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为何会堕落成汉奸?

轩辕境飞


周作人的兄弟便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周作人本人的名气其实也是很大的,周作人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巨匠,有人认为他的文学成就和鲁迅是不分上下的,但是他和鲁迅最终走的路线却是截然不同的,周作人在中日两国战争期间选择了做一个汉奸,这样的人自然是被人所唾弃的,只要提到周作人基本是骂声一片。

那么按理来说周作人这样的人有名气,有文化,并且接受了许多的新思想,他怎么最终会堕落成一个汉奸呢?周作人在早年间受到国内新学风潮的影响,他进入了江南水师学堂,在里面学习了六年,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学的东西全部都是英文的。

周作人后来和鲁迅等人一起去日本留学,周作人在日本足足待了五年之久,在这期间他学习了很多先进的思想,同时也接受了不少日本人的思想,周作人非常喜欢日本的文化,纵观周作人的一生,他研究了日本文化五十余载,他真正的学习到了日本文学的精髓。

其实仔细去看看周作人的文章,如果有懂文学的人就会发现,周作人的文章字里行间,都透露着物哀美,这是日本文学的精髓,周作人在散文方面的造诣是非常高的,周作文的散文风格非常接近日本。北平沦陷之后,很多人都选择南下,文学家们更是大批南下,这个时候的周作人是北京大学的教授,他选择了留下来。

时隔一年周作人当上了汉奸,周作人这个人不喜欢漂泊,他选择留下来,周作人其实对中国的前景不看好,他曾公开发表过一个言论大致意思就是中国不可能战胜日本,所以他选择了投靠日本人。周作人的夫人是日本人,根据记载来看,周作人对妻子是唯命是从,所以说周作人当汉奸肯定有这个女人的因素。假如说,周作人没有当汉奸,想必他现在的地位和鲁迅是不相上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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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是鲁迅的亲弟弟,在鲁迅家族三兄弟里排名老二,还有一个弟弟周建人。周作人是中国著名的散文家、思想家、评论家,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说周作人是汉奸,主要是他是在北平沦陷后,留在了北平,在汪伪政权中出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后来又担任汪伪政权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这是都是他一生的污点,被世人诟病。其实周作人留在北平也是有原因,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授意让他留下来看管校产,和他一起留下的还有其他三位教授,其他三人都离汪伪政权很远,没有变节。偏偏是周作人卷了进去。但是周作人也是有一些善举的,他在汪伪政权下也保护了一批国民党地下党员。



周作人投靠日本人,也是有原因的,他娶了一位日本太太,叫做羽太信子。这个太太对周作人的一生命运起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一个普通的日本女人,没有什么高度和见识,花钱如流水,贪图享受,虚荣心很强,而且在家里又很彪悍,周作人的脾气比较懦弱,意志薄弱,在家里不是太太的对手,无法做主。首先是她闹腾得周作人与兄长鲁迅决裂;也是她的原因,周作人才接受了汪伪政权的任职,获得各种优厚的待遇,这也让他背负了汉奸文人的骂名。


所以妻子对于一个丈夫的影响是很大的,同样的日本妻子,苏步青教授的妻子松本米子就贤惠很多,她为了苏步青,没有和日本家族有过什么联系,也谢绝了日本领事馆的各种邀请,就算是父亲临终也没有回国探望,过着简朴的生活,成就了苏步青的一世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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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在法庭上的一句“我是被日本人一枪吓的”的辩解,看似荒缪可笑,但实际上不仅免了他的死刑,而且还说去了他成为汉奸的真实的原因。当然,这只是一个方面,他之所以成为汉奸还有一个日本的败家老娘们也功不可没。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周作人是如何一步步堕落成汉奸的。

周作人何许人也?周作人,他哥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原名周树人),他自己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曾经也北京大学的教授,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总之他就是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了。对了,他还娶了一个日本老婆,这个日本女人可有本事了,撵走了鲁迅和周建人,搞得周家鸡犬不宁,并且与他落水有着莫大的关系。

一起神秘的枪击案,把他吓破了胆。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而周树人的日本老婆不远南迁,于是周树人被学校留下看守校产。但是好景不长,在北平沦陷后,由于周树人的名声在外,被日本人盯上,请让出山任日伪政府教育督办一职,他当时也担心日后被骂汉奸,对日人婉言谢绝。但1939年的,一个自称周作人的学生闯入他家,直接给了他一枪,好在他命大,没有game over。枪击案后,日本宪兵进驻周家,他被这次枪击吓破了胆,惶惶不可终日。

