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的“实在界”政治思想
(一)“具体的普遍性”
拉克劳在分析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意义和作用时，引入了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张力。拉克劳和墨菲对于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的阶级残余感到不满，因此把它改造成一个纯政治领域的空场概念。拉克劳指出，“普遍是一个空的场所和一种空无，它只能被特殊填空，但正是通过它的虚空，它在社会关系的建构和解构中产生一系列至关重要的影响”。（斯拉沃热•齐泽克 等:《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胡大平、高信奇、蒋桂琴、童伟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第 54 页。） 齐泽克对拉克劳这种“空白的意识形态普遍性”持一定的批判态度，他重新把政治可能性的话题放回了古典马克思主义谱系中去讨论:马克思的“虚假意识形态”正是拉康的非—全逻辑，用黑格尔的具体普遍性反对拉克劳的空白的普遍性。
在齐泽克看来，马克思的虚假意识形态也是一种介入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落差的方式。意识形态普遍性是虚假的，因为它偏袒了某些阶级和群体的特殊利益，遮蔽了普遍性得以存在的被剥削者的特殊性前提。对于马克思而言，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落差就是普遍性的官方内容与其不被承认的前提之间的落差，比如普遍的人权，其实是白种、男性、资产者的权利，这种普遍性人权的虚假性得以成立在于以忽略和遮蔽真正的广大的工人、妇女(特殊性) 人权为前提条件。齐泽克指出，“马克思实际上宣告了拉康对于普遍性的看法:普遍性必有其例外。因此，病症式阅读的基本前提是所有的意识形态普遍性都必然带来一种特殊的‘外—密性’(extimate)元素，这种元素——恰恰因为是普遍性所标明的过程中的内在、必然产物——同时也削弱了普遍性的基础:病症就是一个颠覆普遍性的例子”(《神经质主体》，第251—252 页)。这就是拉康关于社会的“非—全逻辑”，意即社会要得以架构成功，就必然把某些过剩、残余排除出去，这样社会就成了可理解的正常的机体。这一“排除”过程就是政治动作，而齐泽克要提倡的不是在普遍性空场之中进行填鸭式意识形态游戏，而是要用“认同病症”的“具体普遍性”开启真正的政治空间和政治斗争。既然“排除”，即普遍性通过特殊性的排除来运作，是一个统治阶级的政治，那么对被排除的残余(特殊性)的认同就是与之相对的被压迫阶级的政治斗争了。这就是齐泽克所标举的“认同病症”。
在多元民主时代，我们只能在意识形态霸权内部而进行不损害资本主义本身的话语斗争吗?在后政治的去政治化中，真正的政治如何可能?如果说齐泽克早期通过拉克劳解构马克思，那么现在他试图通过拉康再次回归马克思。也就是说，当代左派真正的政治不是在资本主义多元民主框架内要求可能性的要求的后政治，而是以“具体的普遍性”逻辑要求不可能性的要求的政治。那么，什么是具体的普遍性呢? 这是经过齐泽克改造后的普遍性概念，它意味着不再争取普遍性本身的空场，而是要把被排除在社会机体之外的例外、剩余等特殊性的普遍性要求标举为真正的普遍性，也就是马克思的革命要求。齐泽克用一段话表达了具体的普遍性的政治可能性:“这种认同病症(identify with the symptom)的程序正好(但也必要)对立于标准的意识形态批判，即在某种抽象普遍概念背后辨认出某个特殊内容，亦即将中立的普遍性斥责为虚假(人权中的所谓‘人’，其实是白种、有私产、男人……);(而认同病症是)我们标举并认同具体真实秩序中的内在例外/排除之处，亦即那厌恶抛弃之物，并将之视为真正普遍性的唯一所在。”举例来说，如果把一个国家的人民分为“正式”的公民和暂时的移民，那么，毫无疑问这种划分偏袒了正式公民，而且把移民从公共空间中排除出去了;而从理论和实践上更进一步颠覆这一意识形态的方法，是把普遍性与排除在外的例外等同起来，也就是认同病症，说出“我们全都是移民”。由此可见，认同病症就是例外体现了普遍性。