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挑选秘书，尤其是政治秘书，不是为了替他端茶提包，而是要他们真正成为自己的左臂右膀。因此，毛泽东的秘书必须是高水平的、在某一个领域有独到造诣的。比如田家英，他的文史知识非常深厚；比如陈伯达，他的理论水平非常高超；比如胡乔木，他的文字功底非常扎实。把他们三个人放在各自的领域内，也是完全可以独当一面，自成一家的。
胡乔木是在1937年7月从上海来到延安的。他多年从事地下党的工作和学生运动，但对秘书工作有些摸不着北，不知道该干什么。恰好这时毛泽东正在审校《六大以来》的清样，胡乔木就主动提出来做校对。他做过编辑，校对起来毫不吃力。不但纠正了文件中的错别字，还更正了不少误印的地方，让毛泽东很满意。
校对《六大以来》，对胡乔木来说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胡乔木虽然在1932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但他对中共早期历史、特别是1928年6月中共“六大”以来党内高层斗争的内幕知之甚少。《六大以来》收集了“六大”以来的500多篇重要文件，胡乔木在校对时，第一次系统地了解了这些历史，第一次系统阅读了毛泽东的许多著作，为他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1年5月16日，一份非常重要的报纸——《解放日报》在延安问世了。这份由《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而成的新报纸，是以中共中央机关报的身份出现在世人眼前的。《解放日报》首任社长是博古，即秦邦宪，他曾担任中国共产党实际最高领导人，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长达4年。遵义会议后被张闻天取代，逐步退出中央核心领导层。博古在担任《解放日报》社长后，干劲十足地提出，要每天发一篇社论。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博古约请了许多中共中央的负责人来撰写。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也在约稿之列。从第一篇《救救大后方的青年》开始，胡乔木显示出了他写作政论文的特长：观点独到，文笔老辣。《解放日报》的编辑也很喜欢这样的作者，便“抓住”他不放，不断约他写稿。在那段时间，胡乔木在《解放日报》发表了58篇社论，在延安声名鹊起。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更多的工作还是帮助他整理各种讲话。毛泽东写文章从来不要别人代笔。但他经常外出发表讲话，需要经过整理、润色后公开发表。胡乔木在整理毛泽东的讲话时，既极力尊重毛泽东的原意，又充分发挥自己笔杆子的作用。毛泽东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胡乔木根据现场速记员的记录整理出来，经毛审阅修改后正式发表于1943年10月19日的《解放日报》。
新中国成立后出版发行的《毛泽东选集》（1—4卷），曾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之一。“毛选”是毛泽东的个人作品集，一般不会收入他人作品。但在《毛泽东选集》第3卷中，有一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绝无仅有的例外。这篇文章并非毛泽东手笔，而是胡乔木等人的大作。
为即将召开的党的七大做准备，1944年5月，由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主持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教训。起草工作历时一年，数易其稿。期间，毛泽东亲自参与进来，对这篇重要文件进行字斟句酌的修改。最后，该文在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秘书，胡乔木参与了文件的起草、修改和定稿全过程，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后来的1971年夏天，毛泽东在南巡广东时曾对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表示，“胡乔木曾为中央起草了许多重要文件。《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别人搞了几个月，没有搞出头绪，他一写，就写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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