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现实的黑暗梦境》
鸦片的历史是非常私人的，同时又是高度政治的。托马斯·多曼迪以细致详实同时引人入胜的笔法勾勒出了鸦片在历史中的面貌，而它所引起的种种争论不可能简简单单就能有结果。就像伊丽莎白·巴雷特一样，我们依旧会为同样的问题所困，这一切都来自于这“上帝自己的灵药”。
对于鸦片的神秘效用，数千年来一直有许多猜测。人们一度认为人体内本身就存在类鸦片物质，通过鸦片的作用被唤醒。
“早在人体内的类吗啡物质——内啡肽被发现之前，许多人就已认为鸦片从某种神秘的角度看是‘天然’的。尽管它可能严重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它似乎依旧属于大脑正常功能的一部分。或者像笛卡尔那样，人们相信人类那难以捉摸的附属物——人的灵魂，缠绕在大脑的松果体之中，而鸦片正是通过灵魂起了作用……”
“对于许多吸食鸦片的人来说，它永远不会是一种毒品。波德莱尔将它比作‘一位亲爱的女性老朋友……满怀温柔爱抚，唉，同时又满口欺骗计谋’。柯勒律治深受其奴役之苦，但却又无法离开。而对他的对头托马斯·德·昆西来说，那是‘我唯一真正的伙伴’。柯勒律治和德·昆西都活到古稀之年，在那时已算相当的高龄。有人曾猜测——有人现在依然这样想——这种物质的‘天然性’或许可以解释这令人困惑的对于不同个体的变化。某些天然激素如胰岛素和甲状腺素同样如此，可以拯救那些需要它们的人的生命，也可以令不不需要它们的人死亡。”
整个古希腊罗马时期，从荷马的时代直到西罗马帝国陷落，罂粟及它的汁液一直备受珍视，被当做“上帝的礼物”。在荷马的诗句中，它名为“无忧”（Nepenthe），喝下它，疼痛褪去，悲伤消失，痛苦的记忆虽依旧存在，却不再令人伤痛。可惜，它并不属于大众：
“公元前四到三世纪，在随着亚历山大帝的伟大征服而崛起的希腊王国，它依然很大程度上只是上层阶级的沉溺之物，流行于官员们狼藉的席帐之间而非老百姓的小酒馆里。对于富人来说，它帮助他们逃离财富、权利、奢靡以及无穷无尽的上层阶级忧虑带来的痛苦。在雅典，它是‘镀金青年’（Golden Youth上流社会的年轻人）们的流行时尚。色诺芬借他的导师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他的支持，将罂粟汁比作酒：
酒会扰乱人的心智，而鸦片却能抚慰我们的身心，另它安歇，能重燃我们日渐消亡的快乐，为生命那奄奄一息的火苗重填油料。”
历史上，鸦片与文学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书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在英国，它成为托马斯·布朗宁爵士笔下的意象：‘遗忘的罪孽茫然地撒在这罂粟之上……但时间之鸦片却无可抵抗。’罗伯特·伯顿——这位慢性失眠症患者——像它的病友推荐鸦片，因为他们‘因常年缠身的顾虑、恐惧、忧伤和干涸的思想之故，常常深受忧郁的折磨和煎熬’。而剧作家、诗人、辉格党大忙人托马斯·沙德维尔甚至可能对鸦片成瘾：至少他对这药物的沉迷成了约翰·德莱顿嘲笑他的把柄：
汤姆写书，他的读者伏在他的书上睡觉
因为汤姆吸鸦片，而鸦片确实有效”
此时使用鸦片还算是小众行为，它真正进入文学艺术圈，成为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在浪漫主义时期。工业革命的发展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现代结核病的传播，此时疾病和药物间一种独特的关系慢慢建立了起来。结核病开始虽无大碍，但后期却令人异常痛苦，唯有一种药物能缓解这种煎熬。结核病同鸦片一起塑造了他们的艺术——济慈、雪莱、诺瓦利斯、梭罗、韦伯、肖邦、契诃夫，还有无数其他人的生活。
“那是一个既反叛过去，又反叛未来的时代。浪漫主义时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放弃了过去平衡和克制的理想。他们赞颂自由、幻梦和狂想。他们支持爱、恨和其他非理性的冲动。他们认为自己正在解放人的灵魂，他们自己的灵魂，全人类的灵魂。可他们又在周遭不断滋生的丑恶面前退缩。丑恶当然一直存在，并且必须接受，但这些新出现的可怕事物——浓烟滚滚的烟囱、闹哄哄的贫民窟——却是人为的。怯懦的人想要逃离，而逃离需要持续的伪装。鸦片不能让丑恶小时，但却能将想象引入一个更加舒服的出口。
鸦片还有其他的功效。它帮人克服不合时宜的束缚、礼节规则甚至——或者说尤其是——古老的道德信条。它令人英勇（尽管很难维持），使人果敢（虽然常常不合实际）。它激发出极美的文字和音乐。它帮那些平乏的头脑去理解甚至回应自然的私语。浪漫的鸦片供养着激情和感伤，而这一切都与钱无关。“
历史的记述，应当既有光明，又有阴影。但关于鸦片，这样的历史太难书写了。作者借用让·科克托的观点说：“试图表达关于鸦片的看法，好比试图表达关于人性的看法一样——不是人性中平静、理性的那一面，而是人性中最怪异的、悲怆的、充满创造力和神性的那一面。”正如本书作者自己所说，任何关于鸦片历史的记述都不是完全客观的。这本书一一探讨了鸦片在殖民扩张、中英战争、浪漫主义文学、黑帮和黑市崛起等等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作者笔下，它令人着迷而又令人困惑，但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