特殊内容或例外，比如犹太人、黑人单亲妈妈、酷儿、农民工、移民等，不是某一秩序中的特定内容或者个别个体，而是在整个秩序中流离失所，没有它们的符号位置，是失序和脱序的;认同病症就是认同例外的内在合理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把它标举为真正的普遍性。无产阶级之所以代表全人类，不是因为它是最底层的、被剥削程度最深的阶级，而是因为它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和失序，因此，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病症，认同病症就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把人类的解放事业进行到底。齐泽克说:“真正的普遍主义者绝不鼓吹包容差异、鼓吹无所不包的统一性，而是会投入热情的斗争之中，为了标举真理而奋斗。”
(二)政治“主体化”批判
齐泽克基于对晚期拉康的理解，提出应该区分作为后结构主义者的拉康与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拉康，因为后者的主体理论批判了后结构主义的主体性观点，成为齐泽克建构当代左派“不可能性政治”的主体论基础。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讨论了主体是如何进入霸权普遍性的途径:“这个命题的意义是:除了具体的主体以外，不存在意识形态，而且只有通过主体才能使意识形态的这种指归成为可能;亦即通过主体的范畴及其功能。”（斯拉沃热•齐泽克主编:《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年，第 122 页。）作为“软实力”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一些日常的私人组织，比如学校、教会、礼堂、家庭、聚会，等等，这些符号表征系统往往预先假定一个个体是知道自己为一个主体的，不断地对个体进行质询和召唤，在其中个体会感到迷茫，但最终会匍匐在大他者的脚下，变成意识形态的主体。这一过程实际上就是齐泽克所说的意识形态秩序对主体的缝合过程，也是个体对大他者的符号认同过程。但在齐泽克看来，这一秩序质询为主体的过程似乎过于顺利了，即意识形态质询过程意味着某种短路。他通过对拉康“欲望图表”的研究提出了两点疑问:第一，意识形态秩序的质询与主体的肯认不是一致的，或者说双方都没有确认对方，而是一种双重的误认。比如卡夫卡《审判》中的 K 一直希望理性地审视与加入大他者，但是大他者自身也是短缺的、虚空的和不一致的，因此他如此认真的态度却难以被意识形态秩序接合或缝合。齐泽克说:“某种类似的误解，恰恰可以用来界定‘召唤’本身:凡是当我们在大他者的召唤中辨认出自己时，就有最低限度的误解在运作。”缝合或者质询都是一种误认，不仅对意识形态大他者如此，对于个体更是如此，比如希区柯克《西北偏北》中富商最后在大他者的误认中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间谍。第二，个体与意识形态秩序之间的不一致性和裂缝，不是主体被建构的失败，恰恰是主体得以显现的契机。当质询总是自以为是地娓娓道来，有些主体却引发了歇斯底里——为什么我是你所说的那个人(老师、先进工作者、妻子或政客)?主体不仅质疑是哪种在我体内而不被我所知道的东西引发了大他者的质询呢? 质询的不应或者抵抗，恰好引发了自我能动的、自命不凡的主体的猜疑——主体是什么的问题浮现出来。对此，齐泽克在斯洛文尼亚的好友、哲学家多拉指出:“对于阿尔都塞而言，主体是使得意识形态运作的那些东西;对于精神分析来说，主体则出现在意识形态失效之处”。
对于多拉的观点，齐泽克做了进一步阐发:“主体不仅永远不会在质询的召唤中完全地识别自身:对质询的抵制(对质询提供的象征身份的抵制)正是主体。用精神分析术语来说，质询的失败是所谓歇斯底里的那种东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主体本身就是歇斯底里。换句话说，如果不是对人们象征身份的永久质疑的姿态，不是对大他者授予我的同一性的永久质疑的姿态，那歇斯底里是什么:‘你说我是(一个母亲、娼妓、老师……)，但是我真的是你所说我是的那种东西吗?在我这种什么东西使我成为你是所说我是的那种东西? 从这里出发……阿尔都塞并没有重视这个抵制象征化的对象的残余/过剩。”（斯拉沃热•齐泽克 等:《偶然性、霸权和普遍性———关于左派的当代对话》，第 116 页。）这种被质询所激发的主体中的过剩或残余，就是作为“在主体之中的客体”的对象 a。因此，齐泽克认为，拉康的主体与福柯、阿尔都塞等后结构主义不同，拉康的主体不是主体化的过程，不是符号秩序上的一个正/反位置或能指，而是一种深入体认存在问题的实在界的深渊，一种直接面对的虚无应答。
