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琰昕弈
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发展越来越兴盛，然而也因此和中国本土宗教，政治，经济发展等产生冲突，再加上自身出现了诸多问题，所以酿成了大规模毁佛灭佛的法难。准确来说不是三次，而是四次法难。
第一次，是在北魏太武帝期间
太武帝原来是信佛的，但是后来在朝臣的影响下改信道家，接着改了年号，开启了与佛教冲突的序幕，不过这也与佛教本身的糜烂和内部的乱象有关，这一时期的佛教已经失去了修行的真实，变成了权力，欲望的幌子，所以招来灭佛运动。
第二次，是在北周武帝期间
佛教在这一时期蓬勃发展，造成大量社会问题。庙宇寺院广占土地，财富聚集，侵蚀国力。地方佛教集团在政治上与北周朝廷有抗衡之势。加之当时很多僧侣不遵守法令，因而北周武帝开始禁佛。
第三次，是唐武宗时期的“会昌法难”
唐武宗时期佛教寺院财富聚集，大量民众出家为僧为尼，造成逃赋役等社会问题。寺院土地积累广大却无需纳税，百姓供养僧侣，已严重侵犯统治阶级利益。所以，统治集团感觉到了佛教要动摇政治基础，必须要防患未来，及时铲除。
第四次，后周世宗
觉得佛教的风气不佳，没有真正的执行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的根本，所以排斥佛教，并且规定，要出家前必须会背诵经文，对寺院也进行管控，不允许轻易兴修寺院，只有被赐匾的才可以。
四次灭佛对佛教和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除了影响了当时的政治经济，及人民的生产生活外，对于佛教真正的本土化提供了一个重要的推动，对佛教的净化也产生了推动力，所以不能光从毁佛灭佛的宗教负面视角来看待，也应该看到其更广泛的作用，或许没有这些法难，佛教在中国会自己走向毁灭，而法难的产生是佛教的危机，也是一次重新繁荣的机会。
当然，这个在世俗有一套解释，佛门又有另一套解释！作为佛弟子我的解释自然是佛门的！
无论毁佛灭佛还是佛法兴盛，归根到底都是因果都是缘法！都是共业所致！
三次灭佛就是三次众生的共业循环，三次因果的循环，三次轮回的劫难！
可惜我没有这个修行，看不通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因果缠绕，但坚信世间的事情都逃不脱此规律！
盛唐豪歌李艺泓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灭佛运动总共有四次，一般将主持灭佛的四位人物并称为“三武一宗”。这几位统治者分别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因为前三位统治者的谥号或庙号均带有“武”字，因此统称“三武灭佛”。在解答导致灭佛运动的原因之前，我们可以先按照时间顺序回顾一下这三次灭佛运动的大致经过：
1、拓跋焘灭佛（446-452年）：拓跋焘即位时最初崇信佛教，后来受到周围近臣的影响改信道教、逐渐开始排斥佛教势力。446年，拓跋焘在长安佛寺内查出私藏的兵器和财宝、又见到佛寺僧侣多行破戒之举，于是便在重臣崔浩的请求下决定灭佛。446年3月，拓跋焘下令诛杀长安的僧侣，并让太子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佛教、摧毁寺院。不过，拓跋焘灭佛之举也招致了信仰佛教的鲜卑上层贵族的不满，此事也为拓跋焘日后被弑埋下伏笔。452年，宦官宗爱暗杀拓跋焘后，另立文成帝拓跋濬，佛教得以重新恢复。
2、宇文邕灭佛（574-578年）：由于此时宇文邕的年号为“建德”，因此这次行动也被称为“建德灭佛”。宇文邕统治初年，北方佛教势力的迅速膨胀已经极大影响了国家的财政和兵源、成为威胁北周统治的一大隐患。为了削弱佛教势力，宇文邕曾多次召集百官和宗教人士进行辩护、以营造舆论优势。574年，宇文邕下定决心下诏禁止佛教、命令僧人还俗，并没收寺院财富充入国库或分给臣下。宇文邕的灭佛运动较为彻底，他几乎消灭了华北地区的佛教势力。这次灭佛运动也推动了印度佛教的汉化、断绝了佛教干预皇权政治的一切可能，因此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深远影响。
