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紀50年代蒙古人出現在宋朝的邊境後，宋朝官員們應該已經認識到這些入侵者將會帶來的嚴重威脅，他們與之前進行搶掠的遊牧蠻夷是不一樣的。宋朝統治了中國300多年，它的輝煌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而蠻夷對中國的這次征服也將是前所未有的。宋朝的政治家們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也沒有真的思考解決之道。在過去的歷史中，宋朝人對外族入侵有著行之有效的解決辦法——與入侵的異族建立外交關係以換取時間，等待其他強大的外族軍事力量擊敗原先的入侵者。
13世紀的宋朝也是弊政叢生，內政問題並未得到良好解決，這為其自身的衰亡埋下了隱患。1234年蒙古滅金時，若以金屬貨幣為標準，紙幣價值暴跌，這使報酬由紙幣支付的軍民遭受了嚴重損失。為了減少流通貨幣中紙幣的數量，並穩定其市場價值，宰輔鄭清之於1235年提出每畝田地要加徵一緡會子（紙鈔）的田賦。此建議遭到代表大地主利益的官僚們的堅決反對，他們建議應向商人徵稅。所有這些企圖穩定紙幣票面價格的建議最終都無果而終，通貨膨脹率在1246年達到了天文數字般的程度。儘管多年的豐收還能使國家保持較高的歲入，但不可否認的是，災難性的影響正向宋朝經濟走來。但沒有人敢採取必要的措施改革貨幣制度，因為這個制度使得大量的財富集中在地主階級的手中。
蒙古圖片
為了供養宋朝龐大的軍隊，政府要求農民把他們的穀物出售給官府的糧倉，並接受紙幣形式的報酬。新任宰相賈似道（1213—1275）試圖改變穀物的售賣方式，以此來穩定糧食價格。他於1263年施行的“公田法”是一個對私人財富進行再分配以增加政府歲入的計劃。該計劃規定，國家將從擁有500畝（286500平方米）以上田地的私人手中收購農地，並將這些農地轉為公田，重新分配給無地的農民。這種對私人土地的購買近似於徵收，官員們也將根據其官階大小按比例分得土地。對所收購土地的賠償價錢依據土地正常出售時的價格而定，而土地的市場價格是按其每年繳納的賦稅額度來定。
在中國的封建歷史上，就鞏固國家財政、穩定紙幣價值、限制大地主擁有土地的面積、限制大地產者的經濟實力、應對日益氾濫的逃稅行為等問題而言，賈似道的改革最為激進，也最為破釜沉舟。他的改革措施施行了12年，直到1275年。宋理宗和宋度宗（1264—1274年在位）對此大力支持。但改革損害了支撐南宋危局的大臣們的經濟利益，他們強烈反對並大聲疾呼應當停止改革。1268年，蒙古人再次猛攻南宋，賈似道於此時身居宰執之位也算是他的不幸。假如他早些時候死去，中國的歷史學家可能會認為他是可與王安石媲美的傑出改革家。即使到了今天，考慮到當時南宋已大廈將傾，對他改革的功過是非進行評價也是極為困難的。
宋朝人
忽必烈於1260年成為蒙古大汗，他決計要征服南宋——這個被他視為強有力的對手激發了他重新統一中國的願望。但是他的騎兵還不習慣長江以南的寬大河湖、泥濘的稻田和潮溼炎熱的氣候。相較於在草原地區的戰鬥，對南方的進攻需要不同的後勤補給，採取不一樣的策略。為了確保攻宋戰爭的勝利，蒙古人需要有人輔助他們，尤其是對南宋風土人情極為熟悉的“脫宋者”。
這位蒙古新大汗也有內政方面的麻煩，他必須加以重視並解決。忽必烈當選大汗時遭遇到其弟阿里不哥的強有力挑戰，之後山東一位很有影響力的漢人軍閥李璮（死於1262年）發動了叛亂，忽必烈都一一平定了。他既需要在華北建立起有效的行政管理制度，以確保賦稅收入源源不斷地進入蒙古朝廷，也要考慮維持蒙古民族的種族特性和遊牧特性。和之前的女真人一樣，他也陷入了相同的困境中，而且這是個非常嚴重的問題。為此，忽必烈建立了一套類似於北宋的中央行政制度，但是在地方管理方面與漢人的系統很不相同。他把當時中國的人口分為三類：蒙古人，處於支配地位；中亞和西亞人，包括許多穆斯林，地位居於蒙古人之次；漢人，以及契丹人、女真人，地位最低。
忽必烈銅像
蒙古的戰爭攻勢始於1268年對漢水流域的樊城和襄陽的戰役。這兩座城池有重兵把守，是進入長江中游的咽喉要塞。宋朝官員王應麟（1223—1296）曾參加理宗皇帝的喪禮，他多次告誡度宗皇帝，宋帝國的安全很大程度上依賴於這兩座城池的得失。“事幾一失豈能自安？”他抱怨朝廷官員疏忽大意，當時沒有人願意討論前線的危急形勢。宋廷確信襄陽、樊城能經受得住敵軍的多年進攻，因為在1206年、1207年，金軍也沒能攻下襄陽。進攻者不僅需要水軍，更需要有熟練的攻城部隊來搭橋，以渡過又寬又深的護城河，攻破堅固的城牆。
除了蒙古人，忽必烈還徵集了漢人、波斯人和畏兀兒（Uighur）人補充陸軍，此外還僱用了高麗人和女真人為水軍。5000多艘船封鎖了江面，切斷了外界對被困城池的給養和增援。更可怕的是1272年，蒙古人掌握了穆斯林的圍城技術，他們建了一座又一座投石機，這種機器可以長距離地射出巨石，將城牆擊破，最終城池還是被攻破了。1273年1月，樊城被摧毀，10多萬守城軍民被屠殺。蒙古人把屍體沿著漢水堆積起來，面對這如同地獄般的慘狀，襄陽守軍毛骨悚然。
忽必烈
在防守了五年之後，襄陽城的宋軍守將呂文煥叛變投敵，他後來成為忽必烈的軍事顧問和戰將。1273年，襄陽的投降是為了拯救本城，免受可怖的屠殺。宋廷對此大為震驚，未來戰場的走勢已不在他們的掌控之中，宋朝的官員們在英雄主義、忠誠和宿命論之間徘徊不定。他們預料蒙古軍隊會順江而下直入南宋的核心地區。但出乎意料的是，大規模的入侵又被延遲到了1274年下半年。蒙古人先採取了兩次軍事遠征：1273年，派兵平定了高麗；1274年，征討日本。後來的事實證明，蒙古人對日本的征討帶來的是災難性的後果。
1274年8月12日，忽必烈對南宋宣戰，就在三週之前，宋度宗莫名暴斃。忽必烈把在南方的軍事衝突的責任歸咎於宋朝。度宗4歲的兒子趙晟（1270—1323）即位，其祖母太皇太后謝道清（1210—1283）——13世紀宋廷最著名的女性——宣佈垂簾聽政。
蒙古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