他的日本败家老娘们在他的落水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枪击案后,他的日本老婆羽太信子对周作人说:只有跟日本人办事才能活命,即使你不为日本人办事,有了一个我这样的日本妻子,一样会被人骂成汉奸的,何不随大流。就这样在周作人在被吓破了胆的情况下,再加上羽太信子的劝说,他就走上歧途。

1945年,日本战败后,周作人被以汉奸罪名逮捕,后来他在在法庭上辩解:“我是被日本人一枪吓的,我周作人也是身不由己,但我没有杀过一个人,为何一定要判我死刑?”,当时的法庭庭长陈珊严厉地说;“住口,你确实没有刀杀人,可是你用无形的刀杀害的国人何止千千万万?你为侵华日军修改我们的教科书,一次奴化教育毒害国民,这远比用刀杀人还要厉害百倍!”

最后,周树人本被判为死刑,后开在他的友人和学生的帮助下,做了几年牢,就出来了。建国后,一直从事翻译工作。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下地解手时突然发病去世,享年82岁。好人不长命,坏人活千年。各位,你们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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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中国近代史上的文人墨客,周作人这个人大家都非常熟知,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字星杓,浙江绍兴人,中国近代著名评论家,散文家,思想家,翻译家,文学理论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周作人先生是我国近代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周树人)先生的弟弟,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周作人还有个弟弟叫周建人。

那么这样一位才华横溢,饱读诗书 ,文笔非凡的大文豪为什么会堕落成汉奸的呢?


据历史资料显示,周作人其人虽然才华很出众,善于用文笔攻击人和事,但有些时候立场不够坚定,属于典型的书呆子气那种,缺少男子汉的英雄豪气,因此 ,被人迷惑思想严重扭曲,最终沦为汉奸,成了日本人的傀儡。

周作人误入歧途的主要原因,就是受他那个日本老婆(羽田信子)的影响,当年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作为一代文人墨客的周作人,被日本军的能力所折服,做为泱泱大国的中华民族竟然被小日本轻而易举的侵略,并且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周作人误认为日本的强大,觉得国民政府以无回天之力,加之日本妻子羽田信子的说服,于是这个伪君子彻底丧失了自己的道德底线,认贼作父,投靠了日本人做了汉奸。昔日的血性与正义感已荡然无存。



做为鲁迅先生的胞弟,于其哥哥相比,二人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一个是以国家利益前途命运为重的革命者,一个则是卖国求荣苟且偷生的伪君子。同是兄弟,差距如此之大,让人很是惊诧,真乃造化弄人。


多行不义必自毙,出来混总要还的,当了伪汉奸的周作人,后来被以汉奸罪被判入狱 ,解放后因病获释,1967年在北京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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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周作人最后会沦为汉奸,最大的根源就是那个日本女人—他的老婆羽太信子。

羽太信子强势不讲理还见钱眼开,为了霸占八道湾的房产,她怂恿周作人和鲁迅决裂,最终成功的把鲁迅赶了出去。而周作人虽说学问好才华高,可却是一个没有主见怕老婆的主,被羽太信子拿得死死的。


想当初没有遇到羽太信子之前,兄弟二人是如何的兄友弟恭,创造了周氏兄弟的文坛佳话。

可是,自从娶了这个日本女佣之后,周作人从对鲁迅的亦步亦趋慢慢变成了对羽太信子的唯命是从,致使最后竟然兄弟反目。

兄弟失和之后,周作人屡屡含沙射影的攻击鲁迅,充其量是政治观点不一致,也还算得上是内部矛盾。

这时的羽太信子闲着没事就去串掇朱安,传些鲁迅和许广平的闲话,周作人便在文章里说些什么“纳妾”、“陪姨太太”的酸话,还告诉大家不要上当,这俩口子一起上阵给鲁迅上眼药。


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文化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纷纷南下,而周作人却岿然不动,不用想也知道,这一定是他的日本老婆的主意。

周建人、胡适等人都写信劝他快点离开,可他却厚着脸皮以苏武自诩。周作人当时在日本、在中国都有一定的声望,他即使真心想做苏武,日本人也不许的。

1938年2月9日,周作人迈出了汉奸的第一步,他出席了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社在北京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接着,他出任伪职,提笔写文,在汉奸的路上是越走越远,十头牛也拉不回来了。

鲁迅说他“昏”,其实一个人昏点不可怕,可怕的是糊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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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们要给汉奸下个定义吧?汉奸至少也要卖国、卖民,汪精卫可以算汉奸,那么张学良算不算汉奸呢?你说周作人是汉奸,周作人卖国了?周作人卖民了?周作人积极宣扬大东亚共荣了?周作人主动出卖抗战分子了?如果说在伪政权或是日占区任过职的人就是汉奸,那未免武断了一些。

其次,周作人为何留下,很大一个原因是受到了蒋梦麟的委托,是为了北大而留守的,确实为了保全北大而做了很大贡献,这可以视而不见?如果没有周作人等留平教授,北大会不会就此消失?而在此期间周作人也没有做出什么汉奸行为,那么仅仅因为他出任日占区的北大校长,就认定他是汉奸?

