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患：北宋与西夏爆发三年战争，北宋大伤元气：
西夏李元昊对吐蕃和回鹘打了几次战争，结果都胜利了，李元昊开始膨胀了，想要称帝，就派使者给赵祯上表文，内容就是炫耀、和赵祯平起平坐，然后给自己找了一个牛逼祖宗拓跋氏，赵祯一看表文气得不行，满满地恶意，“李元昊不是党项么，这还要不要脸了。”
李元昊
满朝文很多都是有资历没有能力的闲人，有能力的人有没有话语权，当时宰相是张士逊和章得象，这两个人你没有印象吧，没有印象就对了，其实我也没有印象，因为他们没有干出特别的事来，朝议的结果就是不承认李元昊称帝的合法性，并出台了一系类对西夏的外交举措。
李元昊看到北宋的态度，“还能不能愉快的玩耍了，这个小赵也太不给面子呀，得给北宋一点颜色看看，”1040年，李元昊大举进攻北宋，在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双方打了三天三夜，“三川口之战”北宋大败，大败原因我就一句就够了，文官干武官的活，你不要好奇，懂宋史都知道，这是宋朝的国策：以文抑武，你得习惯宋朝的这种画风。
韩琦看到战报气得吐血，皇帝都是没有错了，错的只有管事的宰相，韩琦就上书，臭骂宰相只顾享受不干正事，导致四个宰相下野，赵祯一看，韩琦是个人才呀，于是赵祯就派韩琦和范仲淹去陕西戍边去了，防止李元昊那小子再打过来，韩琦年轻气盛，不听老喷子范仲淹的劝阻，为什么说喷子呢，因为范仲淹逮住谁喷谁，是自带言官属性，连领导（宰相）都喷，结果被贬多次，韩琦执意出兵，李元昊诱敌深入在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北）设伏，韩琦傻乎乎跳了进去，
1041年“好水川之战”，北宋大败，伤亡万人以上。 好水川之战
赵祯得知消息大怒，“这两货中看不中用呀，还是欠扁（贬）呀”，于是，韩琦和范仲淹被贬。
1042年，李元昊一看高兴了，北宋军队这么弱鸡，于是李元昊调动了国库最后的资源，之后西夏国库可以跑耗子了，发动第三次战争，宋军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部)陷入西夏军队的重围，北宋又是大败，葛怀敏等15员将领战死，北宋九千余人几乎全军覆没。
二，内忧外患的产物：庆历新政
1043年，北宋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社会危机日益严重，喷子范仲淹开始改革，史称“庆历新政”，新政符合赵祯的利益，也符合这个北宋的利益，但是触犯贵族的利益，贵族势力庞大，1045年，“庆历新政”宣告失败，但是这次失败，范仲淹再次被贬，老范并没有颓废，1046年，老范喊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口号，显示老范并没有放弃。
范仲淹
三，大笔的战争赔款：北宋陷入财政危机（这是庆历改革主要原因）
1042年，辽国从这几场战争中看到北宋军队的羸弱，辽国敲诈北宋，问赵祯要赔款，打打不赢，赵祯屈辱的继续认怂，“澶渊之盟”岁币的基础上，增加银10万两、绢10万匹，“谭渊之盟”+“庆历增币”=共计岁币银20万两，娟30万匹，这个件事辽国称“重熙增币”，北宋称“庆历增币”，“庆历增币”赵祯是有条件的，就是辽国必须约束西夏，向西夏施压和谈，没事别瞎胡闹。
谭渊之盟
事后证明赵祯高估了辽国的军力，大辽已经不是以前的大辽了。西夏攻打北宋的时候，辽国是支持西夏的，但是辽国趁火打劫让李元昊非常不爽，这是墙头草的行径呀，李元昊有事没事就撩拨一下辽国边军，辽国也恼了“这小伙子也太嚣张了，需要让他认清现实”，
1044年辽国对西夏开战，由于多年来辽国养尊处优，辽国以后失败告终，第二、三次进攻西夏也失败了，也侧面反映了辽国正在走向衰弱。
辽国和西夏大战
李元昊还是非常鸡贼，一方面知道到西夏的国库都能跑耗子了，不能再打仗，打仗目的就是为了抢土地抢人抢钱，另外一方面担心树立辽国和北宋两个敌人还是非常心虚的，一旦北宋和辽国联手攻西夏，那就玩砸了，细思极恐，于是就派使者去议和，赵祯是没有理由拒绝，
1044年10月双方签署了“庆历和议”，协议内容里有点长，不过值得玩味的就是战争赔款的说法，“议和协议”里说的是赏赐给西夏，“宋朝每年赐给西夏银5万两，绢13万匹，茶2万斤;另外，每年还要在各种节日赐给西夏银2.2万两，绢2.3万匹，茶1万斤。”能把战争赔款说得如此清新脱俗的，也只有北宋的文人了，聪明全用到这上面了。四，内忧：来至黄河泛滥决口的威胁：