后结构主义都是承认个人是一个空白，而大他者的秩序则是一个符号话语的权力网络，个体陷入其中必须认同为其中一个位置，不然无法生存下来，一旦认同符号位置，则成为了社会权力网络中的一个螺丝钉，即是被压迫的，同时也是反抗的。在后结构主义中，主体经常被化约为主体位置(subject-positions)，把主体等同于主体化，即主体总是被等同于某种前主体东西，并将其位置体验为历史进程的行为者或行动者。在其中还是隐含着一种前理解，即主体是被某种被体验为个性的位置所支撑的，换言之，主体就是自我经验为主动的无限丰富性，比如性欲解放(福柯)、黑人民族性、同性恋等。通俗地理解，主体化就是个人之所以体验为主体，因为我不是被某种一致性的大他者思想、观念或话语所控制，也不是被某种微观的仪式或者行为模式所控制，而是我体验为我所在的独特性、特殊性、丰富性，这就是主体。主体化的主体是位置背后有一定意义的所指主体，认为自己是某种他者信息的承载者和行为者。在齐泽克看来，福柯和阿尔都塞的主体观对于当代学者的架构政治主体都有深远的影响，巴特勒受到福柯权力建构主体的观念影响，提出主体是一种展演性的效应;巴迪欧、巴里巴尔、杭谢尔以及拉克劳的政治主体都受到了阿尔都塞“致命性”影响，可以称之为后阿尔都塞派，他们坚持认为过去作为理性之主宰的笛卡尔主体早已经不复存在，主体不是某一代表能指的所指，而是这个不确定的能指本身，齐泽克把这些政治化主体称之为“主体化”或者“主体性”。以上是他对作为政治主体化基础的福柯，特别是阿尔都塞主体观的批判，并以此为基础阐述了拉康后期关于对象 a 的剩余主体以及它的否定性哲学基础。
(三)作为“实在”的行动哲学
“行动”是齐泽克哲学的最后旨归，是从根本上推翻现有符号秩序的一次革命，而不是在符号界内所做的能指更换和修正。齐泽克说:“拉康维持了一种可能性，可以藉由一种真正的行动——通过‘符号死亡’来彻底地重新整合整个符号领域。”齐泽克指出，“作为实在的行动”(act as real)，通往自由和革命的行动才能真正解放人类自身，开创新的理想的历史。Real 一词应该翻译为“实在的”，因为拉康所言之行动的性质不仅仅标明了它发生的真实性，更标注出它介于符号界与实在界之间，是具有颠覆性、重构性的、不同于语言行为的行动—事件。行动简单地说，就是置于符号死地而后生。
那么，作为“实在的行动”如何具有开创历史之作用呢? 抑或，行动具有何种性质以逃脱符号界的罗网? 通过前面的论述，我们知道行动与创伤性事件是可以通约的，即行动都有实在界的本体性，以此区别于任何符号界的主人能指的更换和变动。
其一，齐泽克强调“行动”不是语言行动，而是拉康精神分析的真实的行动。针对巴特勒的“符号展演”，齐泽克做了拉康式批判，重申了行动的非符号化。他指出，巴特勒把最激进的行动与个人符象状况的展演性重组混为一谈了。在符号界中展演性重组，是一种颠覆性的符号置换，但它依然局限在符号霸权的场域之中，是在这霸权中掀起内部的符号游击战。其策略是以霸权之矛攻霸权之盾，其基本的理论展开还是要依赖于统治阶级的符号秩序—语境本身，因此只能是从边缘到中心的象征性颠覆工作，是一种激进民主派对大他者快感的偷换和逾越。齐泽克认为，作为实在的行动则是要从驱力的逻辑出发，彻底抛弃符号界，把整个符号秩序悬置起来，放在括号之中。主体则认同于被符号秩序所排除的例外，以置于符号死地而后行动生的形式开创新的不可能性历史空间。拉康/齐泽克的目的不是从边缘的少数派变成中心的多数派霸权，而是从多余人/局外人的角度彻底更新符号界本身，重组历史。因此，齐泽克说:“这表示，一切真正的行动当中，都包含了某些本质上即是‘恐怖主义’的成分，因为行动会彻底重新界定‘游戏规则’，包括行动者的基本自我身份认同本身——真正的政治行动释放出否定性的力量，撼动了我们存在的基础。”(《神经质主体》，第 534 页)齐泽克认为，行动既然脱离了原有的符号界，那么就如同安提戈涅一样，主体成了“要求之执着”的活死人了。行动无法在旧有大他者的意识形态秩序中找到位置和保证，它排除了主体的任何自我工具化和认同可能性，这样反而揭示了拉康之歇斯底里主体就是一种中心空白，一种乌有的力量。
