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儒家其实是反对科举的

乡举里选只适用于小圈子

儒家的“性善论”表现在用人方面,它讲究的是“乡举里选”,就是以小共同体为单位,上面挑选和下面的推荐相结合挑选人才。这个结合的标准是道德,道德的评价主体是“乡里”,所以叫“乡举里选”。

大家可以想象下,这个“乡举里选”能实行吗?如果本来就是小共同体本位的社会,当然无所谓;但是如果是一个大一统的社会,这个制度肯定会带来很多的问题。

因为这个制度,它的评价标准是在乡里。乡里其实都是带有小圈子的色彩,就是小共同体本位。你推荐上去的都是对这个乡里有情感的人,如果在上面执政,当然免不了就会去考虑乡土的利益。可是皇上用你,是让你为他来干活的,不是让你来给老乡干活的。

所以,后来虽然关于“乡举里选”的一套说法仍然流传,但是实际上搞的和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不但没有关系,还都是倒过来的。

科举不是为了选拔善人

科举考试是比较成熟的一种挑选官员的办法。

上京赶考的那个考试叫作会试,产生的是进士。要取得上京赶考的资格,首先要通过省里的考试,叫乡试。乡试如果通过了,你就成为举人,就可以参加北京的会试了。

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但是大家想过没有,既然在省里考试,为什么叫乡试?怎们不叫省试呢?叫乡试为什么不在乡里考呢?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举人是什么意思?举人就是下面推荐上去的人。如果你考上举人,人家文绉绉地会说你“荣当乡荐”、“得荐乡书”,也就是你受到了推荐,你是荐举上去的。

那么荐举上去以什么为标准呢?是以道德为标准,比如“举孝廉”、“举贤良方正”,还有举一些别的,都是说你的道德很高尚,得到乡亲们的认可。

可是科举考试是依靠乡里认同你的道德,就把你推荐上去的吗?当然不是,科举考试说穿了是以文辞取人,你的文章作得好就行,你的道德根本就是没有办法考察的。

尤其是到了明清时代,科举制度逐渐以八股文作为科举的正常文体,八股文更是没有办法去判断你的道德水平的。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智力游戏,考的是你的智力,和你的道德一点关系都没有。

科举只为控制聪明人

有人说科举制度没有用,但是它作为一个智力测验毫无疑问是很成功的。人们经常指责说科举制度出来的人,没有治国的真本事,说把精力都用在做八股文上了。

为什么精力要用在做八股文上?因为八股文真的是很难做,你不仅要用功,而且你还要有天分。有的人就是做不成这个东西,因为它对格律什么的都很有讲究。有点像填词,平仄对仗,整个是非常难做的。

八股文做得好的人,不可能是笨的人,但是不是有道德的人,乃至于是不是有治国的真本领,对朝廷来说其实是无所谓的。

科举制度可以做到的一点,就是帮朝廷把所有的聪明人都控制起来,套在它的那个利禄圈子里头。

大家都知道一个故事,唐代搞科举的时候,唐太宗跑去视察考场。他看见那些天下最聪明的人都在里面埋头写卷子,很高兴地讲了一句话,叫作“天下英雄入吾彀(gou)中”,就是天下的英雄都入了我的圈套了。

需要注意的是,他说的是“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并没有说是天下的好人、天下的贤良、天下的善人“入吾彀中”。所以你可以知道,在唐太宗心目中,科举考试根本就不是选拔善人的。

什么叫“英雄”呢?

我们现在讲的英雄,好像是带有一种道德上的褒义。比如说雷锋,我们说他是一个英雄。

古代汉语中的英雄,完全就是一个非道德的概念。扬雄说过 “多智为英,大胆为雄”,你聪明那就是英,那大胆你就是雄。既聪明又大胆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往往都是一些野心家。

《三国演义》中曹操和刘备煮酒论英雄,曹操说,“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他说天下英雄就是我们俩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不是说我们俩是大善人,而是说我们俩既聪明又大胆,是所谓的豪杰。其实,从曹操嘴里说的这个“英雄”,和我们现在讲的带有贬义的“枭雄”几乎就是同义词。

所以这个所谓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根本选的就不是什么善良人或者是道德高尚的人。他就是要控制那个智力资源,讲得简单点,把聪明人给控制起来。

可是既然你是这样的一种动机,那为什么考上的人又叫作“举孝廉”呢?其实很简单,汉武帝以后,大家名义上还要讲我们都是儒家,所以儒家的用语他们都保留着,但实际上做的已经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