3、唐武宗灭佛（842-846年）：由于此时唐武宗年号为“会昌”，因此这次行动也被称为“会昌灭佛”。与拓跋焘类似，唐武宗也崇信道教、对佛教十分厌恶。加上地方佛教势力的过度膨胀，导致国家的兵源、劳力和收入均有减少，佛教势力已逐渐成为中央政府的威胁。于是，唐武宗在宰相李德裕等人的劝说下，下诏废佛，勒令冗余的僧人还俗、毁灭佛寺佛像，并没收寺院非法侵占的土地和财富。唐武宗的灭佛行动也较为彻底，对全国的佛教势力造成了严重打击，甚至连摩尼教、景教都遭波及。讽刺的是，唐武宗最终却死于崇信道士：他为求不老，服用道士进献的仙丹而崩，年仅31岁。
此外，周世宗柴荣的灭佛运动（显德灭佛）也值得一说。与上面三位不同的是，柴荣其实对佛学颇有研究、他本人也信奉佛教，承认佛教的社会价值，只是对当时风气败坏的佛教势力感到十分不满。从955年开始，柴荣陆续下诏要求关闭寺庙、严格限制出家条件，为了增加财源，他还将寺院的铜佛像收缴用以铸钱。显德灭佛同样取得了可观的成果，全国境内共有3万多所寺庙被关闭、还俗者6万余人，新铸的铜钱也促进了后周经济的发展。司马光对周世宗的灭佛运动也持肯定态度：“不爱己身而爱民，不以无益废有益，周世宗算得是仁爱明理之人。”
1、信仰因素：宗教信仰的差异，会导致统治者从思想上反对和抵触与其信仰不符的其他宗教，进而对异教徒采取打压行动。道教与佛教之争，就往往导致统治者对佛教势力的打压。对拓跋焘和唐武宗而言，他们的道教信仰便是促使其下令灭佛的影响因素。
2、政治因素：从根本上说，灭佛运动的实质是皇帝从佛教势力手中恢复对民众的主导权和影响力。在佛教发展的过程中，各大寺院由于获得了大量金钱、田地和特权，逐渐发展为能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力量，出家人甚至可以依靠寺院权势胡作非为。这样一来，寺院政治影响的扩大显然会导致国家法度不行、政府权威受损。因此，灭佛运动有助于维护皇帝和政府的权威，也是维持法律体系正常运作和社会治安的必要手段。
3、经济因素：由于寺院经济的过度发展和佛教势力享有的特权（免税、免徭役），男子为逃避徭役大量出家，大量国家财富也因此向寺院转移，一些寺院甚至还会私自铸钱放贷，极大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劳动生产。这些不从事生产也不交税的出家人数量过多的话，显然会成为社会的巨大负担，并且助长好逸恶劳的不良社会风气。灭佛行动则有助于改变财富垄断于寺院之手的局面，恢复社会经济和生产秩序。
4、军事因素：如上所述，成年男子大量出家为僧既导致了劳动力的损失、也导致了兵源的减少和武备废弛的状况，难以满足维护国防的需要；另外，宗教势力的过度膨胀也侵吞了军队所需的国有土地、损害了军事贵族的利益。灭佛行动则可以恢复兵源、协调军事贵族的利益，有助于维持国家的安全形势。
平田君Bellatores
中国佛教史上曾有“三武一宗之厄”。
佛教起源于古印度迦毗罗卫国（今尼泊尔境内）。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佛教徒也像奔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战士和商旅一样为自己的信念而四处奔走，目前史学界公认的说法是大约在公元前后佛教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不过由于当事正处于西汉、新莽、东汉三朝更替时期，人民流离失所朝不保夕，佛教未能在中原得到什么发展。直到汉明帝时期曾梦见一高大的金人，头顶上放射白光，降临在宫殿的中央。汉明帝正要开口问，那金人又呼的一声腾起凌空，一直向西方飞去。梦醒后百思不得其解。第二天朝会时他向群臣详述梦中所见，大多数人都不知其由。后来他有个博学的大臣说那可能是西域的佛陀，明帝听说西域有神，其名曰佛陀，于是派使者赴天竺求得其书及沙门。天竺僧人到达东汉都城洛阳后在此修建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洛阳白马寺，至此开始了这个宗教向中国传播的历史。
