“精神上十分痛苦”，过去从来不用考虑的经济压力一下子也摆在眼前。那时的他，一家五口，分居四地：自己夫妇在美国，大儿子胡祖望远走泰国，儿媳曾淑昭在台北，小儿子淹留北平；此前虽然收入特高，但是花钱大手大脚，还经常资助别人，并没多少积蓄，夫妻俩又年老多病，经常要卧床，治病的费用支付都很苦难；以往的佣人也请不起了，凡事都要自己动手，经常一人在家看书，水开忘记，导致浓烟满室。
驻美大使期间的胡适，为抗日竭力奔走
后来，我读胡颂平《胡适之先生晚年对话录》、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及1948年以后的《胡适的日记》，很多大道理大事件都忘记了，唯有两件事感慨最深：他的老妻江冬秀吃不惯西餐，加上经济困难，就自制很多腊肉、梅菜干、咸鱼之类，在阳台上晾晒，有些味道，邻居啧有烦言。胡适心中不安，一次最盼着老妻外出看戏，把这些东西全扔了；还有一件，就是他从不带钱，带了也记不住，江冬秀就想了一个法子，每晚都给他领带内夹带个两美元，这样胡适每天上下班就可以买票了，胡适为此还很得意，青年学者唐德刚采访他，他还把这件事专程告诉他，呵呵大笑。
胡适与江冬秀夫妇
这两件虽然都是晚年琐细小事，但是反倒更能看出很多东西来。比如，胡适为人的自觉和温和，是不论穷达，至老弥笃的；而他晚年生活的困窘，那领带上用来挤地铁的两美元，似乎也都是每天的暗示吧。
1957年8月，台“中央研究院院”公开投票选举,公推胡适出任新院长。蒋氏不好“违背民意”,而胡适在美也确实生活艰难，思国心切，于是在1958年4月，他终于与梅贻琦一起返台。
他回台后，立即就任中研院院长，并长期兼任政府清闲部门的要职。他自知余生不多，而在台的那些知识分子和“旧部”，也终于等来了他们的“精神领袖”，双方一拍而和，准备大干一场。
归国
晚年在台的胡适，他最大的心愿，也是着手进行的事情有两大件：一，促进学术、文化、科技的独立与繁荣，并竭力扶持年代一代得力人才，拟定出了诸如《国家发展科学培植人才的五年计划的纲领草案》等要领，为日后台科技与经济发展迅即 、跻身亚洲四小龙奠定了基础；二，利用自己的身份与威望，努力保障言说自由，倡导民治，对蒋氏父子多有直接或幕后的抵制，反对蒋介石“违宪”连任“总统”,并支持组建“反对党”。在政治上，他最终的目标和希望，是可以实现国家全面的“宪政主义”，让专裁自己在阳光下破灭。
可惜，那样的环境，他这样的想法，无异于异想天开，也完全是与虎谋皮，基本是以黯然神伤告终的，但是他也为后来台湾的民主化进程埋下了火种。
那时的他，境况改变了，但生活还是非常简朴，完全是一个清贫书生学者的状态。
他似乎更加急切地预感到生命无多，全身心地扑在工作。白天，各种见客、开会、演讲；到了晚上，他常年熬夜的习惯的也没有改变，晚11点过后，“才开始阅读、写作、处理公务，常至凌晨三四时”。他年轻时起每天都只是休息四五小时足够，我还记得在《胡适口述自传》书，他似乎还跟唐德刚说过，一个人每天睡觉超过五小时都是懒人的话。晚年的胡适，物质生活还是随意，唯一的“奢侈要求”，就是穿的皮鞋“必须用上好的皮革定制”——他对个人形象的在意是自少及老的。
离世
那时的大陆，批评他的风气很猛烈，很多过去的师友对他攻击起来犹如寇雠。但胡适毫不在乎，心理似乎未受太大的干扰，只是很痛心“连不说话的自由都没有了”。好在孙子胡复出生了，也随父母回到了台湾，胡适享受了一种天伦之乐。每周日，空闲的很多时间，他都陪着孙儿嬉闹，一起折了很多纸玩具，还频频对着三四岁的孙儿道歉，说是自己太笨什么的，一脸无奈。可万事都不是完全顺心的。他的晚年，最大的痛苦，可能是来自小儿子胡思杜“畏罪上吊自杀”的消息。1958年5，他其实已从“泛亚社”香港来电中胡思杜身死消息了，还是差点一头栽倒地下。但他此后没有再提及，大概是拒绝相信吧，死后的遗嘱还说到胡思杜的安排。
就这样，他逐渐走到了生命的终点：1962年2月24日，在中研院酒会上，胡适在大家注目下，发表他人生最后一次讲演后，心脏病猝发，倒地身亡，就此离开了人世。他没有留下什么话，但可以想见，在那秋风透窗的上午，这位安徽人走的十分安静，却又带着许多无法说出的恨事........
季羡林拜祭
他死后，除了藏书，身无长物，几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他的老妻江冬秀也许是怀念吧，此后每每对着儿媳“抱怨”：“适之帮助穷书生，开启支票来活像百万富翁，待我如穷措大”。
但是，所有人也知道，在现代中国故事中，即便有太多沧桑与绚烂都已经随风飘逝，但“我的朋友胡适之”这句话，已经是永恒的文化流言，有着古老亘新的味道与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