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曾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這句話對於漢娜· 阿倫特來說一樣適用。在大學時代，阿倫特先後師從海德格爾、雅斯貝爾斯及科特· 布魯門菲爾德，儘管她高度評價這三位導師，但她絕不迷信權威，而以追求真理的態度對他們的觀點持懷疑和批判態度：在阿倫特晚年的著作《心靈生活》中，她直言不諱地批判海德格爾後期的充滿極端民族主義思想的哲學著作；對於雅斯貝爾斯提出的“德國人的本質”，她毫不猶豫地指出，“他未能看到出於對公民的政治成熟予以幼稚信任的民族社會主義的危險”；她質疑布魯門菲爾德關於“猶太人問題”的解決方案——猶太復國主義，並將這種質疑帶到她後續的研究當中。
如果說阿倫特對導師們的批判已初顯她作為“局外人”的風格的話，那麼在對待猶太問題上，她更是以超越種族觀念的覺悟反思民族未來的出路。希特勒上臺後，阿倫特被迫流亡到巴黎，對於當時盛行的“回到猶太人區”的號召，她極力反對，人為面對災難，猶太人應該採取聯合行動，而不是一味後撤。在1963年發表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等系列文章中，阿倫特毫不留情地批判了猶太人社團及領導層在“二戰”中猶太人災難的“綏靖”行為，因而招致強烈的反駁和誹謗。事實上，阿倫特冷峻甚至近乎無情的批判背後是她對“我的人民對與錯”進行矯正的態度，看似傲慢的話語裡所充滿的是一種對民族的責任感和深刻的內省。在美國度過的後半生裡，阿倫特以同樣清醒的立場針對國內外種種衝突進行分析，發表瞭如《論革命》《論暴力》《共和的危機》等一系列論著，展現了她對於人權、人性與政治道德的思考和探究。
從青年時期開始，阿倫特長久以來都受到友誼的浸潤和滋養，這些難忘的情誼支撐她度過許多孤獨而空寂的時期，給予她溫暖的慰藉。錢鍾書曾評價楊絳“絕無僅有地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而海因裡希· 布呂赫於阿倫特而言則是丈夫、老師和戰友的結合體。兩人在納粹德國時期相遇，布呂赫特殊的共產黨人身份給阿倫特帶去了一種特別的政治教育，他成為了阿倫特的新世界，阿倫特不斷地從他的政治思考和歷史觀察中學習。在兩人攜手共度的30年時光裡，布呂赫作為阿倫特忠誠的伴侶，始終站在她身旁給予最有力的支持和依靠。他們構築起一個“兩人王國”，在長期的磨合中達成了一種基於自由人格的平衡，而這種人格上的平等也構成了他們穩定婚姻的強大基石。
布呂赫和阿倫特還將各自的朋友共同組成了一個“部落”，他們中有導師兼具父輩角色的雅斯貝爾斯，有在美結下深厚情誼的摯友瑪麗·麥卡錫，還有睿智可靠的J.格倫·格雷等一大批著名學者，他們或在阿倫特生活上給予她照顧，或為其工作提供支持，都以對友誼的高度忠誠贏得阿倫特的讚許和感謝。這些跨越時間的友誼在那個令人失望的暗淡世界裡給阿倫特帶來了一些光明，也讓她的生命因此閃爍著永恆的美麗光芒。
在20世紀生活，正如阿倫特所言，如同下雨天沒有帶傘，只好任憑雨點打在自己的身上。究其一生，阿倫特只是想要讀懂那個世界，她始終葆有“局外人式”的清醒和客觀，“在痛苦的凝視中，為人類的失敗而歌唱”。
《愛這個世界：漢娜·阿倫特傳》
[美]伊麗莎白· 揚—布魯爾著
陳偉/張新剛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1
文/林金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