作为外来宗教的佛教在中国境内的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和中国本土文明发生了冲突，尤其是和中国原生的道教产生了激烈的竞争关系，两家常为争夺信众而发生摩擦。与此同时佛教提倡众生平等理念，凡出家之人不再礼拜侍奉君王父母，这就对构建在三纲五常基础之上的专制政体构成了一定挑战。佛教寺庙还享有免税、田地、女婢、奴隶等特权，这就使朝廷失去了相当数量的赋税和兵源，对国家经济和国防体系造成了挑战。可以说三武一宗的灭佛运动并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这种长久积累的矛盾的集中爆发：
公元438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下诏：凡是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律还俗服兵役，试图以此扩大国家兵力来源，保持北魏对南朝、柔然的军事优势。446年北魏朝廷在长安佛寺内查出私藏的兵器和财宝，与此同时佛教势力已然渗透到北魏官场内部，表现出日益强烈的政治倾向，这时的和尚们不再尊奉佛教戒律，而是积极插手政治，成为北魏国内一股强大的政治暗流。446年3月拓跋焘下令诛杀长安的僧侣并在全国范围内废除佛教、摧毁寺院，同时他自己带头改变了鲜卑拓跋部族时代信佛的传统，改信寇谦之的天师道。在打击佛教的同时道教徒开始加大对拓跋焘影响，这就令拓跋焘对佛教更为厌恶。拓跋焘这次灭佛行动遭到了信佛的鲜卑贵族的暗中抵制，甚至连太子拓跋晃也故意将废佛的诏书延期宣布，使远近的沙门闻讯逃匿获免，佛像、经论亦多得密藏。经过太武帝拓跋焘这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打击后北魏境内的寺院塔庙无一幸免于难，452年北魏文成帝拓跋濬继位后下诏复兴佛教。
北魏文成帝拓跋濬下诏复兴佛教后佛教势力进一步膨胀——不仅极大地威胁到国家的财政和兵源，冀州沙门法庆甚至在公元515年聚众造反。尽管法庆身为佛教徒，但他自比为新佛出世，贬斥之前已形成的佛教体系，所以他所到之处即毁寺、杀僧、焚经、烧像，招来了僧俗各界的共同打击，尽管北魏官军平息了法庆之乱，但也就此对佛教势力开始有所警惕。北魏正光年间（公元520－525年）全国的佛寺已达3万之多，僧、尼数目则有200万之巨，约占全国总人口数的十六分之一的人口都已遁入空门，这对国家经济和军事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到了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年间（572年3月—578年3月）开始对势力日益膨胀的佛教动手了：573年十二月刚在前一年诛杀权臣宇文护而将朝政大权收归于己的周武帝宇文邕召集道士、僧侣、百官讨论佛、道、儒三教的问题，明确了“以儒为先，道教为次，佛教为后”的次序，这次排序实际上是为大规模的排佛灭佛行动做准备。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五日周武帝正式下诏罢黜沙门、焚烧佛经。建德六年（577年）北周灭北齐后又在原北齐境内推行灭佛政策：毁寺4万，强迫300万僧、尼还俗。正是这次灭佛行动导致源于古印度的佛教开始向融入中华文明的汉传佛教的转型，此后佛教在中国失去了干预政治的一切可能。