1015年，李垂在其著作《导河形胜书》，这一部关于水利的书，此人比较耿直，不愿意趋炎附势，因此也得罪了人，但是治学不够严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没有治水的经验，还正在了解黄河中，只相信自己看到的和推理的，根据他的研究发现：黄河的河道会一直北移，最后黄河下游的河道从河南、山东境内，改到河北的燕云十六州境内，该地属于辽国的领地，你说你研究黄河，就研究吧，对黄河的心情和脾气又不了解，还瞎逼逼，为了引起有心人的注意，脑洞清奇，语不惊人死不休，李垂认为“辽国可能会利用黄河改道，派遣水师顺黄河逆流而上进攻汴京”，纯粹好心办坏事的一个人，
1033年，他虽然挂了，但是这本书给“三易回河”埋下了伏笔，也给北宋的衰亡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北宋对母亲河只知索取，没有一个感恩的心，黄河周边树木严重砍伐，导致黄河河床一次次地被抬高，史书记载：北宋时期，黄河及其支流共出现泛溢154次，平均每2.4年就有一次大的决口。仅黄河干流大范围泛滥和改道就有近80次，灾害范围波及黄淮、河北等很多地区，制约了北宋的经济、政治、军事等的发展，这是任何一个执政者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除非你放任不管。
黄河不能继续北流，还得想法设法改道东流，这是因为满朝文武深信李垂的观点，李垂的《导河形胜书》介绍，如果北流到辽国，辽国可能水路进军北宋，把战船直接开到北宋都城汴河里，可惜的是这本书了夸大了黄河的危害，忽略了产生黄河泛滥改道根本原因，就算成功改道了也是治标不治本，黄河会继续泛滥的。
按照当时情况来分析，李垂的担心是多余的：
第一，军事角度:就算流到大辽境内，北方人一向不善水战，还有就是当时辽国军事实力已经开始衰弱了，比如：1044年、1045年、1049年西夏和辽国战争，辽国都是惨败，辽国军事威胁已经不是很大了；
第二，经济角度：辽国安逸太久决策层也腐败严重一片奢侈风，辽国地处北方，经济相对劣势，再加上当战舰的建造是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打造一个水军价值不菲，而且还要逆流而上，可能性实在太小了。
第三，自然角度：以黄河脾气，到了辽国也不会安分的，随便发几次洪水，辽国也是非常头疼的，拖垮辽国经济都是有可能的。
黄河壶口
1034年，赵祯刚继位不久，就决心治理黄河，彻底解决这个麻烦，这是赵祯第一次给黄河改道，改道后的黄干流史称“横陇故道”。
1048年6月，黄河再次决口，整个“横陇故道”都废掉了，宣告了1034年的改道失败，赵祯非常失望，不能让黄河泛滥在恶化下去了，再议黄河改道事宜。
1051年，“三易回河”第一易：宋仁宗赵祯期间，河北转运使李仲昌提议堵塞商胡北流河道，开六塔河以恢复横陇故道。此议遭到欧阳修的强烈反对，朝议结果是欧阳修反对无效，1056年，引黄河水入横陇故道的当晚，水流宣泄不及再次决口，河北数千里一片汪洋，人民死伤无数，北宋经济受到重创。
1075年，“三易回河”第二易：宋神宗赵顼期间，由于黄河泛滥的影响，税收持续缩水，赵顼同意王安石改道的提议，结果“二易回河”导致在北起海河，南至淮河这个区域，形成了严重的洪泛区，北宋脆弱经济再次受到打击。
1099年，“三易回河”第三易：宋哲宗赵煦期间，黄河仍然不安分，到处惹祸，赵煦决定再次改道，结果仍然被现实打脸，黄河再度决堤，引起特大洪水，甚至将山上禹庙都冲毁了。
由于北宋对辽国和西夏的战争接连失利，导致了每年的大量的战争赔款；
由于变法改革的失败，土地兼并日益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冗兵冗官支出费用更是加倍 ，加重了北宋的财政压力；
由于黄河泛滥造成的大量白地无法耕种，导致税收缩水，又给脆弱的北宋财政补了一刀。
执政者只能想办法控制黄河别再进一步的泛滥，让北宋的钱包鼓起来，北宋在没有现在先进黄河治理的知识和技术情况下，表现了极大的勇气和毅力，动用不太富裕的国库，进行了三次大规模黄河改道工程，这是北宋的无奈之举，虽然失败了，但是北宋君臣已经尽最大的努力。
现实就是现实，北宋的满朝文武认知有限，这是历史的局限，无法提出对黄河治理更好的方案。
参考文献：
《宋史》
《国史通鉴》
《导河形胜书》
《方舆纪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