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繆《鼠疫》:在災難面前,拯救人心比世道艱難更困難

在加繆的作品當中,人們更為熟悉的是他的作品《局外人》,而對於他的另一部作品《鼠疫》,卻並不太熟悉。

《鼠疫》的故事敘述者,主要是一位名叫里爾的醫生。

<strong>通過他的講述,讀者們跟著他回到了那一個春天至來年2月發生的恐怖鼠疫。

在這場疫情當中,一個又一個人物登場,顯露出自己生命的獨特性,然後做出了命運的抉擇,讓讀者們產生了巨大的震動。

加繆《鼠疫》:在災難面前,拯救人心比世道艱難更困難

加繆

加繆在這部著作當中,所使用的視角,就是從見證人的眼光去切入這一場疫情。

<strong>不僅記錄的是關於這一場鼠疫的故事,更多的是對於在這一故事當中,人類所具有的處境,內在的衝突及其人性的各種問題,進行更為深入的瞭解與探討。

<strong>並使用了史詩式的敘述手法,讓人們內心更為震撼。

被消解的“原罪說”與疏離的敘述者

這一次的疫情是從<strong>一隻只的死耗子開始發生。

在這部作品當中,從黑死病的出現到黑死病的蔓延,整個城市在鼠疫的擴展之下,一夜之間就變了一個模樣。

在表面的災難之下,加繆所要表達的,是在那一特殊的時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對於人的心靈上的空虛而呈現出來的巨大的人性災難。

呈現的,並非僅僅只是從一個社會事件切入。

這部作品開始當中,有一位神父登場,即潘尼洛神父。

潘尼洛神父認為,<strong>這次的可怕的災難是從神的懲罰而來,在他的狂熱的宗教情緒當中,是因為人們本身所具有的罪責,從而出現這種懲罰。

人們要做的就是在這種懲罰當中悔過自己,並且去尋求新的拯救。

這種拯救,本身就包含著對於過去的價值的否定,而這位神父的想法,也依然是以宗教的色彩更為濃厚的方式來進行社會的救贖。

<strong>對於這場瘟疫的解決,在這位神父這裡就變成了不是從外界去尋求源頭,而更多的是迴歸到人自身進行深刻的反思,對於自己的罪責的重新的認識和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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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主義式的拯救

這一突如其來的災難,讓這部著作當中的人們,升起了一種強烈的神秘主義精神狀態。

當災難發生的時候,所有人都認為這是一場巨大的對於罪責的審判。

這種恐懼來源於集體的無意識當中,這種恐懼無法迴避,也無法去逃離,人們都沉浸在這種恐懼當中。

只有敘述者,這位里爾醫生,與這一切產生了巨大的距離感。

就像在《局外人》當中所呈現出來的一樣,<strong>加繆的主人公總是以一種超然於物外的方式來去迴避整個社會當中所產生的集體無意識的洪流。

因而這部著作當中的敘述者也是如此。

他知道這場苦難本身是需要人們去重新深刻反思。

但是,<strong>他並沒有將這場災難看成是神的意志的體現,也並沒有將這些都看成是人的罪責的最終結果。

他和那位神父的更為重大的不同,就在於他不能接受這種關於災難的拯救的思考。

他認為人並非具有的“原罪”,孩子無辜。在他看見檢察官的孩子忍受病痛的折磨時,神父祈禱上帝拯救的時候,敘述者再也接受不了“拯救”這種詞語的意味。

此種神秘主義處理手法,並非是以一種醫藥和科學的方法進行徹底的解決,這並非是一種解決問題的方式,更多的是在寬慰人的心靈。

在這種衝突之下,作為<strong>敘述者的里爾認定自己的身份,是作為人道主義的一分子,通過治療與救助的方式去解決這場災難,而並非是以一種道德審判的命令形式去解決問題。