周武帝宇文邕死后不久佛教势力又发展壮大起来，尽管此时的佛教已失去了干预政治、挑战专制皇权的可能，但其发展规模仍对国家经济和军事构成影响。隋唐时期国力一度相当鼎盛，同时这时的中国保持着开发进取包容的精神，这一时期佛教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和当时朝廷的扶植政策有一定关系：隋文帝、唐太宗、武则天都为佛教的发展大开方便之门。然而安史之乱后大唐王朝江河日下，地方上出现藩镇割据的现象，这些割据一方的藩镇不向朝廷缴纳贡赋，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开始日益枯竭，不得不开始打起佛教寺庙的主意。与此同时以韩愈为代表的儒家学者视佛教为夷狄之法而大加贬斥。公元840年信奉道教的唐武宗李炎登基后勒令冗余的僧人还俗、毁灭佛寺佛像并没收寺院非法侵占的土地和财富，事实上这次废佛之举并不完全只针对佛教，而是安史之乱后已失去盛唐时期开发进取包容气度的唐王朝对所有外来宗教的一次总清算：摩尼教（金庸小说中的明教）、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教派）、伊斯兰教等都在这一过程中受到波及，明教和景教甚至在受此打击后日渐式微直至最终销声匿迹。
由于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三人的谥号或庙号中都带有一个“武”字，因此由他们所推行的灭佛行动被称为三武灭佛。那么“三武一宗之厄”中的一宗又是指的谁呢？答案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后周世宗柴荣：相比之下柴荣并没屠杀僧尼、焚毁佛经之举，事实上他本人也信奉佛教，所谓的周世宗灭佛更多的是对佛教采取限制性规定：从955年开始柴荣陆续下诏要求关闭寺庙、严格限制出家条件，还将寺院的铜佛像收缴用以铸钱。柴荣在位时期全国境内共有3万多所寺庙被关闭、还俗者6万余人，新铸的铜钱也促进了后周经济的发展。此后儒、佛、道三教日渐合流，尽管三教之争仍客观存在，但已不像过去那么尖锐，也不像过去那样明显，规模也明显小得多了。
鸿鹄高飞一举万里
儒释道三教实质是文化，是东方文化精髓，是东方文化的精神，道观庙是载体之一，僧尼士是专业人员，人民群众是水。儒教主导是人与人关系，释教是人与心的关系，道教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故佛为心、道为骨、儒为表，故有寺观庙的城市是有文化的城市、有慈心道骨知礼的人是善果之人，多好的三教，三教真理是普渡众生、有教无类，但是被我们象熊猫一样关在笼子里让人看希奇，看景致、看异类，我没有见到其它教址当风景点，只有三教如此，道观庙被圈起来当风景区赚钱！我也没有见到其它教收门钱，道观庙不是靠精神文化传承发展，而是靠风景稀奇生存，如同一个大学，不是靠好的思想及培养人才存在，而是靠有多少大楼、有多少人来参观旅游存在，多可悲。这违反了三教的真理，三教已走向了十字路口，非常迷茫，快到消亡了！
现在我们的三教文化如同一个五千年的人家，突然被新来的强盗抢，就认为自己的文化不好，认为强盗文化好，学习强盗文化。破四旧，打三教，抄主义，崇洋人，全西化…… 还要不要我们的文化？
都九年义务教育了，高速公路都到期了，公共侧所都不收费了，寺院为什么不放开呢？古人说:儿时走过三座庙，阅过百幅联，长大不是人才也是仙。儒释道二千多年到解放，普渡众生不论贫富，从武则天进尼姑庵、鲁智深进五台山、林冲进山神庙、宋江进娘娘庙、王安石进梓潼神庙、白毛女进洞庙到朱总进昭觉寺、领袖进密印寺、东山寺、五台山取得真经，从末有过门票，中华文化儒释道三教传播因为这门票，一切向钱看，佛法不能普渡、大道不得宏扬，精神文化走向了邪路，快走向绝路了，快被异教打败了，寺院成了当地者赚钱的牌，成了主持致富的路，和尚家成了骗人的根(笑笑生说)，成了潘巧云的意中人。儒释道三教真理不能毁在我们这一代，三教生于中国(释生于尼泊尔)，世界各教都没有限制的发展，唯我们把三教框起来管死，如堵井沿防洪水一样最后井将被洪水淹没。蒋光头都信异教了，中国历史开了个玩笑，如果太平天国成功或者蒋光头成功，那么现在信异教的有多少？儒释道早灰飞烟灭了。