其二，行动不是“预谋”，而是无意识的瞬间决断，唯有此才具有革命的破坏性。齐泽克说:“对于拉康来说，行动是处于作为真实的客体这一边，而与符号(语言行为)相对:我们若要能够施行语言行动，一定要先接受符号秩序中的根本异化，以及该秩序的运作所需的幻象支持，但作为实在的行动是一种无中生有的事件，而没有任何幻象支持。就此而论……与行动相关的是一个分裂的主体，行动在其创伤性的意外当中使主体分裂，而主体永远无法将行动主体化，将其承担为‘自己的行动’，或者将自己设想为行动的肇事者—行为者。”(《神经质主体》，第 529 页)齐泽克强调行动主体是一个诡异的“无头”主体，是一个无身份的、符号死亡的活死人/幽灵，因为他已经悬置了主体性赖以生存的旧符号界。一个真正的行动不是如同理性的主体那样用意识、理智、意志清除了一切病态动机，晓得行动的所有步骤、方法和策略，简言之，不是有“预谋”的行为，而是“在行动的层次上，他自己也惊讶于自己刚做的疯狂事而感到不快，并且无法面对它”。齐泽克称之为“英雄式的行动”:某人长期过着投机的生活，玩弄各种手段达到目的，但是突然间他变得坚定不移、不计代价做一件事情，有时连自己都无法解释，却因此彻底改变了生活道路。例如布鲁诺就是经过长期的后退和懦弱，突然坚定了自己的观点。齐泽克总结说:“绝对/无条件的行动的确会发生，但并不是一种(唯心论)自我透明的动作，由完全意欲行动的主体以纯粹意志来完成——恰恰相反，行动发生时，是完全无法预料的意外，也是撼动我们生命的神奇事件。”(《神经质主体》，第 532 页)
其三，行动带有死亡驱力的绝对否定性，是开拓不可能性空间的政治行为。齐泽克说:“‘死亡驱力’是一切对真理(不可化约为存在的实存秩序)的大力肯定所固有的对立面:它是一种否定的姿态，为创造性的升华开启了空间。这就是拉康与巴迪欧的不同之处:拉康坚持认为，否定的行动要优先于藉新的主人能指介入而建立的肯定的、新的和谐;但对于巴迪欧来说，否定性的不同层面(伦理灾难) 则被降格为各种对正面的真理—事件的背叛(或不忠、否定)。”在此，齐泽克所强调的是行动就是纯粹否定性的行动，不论在旧的符号秩序和意识形态中作为革命的病症和星星之火出现，还是在新的主人能指建立后的新符号秩序中的漏洞、裂缝存在，都具有其颠覆性的价值，是不能被彻底符号化的永恒的否定性。齐泽克解释说，否定性是先于任何与目标认同的肯定态度的否定姿态，它是“热切认同”的不可能性条件，作为行动的否定性是为了开启符号界的非历史核心而存在的，而这一非历史核心就是意识形态斗争和革命产生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的幽灵回归
齐泽克的行动哲学是具有现实性的政治行为。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齐泽克依然赞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命题———推翻资本主义，而不是去争取劳工阶级的工资、黑人的福利等之类局部斗争，他有着日益激进的彻底革命的立场。齐泽克指出:“真正的政治行动(介入)并不是仅在现存关系的框架之内运作，而是去改变那决定事情运作方式的框架本身。”因此，安提戈涅的歇斯底里主体与敢于行动、勇于承担责任的列宁主义者的结合就成了齐泽克完美的政治理想。对齐泽克来说，正是 1917 年处于理论批判与革命行动之间的列宁，宣告了唯有决断的行动才能摆脱符号界纠葛;正是领导“十月革命”的列宁，真正深谙拉康式的行动哲学和不可能性政治。在齐泽克看来，俄国在 1917 年“二月革命”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之后，出现了两种反对革命的思潮，一种认为革命的时机还不成熟，只有到了正确的时机才能爆发革命;另一种认为要通过常态的民主形式获得革命的合法性。但是，同拉康一样，列宁抛弃了存在社会大他者的幻象，自己授权自己，以行动来回应一切理论批判。两次革命之间的重复，为列宁提供了行动介入的空间。革命总要爆发两次，第一次革命虽然撼动了旧有统治秩序，但是依然在旧符号秩序内的革新，只有通过第二次革命才能革新统治形式本身。齐泽克认同列宁在混乱的形式中能够抓住“瞬间”进行决断，实施行动，从而领导十月革命这样一个真正的政治行动。