所以即使科举制度既不是荐举制,也不是考道德,而且与乡里都无关,但是它还是用这一套话语。

而且,这个东西也不可能以道德为标准的。因为科举考试强调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客观性,不但你道德不能体现出来,甚至连你的真实想法都不能体现出来。原来的科举考试却不是这样的。

在隋唐的时候,考试主要的得分点是所谓的策论,就是皇上根据国家现在的情况,给你出一道题,让你写一篇论文,说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比如说,现在要搞走出去,就给你出一道题,怎么开展一带一路;民族问题很尖锐,就给你出一道题,怎么治理新疆等等。这些题目是真的需要你自己有思想的,而且真的也和治国是有关的。

可是后来发现不行,因为像这样的题目是不可能有标准答案的。一旦没有标准答案,他的评价就往往是由那个主考的人的倾向来决定。

比如主考的人是一个左派,那他就很可能把左派观点的人都录取了,就不录取右派的;如果这个人是个右派,他就很可能就把右派观点的试卷都录取了。

这样一来就会形成皇上最忌讳的一件事:拉帮结派。同样观点的人就容易形成一些派别,而皇上是最不希望这样的。皇上希望全国的人只认他不认别人,当然就不希望有那种偏向在里头。

想要没有偏向在里头怎么办?就只好尽量回避这个思想。所以越到后来,出的题目就越没有意思,但是格式搞得越来越难,完全是在玩弄小聪明上下功夫。他也不需要你有什么思想,因为在太平盛世当县官,也不太需要多大的学问。

但是有一点,聪明的人都被朝廷控制起来了,想要造反的都剩下一些傻瓜了,就比较好对付了。他们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一代代大儒都反对科举

科举制度,可以说和“性善论”、教化论以及“乡举里选”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这些话还是要这样讲。所以你要说中国之后的事情受到儒家的影响,的确会影响很深。但是实际上做的事儿,和儒家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至少科举制度就和儒家没有什么关系。

这造成了另外一个现象,说起来也很有意思,就是儒家是在独尊儒术的背景下搞的,所以科举考试的取材范围、命题范围也越来越窄。到了明清以后,干脆就以朱熹的《四书章句》作为题库和标准答案,所有的答卷都不能违背朱熹的这个说法。

这样的东西应该是很符合儒家了吧?

可是从科举代替察举制开始,一代一代的大儒都对科举制度非常反感,认为这个制度是葬送我们儒家的。

按照他们的说法,科举制度,第一,这么一搞,乡里的那些亲情伦理都没有了。第二,这个做法完全不讲道德,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只要玩玩小聪明就行。第三,这种办法培养出来的人是没有任何理想的,就是为了拿这个东西做敲门砖来谋取一官半职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儒家的道统、我们儒家的道德理想怎么才能实现呢?

所以,一代一代的儒家都讲,科举制度要不得,科举制度以前的察举、九品中正,当然最好的就是乡举里选,这个东西要恢复。

尤其有意思的是,朱熹的《四书章句》后来都成了科举的标准的题库和答案了,但恰恰是他骂科举骂得很厉害,说科举搞得越来越不像话。他说哪怕乡举里选不能恢复,就是九品中正都比这种做法要好。

而且他还说,我们宋朝之所以不成气候,就是因为我们搞的不是儒家,而是搞用功名利禄来引诱人的这种东西。

朱熹是南宋人,他说你还要想北伐中原,除非你几十年不科举才有这个可能,你如果搞科举,肯定是没有出息的。

这就是晚清之所以中国在任何改革都还没有进行,连辫子都还没有剪掉的情况下,首先就把科举给废掉了的原因。

现在很多人说,晚清的人太激进了,接受西学接受得太多了。我却认为,科举制成为最早被废的一种制度,很重要的一点恰恰就是因为在我国的传统中,呼吁废科举的呼声一直就没有断过。这种声音用不着学来,中国本来就有很强烈的这种呼声。

文本整理自 秦晖 教授在腾讯文化大家讲堂的演讲《乡选科举》。

这篇文章也可以反过来读。

儒家思想很崇高。

但是无法适应大一统的政治结构。

必须在政治上有实际可行的解决方案 ——

1. 法家,或者说实践政治,来构建操作系统。

2. 儒家,或者说理想政治,来充当运行软件。

二者从未相融,只是合作无间。

还记得以前我们发过的那篇文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