加繆《鼠疫》:在災難面前,拯救人心比世道艱難更困難

現實拯救

人心中的艱難比世道艱難更可怕

在這部作品當中,加繆使用它所具有的內心獨白的方式,來呈現出不同的角度上的各個人的反應。

作為敘述者的里爾是其中一個敘述的視角,而神父又是另一個視角,而里爾的朋友及助手塔魯又是另一個視角。

在他的視角當中,<strong>我們每個人的心裡都會有一場瘟疫,這種瘟疫是眼睛看不到的。人心當中的艱難比世道的艱難更為的可怕。

這部作品更為深入的是,在於其隱喻式的表達手法,人們可以從不同的視角來去解決與解讀這部作品。

但是從今天來看的話,這部作品本身就已經給我們帶來了另外一種視角的解讀,對於人類遇到的一切的苦難和病痛,更多的是在人心當中所呈現出來的苦難。

因而在這部作品當中,加繆提出,這場災難本身並非作為現實的災難而真正的存在,更為深入的是每一個人都可能進入這種災難的途徑。

這場災難,<strong>所表達的是人們所生活著的壓抑,與流亡氣氛下的社會環境。

在寫作這部作品時候的加繆,已經脫離了寫作《局外人》和《西西弗神話》時期的風格,脫離了自身的“荒謬”的主題手法,而更多的是以“恐怖”這一主題所代替。

<strong>生活本身的恐怖,並非是一種結束,更多的是作為重新的開創意義上來去解釋。

他所要尋求到的最終的落腳點,就在於在這一場災難當中,如何繼續走下去的力量。

人們要在苦難當中繼續生活下去,就必須去尋求一種價值上的支柱,這種價值上的支柱追尋本身,也是災難所呈現出來的註定結果。

<strong>沒有矛盾,就無法去尋求這種新的價值方向,而如果沒有這種新的價值方向的追尋,矛盾就不會被揭露出來。

加繆《鼠疫》:在災難面前,拯救人心比世道艱難更困難

人心艱難比世道艱難更可怕

悲劇之下情感的重新復甦

正因為生命本身遇到的災難,因此讓人們才去發現了生活本身的美好。

就像這部作品當中里爾母親的形象,雖然出現的不多,但是就像她和兒子重新重逢的時候,兩個人的描述一樣。

只有在災難面前,那些被遺忘的情感重新能夠湧上來,被遺忘的情感,就作為在災難歲月當中更為重要的對於人性本身的美好的歌頌呈現出來。

喚起的是對於人生命的美好價值的最為根本的需要。

<strong>在無邊的黑暗當中,人們才能感受到那一滴滴的光明的美好。

在疾病折磨著的人們當中,依然具有著重大的勇氣的體現。

就像檢察官的兒子在病痛當中的掙扎,和神父孤獨而又令人痛苦的死去,都作為讓人無法忘卻的情節而出現。

在這些敘述當中,毫無疑問,作者本人的生命的經驗也作為重要的一部分敘述來源而呈現出來。

在加繆的筆下,這些在病痛當中,所呈現出來的各色人等的反應,就體現了所有的悲劇具有的感動人的力量。

身上的疾病僅僅使人達到心理上的痛苦,但是隻有那些道德上的失落,使得這種痛苦進入了更為深層次的價值上的痛苦。

在這部作品當中另一位角色塔魯的死去,就作為一種壯烈的死亡,讓人印象深刻。

作為最為可能擺脫這一病痛折磨的人,最終卻在這場孤獨的戰爭當中失敗。

<strong>這種失敗,就讓這場與災難之間的戰爭的成功,顯得更為悲壯。

<strong>並且也讓這一成功本身具有了傷痕。悲壯就在這場災難當中,以死亡的方式呈現出來。

加繆《鼠疫》:在災難面前,拯救人心比世道艱難更困難

死亡的悲劇意義

歷史情感的出現,與史詩的書寫

《鼠疫》這部作品的更為獨特之處,就在於,他復活了傳統的寫作當中的史詩化的寫作方式。

這不僅指的是在這一敘述過程當中集體的經驗作為無法抹除的一部分而呈現。

更多的,是對於在現代性的社會當中,重新復活史詩般的情感敘述部分。

這也在現代藝術當中重新將古典的美好引進的方式。如果說《局外人》這部作品與敘述的那一個世界,具有著不可避免的疏遠和距離。

《鼠疫》則體現的是在個人的生存,與歷史的進程當中,所呈現出來的深入的矛盾。

每一個個人在生命當中,作為歷史的見證和歷史的一個部分,呈現出來的過程當中,不僅僅只是客觀歷史的視角,更多的是對於獨特的個人價值的視角,甚至是以旁觀者的視角去解讀的意義。

歷史的不幸,就是由個人的不幸組成。只有從個人出發,從那些在災難當中的倖存者與犧牲者的切近的角度,去理解人類歷史所具有的生命價值的意義,才能呈現出來。

就像在這場災難結束之後,每個人都在返回個人生活時,在災難當中形成的共識與集體的思考,就作為歷史情感存在。

<strong>這種歷史情感,就作為史詩的情感的呈現,作品的背景就擁有了像詩歌一般的重大背景。並非單純的個人英雄主義的呈現。

加繆《鼠疫》:在災難面前,拯救人心比世道艱難更困難

史詩般的呈現

有限前行之後的無限等待

作為醫生的里爾,在這一過程當中,從未放棄去拯救他人。

但他所拯救的,不僅僅只是從人道主義的方式去維護生命的安全,更多的是從人所應有的良知與尊嚴去對抗在歷史的災難之中,所呈現的恐怖與重大的荒謬感。

作為唯一一個冷靜的旁觀者,他並非是作為旁觀者的角色而出現,也並非是以參與者的激情而奮鬥在這場烏托邦式的奮鬥的歷史進程當中。

<strong>就像里爾一生所做的,人只有去進行自身有限的前行,而無法去祈求寬恕。

<strong>努力過後,只能等待,等待那個不知道的未來,也作為歷史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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