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发，在有清一代始终是个重大政治问题，清军入关后就是以血腥的“留辫运动”树立了自己绝对的统治权威。到了晚清时节，尤其是辛亥之后，革命党人照方抓药，以剪辫子激发民众的反清意识。武昌起义后，剪辫运动席卷全国，革命军政府专门成立宣讲团与“剪辫队”，沿街盘查甚至“服务上门”。
虽然剪辫子只是一种形式，一个人不可能一夜之间就从旧我变成新我，更不能说剪了辫子革命就成功了。但这毕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中国人以全新的仪容出现，由此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辫子拖累中国走向世界 “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
其实，剪辫并不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才开始的。晚清就有许多进步人士甚至王公大臣提出剪辫子的愿望，革命派更是早就付诸实施。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那些满清亲贵有了“背叛祖宗”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晚清国门洞开，那根辫子在中国人脑后拖了两百多年以后，太累赘，太落伍了。
1872年容闳带去美国留学的幼童，脑后就都拖着辫子。到美国后，美国小孩常常跟在他们后面喊“中国女孩子”，甚至把辫子侮辱为“猪尾巴”。1898年戊戌变法，康有为给光绪上了一道《请断发易服改元折》，呼吁光绪帝率先断发易服装，给国民做个榜样。他列举的理由是：“儿童牵弄，既缘国弱，尤遭戏侮，斥为豚尾”，甚至还把工业时代与辫子联系到了一起，“且今物质修明，尤尚机器，辫发长重，行动摇舞，误缠机器，可以立死。今为机器之世，多机器则强，少机器则弱，辫发与机器不相容者也。”
1900年，章太炎在上海当众剪掉辫子，在全国引起轰动。1902年以后，中国大规模地往日本派留学生，他们中不少人到了日本就剪掉了辫子。不仅留学生，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出现剪辫的风气。1905年，蔡元培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时，学生基本都剪去辫子。
1905年，清末重臣爱新觉罗·载泽、司法部长戴鸿慈到西方考察宪政，40多个随员中剪辫子的占了一半。年轻贵族中，不少人在革命前就剪掉了辫子。更有趣的是，1908年慈禧出殡的时候，英国《泰晤士报》记者拍下当时的照片，骑在马上的新军士兵，脑后也是光秃秃的，看不到辫子。
武昌起义引发剪辫风暴 自愿剪辫者送大肉面一碗
上世纪20世纪初，伴随着反清革命的高涨，出现了批判辫子的高潮。很多青年厌恶地把辫子称为“烦恼丝”，1903年的一篇文章中特意提到，辫子“如绳索、如锁链、如兽尾”。邹容在《革命军》中把辫子列为反清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斥责清廷强迫男人留辫子是“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
武昌起义一经发动，顺理成章地引发了一场剪辫风潮，但这次远非清朝入关时强迫留辫那样血腥。
1911年10月10日，凡是参加武昌起义的所有将士和民众都剪掉了辫子。湖北军政府和各地宣布反清的新政府还将新军士兵和学堂学生组成宣讲团，到大街小巷宣讲。一些城门口和重要的街道口，都有士兵或执勤人员把守，没有剪辫者不得通行。并且配有剪辫队，深入千家万户义务剪辫。新政府甚至规定，机关工作人员不剪辫，收工作证；军人不剪，不发军饷；学生不剪，不许进学堂。上海一位名叫徐志棠的富商自掏腰包：凡是自愿剪去辫子的，奉送大肉面一碗。
沪上报纸在1911年11月10日都刊登了沪军都督陈其美的 《都督府告喻》：“结发为辫，乃胡虏之殊俗，固地球五大洲所无之怪状，亦历史数千年来未有之先例……今幸天福中国，汉土重光，凡有血气者，莫不争先恐后，剪去发辫，除去数寸之胡尾，还我大好之头颅。”
见大清大势已去，一些清朝的官僚政客也开始借剪辫跟上形势。袁世凯在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的那天晚上才剪掉了辫子，也由此一举成为了“革命同志”。
剪辫风潮中的众生相 剪了辫子不舍得扔掉
画家王军余留下的一段记录，真实地反映了剪辫风潮中的市井百态。
1911年的最后一天，也就是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前一天，王军余当时在南京，参与接管造币厂，听说临时政府要下令强迫剪发，以肃清余孽。他乘坐造币厂的黄包车，想沿途看看热闹。一出厂门就有警察拉住他的车夫，要剪去辫子，车夫当即跪在地上，恳求他代为说情保留。王军余反而对警察说：“不管他，剪了再说。”
一路上，只见剪辫队络绎不绝，街道上、火车中、江岸边，遇有垂辫者，无不立予剪去。其间有不愿割爱的，多是跪地求免。被剪掉辫子的人表现各不相同，有手提断发垂泪而归的，有摩顶长叹的，有大笑的。王军余觉得煞是好看，大快人心。等他下关返回时，一路上望去，街上已尽是光头。
毕竟留了几百年的辫发，一些人有一种难以名状的留恋之情，反对剪辫。有成立“保辫会”、“复古会”相对抗的，有将辫子盘在头上蒙上头巾，假装已剪辫的，有被剪掉辫子后跳河寻死的，还有人剪了辫子不舍得扔掉，偷偷捡回来收好，说等下葬的时候一块搁进去保存一个全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