从激进民主政治到凸显阶级斗争的转变，也展现了齐泽克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寻根的倾向。齐泽克早期坚持意识形态批判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对激进民主和身份政治有一定的支持。但是后来在阶级政治的问题上，齐泽克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和关注工人阶级状况。他说:“我再次重申，我不同意后现代的那些符咒:先是性别、种族斗争之类，然后是阶级。阶级不是这一系列中的一个，不是和它们具有同等的地位。我们应该把阶级解读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经济斗争。”（斯拉沃热•齐泽克、格林•戴里:《与齐泽克对话》，孙晓坤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154 页。）吊诡的是，齐泽克也反对把阶级斗争当作唯一核心的斗争，他把这种本质主义的斗争观念称之为前东欧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主人能指”，尽管他也不同意工人阶级已经消失了的观点，认为这是不符合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事实的。针对当前关于什么是中产阶级、哪些是工人阶级的争论，齐泽克认为这是阶级斗争的政治表现和斗争方式之一。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永远在企图抹杀阶级存在和对立的事实，社会阶层的划分与中产阶级的出现，缓和着社会两极的直接对抗的中产阶级作为介于富有阶级与底层贫民之间的、社会“中流砥柱”的中间阶层，就是其建构的意识形态幻象之一;与此相反，齐泽克认为中产阶级是“非阶级”的，它不过是对“社会并不存在”的直接否认，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以其中性、中立来掩饰和整合社会的阶级对立，因此，它不过是一个概念存在物而已。正如当代左派所认为，阶级斗争中阶级的界限被模糊、置换和篡改，而这正是阶级斗争本身。对齐泽克来说，工人阶级不是正在消失，而是在分化和极度被遮蔽和压抑。同样，针对认为工人已经分化为蓝领与白领，白领不再是工人而是底层中产阶级一员这一观点，齐泽克认为，在当代现实中，又苦又累的移民、第三世界国家的血汗工厂的工人和操作电脑的技术工人所遭受的剥削与压迫是没有分别的。这其中，失业的工人是当代工人阶级真正的代表，因为“这个失业的阶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剩余，而是刻入了结构之中”。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理论资源无疑是齐泽克的精神分析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价值趋向和基本立场。齐泽克在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进行分析的同时，坚持马克思的批判资本主义基本立场，提倡走向拉康式列宁的决断—行动哲学。与拉克劳、巴特勒与巴迪欧等激进民主派相比，在当代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理论角斗场上，齐泽克是一个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旗帜鲜明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于马克思主义，他说:“远甚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仍然活着的东西、马克思的什么东西在今天对我们有意义这些问题，我们感兴趣的:在马克思的眼中，我们当今世界自身意味着什么。”（斯拉沃热•齐泽克:《快感大转移》，第 238 页。）从这个角度来看，拉康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的视域融合乃是齐泽克理论探索的必然。
作者：韩振江，来源：节选自《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