第三,很多人都谈到“文人死节”的问题,那么我说说我的意见。塞林格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写到:“一个不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子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我想周作人算是这种人。如果日占区担任要职的人都是真正的汉奸,那么百姓的日子才真的苦,孔子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周作人虽不能使枉者直,至少能保护一些好人,死很容易,活着未必。

第四,看待周作人不要片面,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之一,周作人在一些方面是比鲁迅强的,避开这些不谈,只谈他在日伪政权任校长,这样的描述本身就带有误导性,是不对的。

希望你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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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性格的角度讲,这问题一万字可能也说不清楚;但从世俗现实的角度,这问题也就是三四句话的事。

还是从一些有意思的片段来了解下周作人这个人吧。

周作人生于1885年1月16日,他出生那天据说有人看到一个老和尚前来投生,这种说法让他的一生破有些宿命的味道。

生下来后,周作人几乎就是个不会哭的孩子,很安静,哪怕饿坏了也不哭不闹。他妈鲁瑞对他爸周伯宜说:“这孩子是耐性子,老大像我,他是像你的。”老大就是大周作人四岁的周树人,鲁迅。

幼年时,周作人身上发生过一件让人匪夷所思的事情。有一年他生天花,和不到1岁的妹妹瑞姑住在同一个房间里。没人能搞明白原因,一天,他突然恶狠狠地就去咬瑞姑的大脚趾,瑞姑经他这么一咬,不幸感染天花早早地夭折了,而他自己却很快痊愈了。

小时候的周作人,身子骨弱,不爱说话,把自己看得很轻,他的这种看轻自己似乎影响了他一生,一方面平和冲淡,一方面却也麻木冷漠。

因为是这种性格,周作人很长一段时间很依赖他大哥,依赖到亦步亦趋的程度。后来有了日本女人羽田信子,更严重,几乎成了这女人的“奴隶”。

十一岁时,周作人跟他大哥在三味书屋读书,后来转去江南水师学堂又读了六年。二十一岁时,跟大哥一起考取公费留学生,去了日本。

在日本,周作人就像个局外人,除了读书,事事置身事外,有人说他高傲的像“鹤”,周作人对这个说法似乎很接纳,20世纪50年代他一度还用“鹤生”作为笔名。

回国后,辛亥革命爆发。周作人依旧如此,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兴趣书。客观地说从他回国到五四,周作人是极具人文精神的,是开了新纪元的新文化领军人物。

这一点是无法抹杀。

但也总给人这样的感觉,他不选择时代,时代也不能选择他,他只属于他自己的世界。而当外面的世界侵占他那一方清净世界的时候,他既不远走,也不反抗,就静缩在他的方寸天地里。

他觉得自己不重要,因此也觉得自己做任何选择也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还在他所谓的世界里。

其实自1919年他的日本女人开始“主政”八道湾后,除去读书、做学问,周作人已经成了一个受女人摆布,进而又受时局摆布的轻飘飘的人。

跟大哥决裂其实就能看出他的没有立场,只要有个理由,他就可以随遇而安。

卢沟桥事变后,他的所作所为更是如此。北京大学撤离北平,有民族气节的教授基本都走了,有些名望的就留下来四个,时称“留守四教授”,周作人是其中之一。

这四位留下来的教授声称,他们只所以没走是受校长蒋梦麟委托,留下来看守校产的。

周作人落水当汉奸,此一点也是他日后拿来为自己开脱的重要说辞。

这是典型的文人式牵强附会,在内心深处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一个苟安之人,拿什么来看守,又有什么勇气来看守!