100年科技发展可以飞天入地，但100年人类进化基本没有显见，我们不能站在现在的角度解释1000年后人类的发展，我们现在不能解释的事物不能用“迷信”封杀，包括三教，我们管死了三教，其它教就要入侵，西南、越南好多少数民族本来信祖宗蚩尤(信祖宗属儒教)，现在被西方法国传教信天主教进门徒会了。韩国本信三教，已三分之一信异教了。其它教五大洲都有，儒释道三教各大洲有吗？亚洲各国有吗？真的是闭门造车，我们得反思，我们的宗教政策要反思。国兴教兴，国兴文化兴，我们要把东方文化、东方三教传承。
当然，如果宗教要国家来保护，也说明是该宗教的没落了，宗教是文化，是众生，要以国来分，只能是国家的工具了，是一种悲哀也是一种无耐。
没有听说做礼拜是迷信，建房子道家做一个道场，佛家做个开光、儒家做个典礼却被用迷信帽子打压……三教还能以什么形式生存呢？佛教的存在稍好点，道教从清朝打压取消，到建国以来没有一点点发展，儒教惨了，破四旧几乎毁灭绝了，全国儒教(孔庙、文庙)除曲阜一个，云南建水一个，昆明2018年建筑一个，贵州安顺一个，越南一个，全国基本没有了，其它教有的一个村子一个街道建筑一个，释道一个县建筑一个了吗？道教一个州建筑一个了吗？儒教一个省有一个吗？儒教全国稀的比大熊猫还少！多可惜的三教，多可惜的东方文化，而中国人在丢，西方人在侵略、偷、学、注册……东方文化、中华文化三教文化传播要放开，政府支持，国内全免费，走出中国，走向世界。这样我们的儒释道精神才能普渡世界劳苦大众、精神文化才能天下传承、继往开来走向大同世界。
天上云彩38
自佛教西汉末年东传中国，迅速迎合中国本土文化而渗透四方。
这是佛教最大的特色，佛教没有管制经典，每到一地都进行本土化，所以佛教派别远超其他大型宗教的原因就在于此。
正因为佛教与本土文化的结合，佛教自南北朝开始已经获得极大的发展，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就是真实写照。
既然是本土化，佛教当然与中国本地宗教争夺信仰者，争夺经济资源。而轮回转世等思想又极大迎合了下层百姓的渴望，所以香火越烧越旺。佛教在唐代初期已成为最大的地主，最大的高利贷主，工商业主，这当然造成国家财政收入减少，又因为僧侣增多及佃户投靠寺院庇护而造成纳税服役人口减少，当国家政权难以容忍的时候，自会举起刀来。
四川達州
依我看，灭佛的因在之前的兴佛时就埋下了。
三武一宗之前当权者的过力推崇，导致佛教在短期内兴盛，并获得过高的社会地位和权势，许多抱着各种目的人也混进寺庙吃喝享乐，违背佛的本意，导致佛不为佛，大兴奢侈之风，破坏佛的形象，给社会造成很大的负担，关键是也给了当权者很大的政治压力。
所以辩证地看，依靠权势大兴佛教其实是真正的灭佛，三武灭佛看似对佛教是个打击，其实反倒让真正的佛教回归佛的本原，才是救佛。
义仓文化研究
【法术金口诀：佛教史上的“三武一宗”之厄，称为“法难”。指中国历史上“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五代周世宗”等，四位皇帝排斥打击“烧香磕头的伪佛教”的事情。人们对烧香磕头的“伪佛教”的信奉达到狂热的地步，那时的僧尼道众、庙宇寺院很多，而且那时的僧尼还享有很多的特权。佛教寺院的扩大，占据了大量的田地，佛教僧侣不税不征，和封建国家争夺着劳动力和军队来源，直接触犯到了封建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因此导致了“三武一宗”灭佛，灭的是“烧香磕头的伪佛教”，并不是灭除“只立经堂，不立佛堂”的正信佛教。（皇上是执行上天意愿的“天子”，因此，不是“三武一宗”灭佛，是上天在灭除借佛造孽的妖魔集团。）
明心见性不二正法科普
因为修行的人不懂啥是佛。盲修瞎炼。人员越来越众。应响到了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也不懂啥是佛。就发起了灭佛运动。其实修佛就是正自己的心性。心性正了遇事不恼，平静处事，安乐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