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0年前左右，鲁西地区的韶涵部落取得中原联盟的霸权后，关中、河洛的东羌联盟趋于瓦解，他们按照区域分化成了好几个部落群。 河洛地区，今天的郑州洛阳一带，分布着有崇氏部落群，他们的器物文化相同，称作王湾类型龙山文化。 豫西关中东部和晋西南汾河盆地的南部边缘，分布着有虞氏部落群，他们的器物文化称作三里桥类型龙山文化。 关中中西部，今天的西安、宝鸡一带，分布着有扈氏部落群，他们的器物文化称作客省庄类型龙山文化。 晋西南，汾河盆地的中北部，分布着陶唐氏部落群，他们的器物文化称作陶寺类型龙山文化。 从4500年前到4300年前左右这200年间，东羌四大部落群先后尊崇高阳氏、高辛氏的联盟霸主地位。在寒冷期接近尾声的情况下，气温逐年升高，北方降水量增加，黄河泛滥，古夷人所在的原本已经接近干涸的黄泛带，逐渐沼泽化，高阳氏高辛氏两个部落群实力大减，在这种局势下，东羌部落开始崛起。
率先崛起的是汾河盆地的陶唐氏部落群。陶唐氏的领地比其他三个部落群的领地都要大，可以承载更多的人口，因而他具有先发优势。高辛氏衰落到陶唐氏称雄，这之间的过渡是缓慢的，甚至经历了一段没有联盟首领、各个部落各自为政的阶段。 当然，陶唐氏能够成为霸主，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领地最大，人口最多，财力最广，还在于这个部落得到了另一个甘愿做绿叶的强部落的支持。这个绿叶部落就是陶唐氏南边的邻居，关中东部豫西一带的有虞氏部落。 两大部落合作的方式是联姻，陶唐氏的贵族与有虞氏的贵族相互通婚，就像建州女真与叶赫女真联姻、建州女真与蒙古科尔沁部联姻一样。 陶唐氏的酋长称作尧，尧字在甲骨文中是一个手举着陶器、双膝下跪的人的形象，最可靠的解释是，尧是一种身份职位，是专门负责部落中祭祀祖先和神灵的人，也就是祭司的身份。在部落时代，祭祀的地位非常的高，如果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下的话，祭祀甚至直接就是氏族的族长、部落的酋长。尧，显示就是专指部落的祭司酋长，相当于王、侯的称谓一样，而不是一个人的名字。陶唐氏也像高辛氏那样，有了类似于都城那样的城邑。后浪推前浪，4200多年前的陶唐氏都城，比高辛氏的都城亳要大很多，面积达到200多万平方米，是上古亳州的50多倍（相当于5个故宫的面积、五分之一西安古城的面积）。而且，在城中还有内城，内城中是简陋的土木宫殿。 这座古城称作陶，就是现代所发现的位于临汾市襄汾县境内，汾河东岸台地上的陶寺古城。
这个部落之所以称作陶唐氏，与他们的都城——由一个制陶作坊发展出来的城邑有直接的关系。 我们在这里把这座古城称作陶邑。陶邑与后世的城市还是不一样的，后世的城市不仅仅是有了一圈城墙，更主要的是有市场，以及脱离了农牧业的市民群体，他们依靠早期工业和商业维持生活。 但在这个时代，陶邑面积虽然很大，却没有一个市民群体，城墙内的居民依然是从事农牧业的部落成员，人们在城外劳作，把粮食收获储存在城内专门的粮窖区。脱离农牧生产的只有手工匠人，他们专门负责烧制陶器、制作石器以及其他生活用具。甚至连贵族们，也没有脱离生产，他们也要像其他部落成员一样，从事种植或者手工，不同的是这些贵族们比较富有。在古城周边的村落中，各个氏族都有自己的陶窑和石器作坊，并不存在多少交换的行为，所以古城的商业也是非常少见的。在部落时代，遇到公共事务，各个氏族内，由族长召集有威望的成年人聚到一起商议决定，甚至小一点的氏族，还可以召开全族会议。而在部落内各个氏族之间，就由各个氏族内的族长和其他有声望的人聚集到一起商议。在这种情况下，氏族部落没有官职设定，没有人事区分，没有一套行政系统，也没有法规体系。人们往往只是依靠一些在漫长岁月中由道德风俗固化而成的规矩，谈不上法规系统。 这种部落时代的运作模式，在近代的乡村还有所保留。镇长由各村退居，村长则由族长和有声望的村民共同推举，大事决于乡镇的会议，小事决于村庄的会议。 随着部落时代的壮大，公共事务开始繁多，尤其是可以建造大型城邑的时代，涉及到的公共事务更是繁琐而复杂。在这个基础上，以一个城邑为中心的部落，慢慢的就会形成一个城邦，拥有简单的官职和行政系统，比如制陶手艺最好的老匠人担任“陶正”，种植技术最牛的人担任司农，此外还形成了更多约定俗成的法规，构成简单的法规体系，这种情况，城邦时代就到来了。
在中土的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城邦的叫法，提到城邦，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就是古希腊的城邦。而实际上，城邦是很多族群文明都经历过的阶段，中土历史上的城邦，有一个比较本土化的称呼——方国。方国就是城邦，城邦时代，即是方国时代。 在这种情况下，原先的陶唐氏部落，就可以称作古唐国了。 同样的，南边的邻居有虞氏，就可以称作古虞国，而河洛地区的有崇氏，也可以称作古崇国了。 到4200年前左右，除了古唐国是中原各部落、方国中的老大哥以外，还有二哥古崇国和三哥古虞国。 从高辛氏衰落以来，又是100多年，寒冷期更加接近尾声，北方的均温和降水量都已经超过今天的正常状态，每年夏季黄河喝水肆掠，量大黄泛带变成连片的泽国，这就是中土历史上传说的大洪水时期。 豫北、豫东南地区的部落、方国饱受洪水侵扰，他们寻求其他部落帮助抗洪，这就导致中原联盟召开联盟大会商议合作抗洪的事情，俗称会盟。
在会盟上，各个部落方国一致推举古崇国来协助东方各部抗洪，这倒不是古崇国在各部中的人缘有多好，而是崇国的地盘与东方的黄泛区接壤，而唐虞两国原在崇国西面，太行山、崤山以西，路途遥远，对东方抗洪起不到多少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联盟首领的古唐国君主，不赞同崇国帮助东方部落方国抗洪。原因很简单，这样的协作，会让古崇国与东方部落方国打成一片，逐渐的帮助崇国树立威望，古唐国的联盟霸主地位就会受到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在尚书·尧典中就记载了，尧问怎么抗洪，开启会盟的议题，接下来四岳（各个方国部落）请求让古崇国的君主鲧帮助各国各部，尧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否定这个建议，接下来各部各国坚持这个主张，依然请求让古崇国协助抗洪。 这一番会议，充分的体现了，崇国在联盟中的威望已经非常高了，高到可以有大把的小弟来支持，来反对古唐国的意见，高到已经就差一步，就可以拱翻古唐国，成为联盟的一哥了。 这个场景似曾相识，后来的文明时代，上演过无数二哥和大哥争夺老大位置的场景。遇到这种情况，亘古不变的解决办法是，双方都拉拢老三，谁得了老三，谁就赢了这一盘。古唐国的君主解决办法，是继续笼络绿叶部落古虞国。唐尧（根据前面对尧字的剖析，这个名词就相当于唐王、唐侯，而不是一个人的名字）把王室的女子嫁给虞国的年轻君主，这个君主和他的部落一样姓姚，单名一个舜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