关于自己落水当汉奸,周作人还有一个说法也让人憎恶,他说,自己一开始没当,依旧是教书做学问,只是后来遭遇了难以承受的袭击恐吓,他才被迫去伪政府任职的。

这是发生在1939年元旦的一件事。当天有名学生来访,进门之后拔枪就打,所幸周作人当天穿衣较厚,子弹又刚好打在皮带扣上,他才没有受伤送命,但凶手跑了。

这件事在当时轰动一时,有说是日本人为威逼他干的,有说是国民党为了防患于未然,还有的说这是爱国志士的自发行动,想让他杀身成仁。

不管怎么说,这事对周作人冲击很大,最后他做出了选择,与日本人合作,先后出任了汪伪北大文学院院长、汪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等职务。

站在人性的角度,因此事承受不了被迫落水,可以给予局部的理解,但在局部理解的同时又总给人这样一种感觉,此事不过是周作人为下水刚好拿过来的一部梯子。

抗战胜利后,逮捕这一批战时落水的汉奸也是一出有名的大戏。戴笠飞赴北平后,1945年12月6日在汪时璟家大摆筵席,相请一众伪政府要员,据说宾主相谈甚欢。宴后,戴笠突然变脸,当场将嘉宾全部逮捕。当时,教育督办周作人因为不喜应酬没来,但这也不好使,宪兵队很快就去了八道湾11号。

敲门时说是查户口,但当时的周作人已经心知肚明,开门见到黑洞洞枪口的时候,他还是那个温和的样子,只说:“我只是个读书人,用不着这个样子。”

被逮捕后,起初是要杀他的,后在胡适等人的万般周旋下,他保住了命,只被判了十年。

周作人关于自己为何落水当汉奸的说辞有一大套,又是从受托的角度,又是从教育的角度,又是从对时局“负责”的角度,一如既往的那么冲淡,那么有让人厌恶的“道德感”。

在此只摘一句,不想多谈。

他曾辩解说,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样三四等的人,不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人愈弄愈糟。

每当读到这种辩解的时候,一种粗暴的想法总会冒出来,如果给这家伙用用刑,他还会有这样的“道德感”吗?

其实周作人落水的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受他那日本女人的影响。八道湾的周宅都变成羽太寓了,在羽太信子那里,这是她趾高气扬的时候,根本不是避险逃难的时候,所以她不可能跟着周作人南下,也不会允许周作人南下。更重要的,在八道湾,这日本女人说话有左右这些的分量。

第二个更俗,哪有那么多道德说辞,归根结底就是怕颠沛流离,过没钱的苦日子。留在北平,他和日本女人一家的富贵日子看的见,南下会怎样不敢想,也不愿想。

第三个轻易恐怕不会承认,就是对抗战没信心。

第四个可以说是根本,他那个性格,留下来落水他不会有负罪感。

林语堂曾这么形容周氏兄弟,一个极热,一个极冷。热可怕,冷尤可怕!


黑句本


周作人是鲁迅的二弟。抗战时期,他在北平当过汉奸。至于他为何要当汉奸,有人说是他日本妻子羽太信子怂恿的,也有别的说法,比如“俞氏三姐妹”之一俞芳就说周作人目光短浅,缺乏远见,贪图享受,经不住诱惑。周作人自己也多次做过辩解。

抗战胜利后不久,周作人就被收押了。在南京的审判庭上,他说过这件事,但重点不是为何要当汉奸,而是如何身在曹营心在汉。上海解放后,他给周恩来写过一封长信,继续为他的卖国求荣之举做辩护。他引经据典,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说明自己没有得罪民族。他写道:“若是得罪民族,则自己相信没有这意思,并不以此为辩解,这只是事实的说明罢了。”

1939年元旦,由天津中学生自发组织的“抗日锄奸团”派出三名刺客,他们闯入周作人的寓所,开枪击伤周作人。12天后,周作人决定接受伪北大图书馆馆长一职。在当天的日记中,他写道:“事实上不能不当。”大有逼良为娼的意味。既然迈出了第一步,就会有第二步。第二年底,周作人接替病故的汤尔和担任伪教育总署督办,成为伪政府的部级干部。既是汉奸,当然得罪了民族,可他却说自己没有这意思。不是这意思,又能是什么意思?

至于“七七事变”后留在北平的原因,在给周恩来的信里,周作人说了两条。其一,他家里有11口人,无法南迁,只能留下来;其二、北大校长蒋梦麟委托他和另外三位教授照看北大校产。这两个理由看似很合理,其实是经不起推敲的。蒋梦麟委托周作人照看校产是建立在周作人不肯离开北平的前提之下的,可周作人却把果说成了因,因果倒置。因为家里的人口多就不南迁就更说不过去,南下的北大教授,哪个不是拖家带口?

周作人或许也知道这两条理由缺少说服力,笔锋一转,谈起他在北平所做的“好人好事”。留平期间,他不仅有效地保护了北大的校产,而且起到别人无法起到的作用。比如,他营救过国民政府派到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六名工作人员。日本作家片冈铁兵更是指他是“残余敌人”。这本是片冈铁兵针对周作人所写的《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的评论之语,却被周作人当成救命稻草。在法庭上大说特说,给周恩来写信他当然也一定要提,就差把自己说成留在北平的“卧底”了,可当时的国民政府并接受周作人的狡辩之词。解放后,他给周恩来的那封信倒是起到了作用。


萧陶


周作人是鲁迅的兄弟,是近代非常有争议的一个人。当然,他和他兄弟鲁迅关系也不好,最后闹翻了。最严重的还是在抗日期间,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他居然还当过汉奸。1945年12月的时候,军统特意诱捕了周作人。根据《处理汉奸案例条例》,首都高等法院对其进行了判决。不过周作人一直是不服气的,为此上诉过,最后法院对周树人处以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十年,并且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予以没收。

周作人在抗日期间的确是担任过伪职,并且还不止一个。比如他担任的职位如下:

1.伪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学制研究会委员;

2.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3.伪北京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长;

4.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办;

5.为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

6.伪北平图书馆馆长;

7.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8.伪国民政府委员;

9.为华北综合研究所副所长。

在1941年,他以东亚文化协会会长的身份出访了日本。在这个期间,他还参拜了当时日本的靖国神社、明治神宫,甚至还亲自慰问侵华日军伤病员。

从周作人担任职务数量来看,当时周作人在沦陷区可以说算得上一个有名的人物。那么周作人为什么会走上汉奸这一条道路呢?其实历史上的读书人做汉奸都是类似的,通常情况下都是贪图自己的个人利益。然后,一步步自我麻醉,进行自我洗脑,最后深陷其中。这些人做了汉奸,甚至还能弄出一套自己独特的理论,比如汪精卫的“曲线救国”。

因为七七事变以后,北平非常有可能沦陷,当时的情况下北平的文化界、教育界的人士都纷纷南下。此时,周作人是无动于衷的。他的很多同仁都发现了这一点,所以纷纷劝说周作人南下,甚至有些还公开写文章“逼”周作人。所以周作人并非是没有办法离开沦陷区的,毕竟他不是普通老百姓。有些老百姓毕竟能力有限,没有办法离开沦陷区。

周作人自己给出的理由就是“家累重不能走”。但是周作人没有说出问题的关键,在兵荒马乱之中举家南迁是非常艰苦的,生活完全没有保障。这种情况下,老老实实呆在北平做个顺民自然要舒服的多。既不用担心生计,又不用旅途奔波。毕竟他妻子是个日本人,自己也对日本非常熟悉,加上自己在国内还有些名声,所以他是不大担心日本人的。

后来,他的所作所为也的确证明了这一点,他在沦陷区担任各种职务据说有十几个之多。当然,周作人自己是不这么认为的,他觉得自己做得事情是“文化救国”。换句话说,按照周作人所说的,他在沦陷区这些年,不仅无罪,反而有功。为了给自己辩护,周作人解放后还亲自写信给周总理,说自己没有得罪民族。

周作人正应该好好学习怎么“作”一个人。

对此问题你有什么不同的见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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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只能说周作人读书读死了,没有跳出来。一下说法只是做同情之理解,我的立场是鲜明的,反对汉奸,周作人纯粹是自作自受,完全没有半点冤枉的成分。

有首诗大汉奸汪精卫写的,慷慨过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如果汪精卫当年刺杀失败后,就这么死了,他现在就是谭嗣同一样的人物,只可惜寿长易辱,最后却成了大汉奸,任何为汉奸辩白的话语,都是苍白无力的。

周作人前半段是有功的,如同汪精卫,后期却做了汉奸,一个政坛一个文坛,他们两个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周作人读了很多书,知道历史兴衰,知道国破家亡,或许在他心里真的觉的,不管是老子居家统治还是满族鞑子统治,真的没什么不一样吧。历朝历代,这种事情见的多了,自然也就麻木了。尤其是明清之际,有大量文人留下大量作品,从不同侧面说明一个异族统治也许没那么坏。

最后家庭方面也有原因,因为妻子是日本人,周家三兄弟都去日本留过学,对日本还是有感情的。

周作人最后做了汉奸,他内心只不过是一个知识分子,但错了终究就是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