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親身經歷2020的我們而言，疫情給予的打擊無疑是多重的。身體上的疾病、精神上的擔憂沉悶、對時間和數字的無措……這些憋悶了將近一年的情緒，在疫情得以控制時，勢必要找到一個出口。
好在這個時候，全民喜劇電影《我和我的家鄉》帶著歡笑和感動，在國慶檔上映了。
作為2019年國慶檔票房冠軍《我和我的祖國》的姊妹篇，《我和我的家鄉》延續了前作的短篇章結構。在導演的選擇上，也偏向了以喜劇見長的5組導演。甯浩、徐崢、陳思誠、閆非與彭大魔以及鄧超與俞白眉的組合，也當得起「中國電影喜劇夢之隊」的稱號。
除了這些掌鏡人，還有近百位優質演員參與其中，包括但不限於葛優、黃渤、範偉、沈騰、王寶強、閆妮、馬麗、劉昊然、張譯……如果算一算目前公佈的主創過往作品，他們的累計票房就已超過600億。
可以說，這樣超強導演＋實力演員的組合是一部好電影的底氣，沉浸其中的觀眾也永遠不會無聊。而這，也正是集結他們的目的：讓觀眾能通過電影擁抱快樂，並帶著笑容走出電影院。《我和我的家鄉》從去年10月份就開始策劃，作為該片的總導演，甯浩提出，《我和我的祖國》用的是時間線，用7個故事串起新中國成立70週年間普通百姓跟共和國息息相關的事件，而《我和我的家鄉》講述的是山鄉鉅變，是千家萬戶在全面奔小康過程中發生的故事，所以選擇的是東西南北中全國五個不同地域上發生的故事，“用的是空間線”。
《我和我的家鄉》的第一個故事《北京好人》就是由甯浩自己編劇和導演，這也是甯浩親身經歷過的事情。幾年前，他的一個老家親戚得了甲狀腺瘤，到北京來治病，住在甯浩家裡。這事對他觸動很大，因為這個親戚當時很焦慮，既有對病情不確定的擔心，也有對醫藥費太高，怕支付不起的擔心。甯浩就安慰他，如果真的錢不夠，自己可以幫助。這位親戚的態度立刻變了，在作為晚輩的甯浩面前特別拘謹，“老想做點事兒”，當後來知道這些看病的錢幾乎都能用老家醫保卡報銷後，態度又轉變了，“一下子回到了他作為長輩的姿態上去了”。
《北京好人》就是根據這件事改編而成，“農村現在的醫保都能到這個程度，真是大手筆，不可想象”，甯浩把這些感受都拍進了電影中。《北京好人》講的是京津冀地區的故事，葛優依然在片中依然扮演張北京，延續了《我和我的祖國》中《北京你好》的角色，只不過這一次張北京老家改成是衡水的，職業也換了。《平原上的夏洛克》的主演張佔義在片中飾演他的表舅，兩人在片中有大量的對手戲。
“變化”的主題貫穿整部電影，陳思誠導演的《天上掉下個UFO》講述的是貴州山區交通上的巨大變化；鄧超和俞白眉聯合執導的《回鄉之路》講述的是沙漠退耕還林後的巨大變化。
五個故事都用喜劇的形式，也是事先就定了的，甯浩希望能夠在節日給觀眾帶來輕鬆開心的體驗。本來劇組對每個故事的時長有要求，希望影片總時長控制在90分鐘左右，但後來發現，喜劇故事需要“平地摳餅”，需要有大量的前期鋪墊，最後才能甩出一個大包袱。最後，甯浩決定，“這些導演的個性都很強，就按照他們的個性和節奏來拍。”
《我和我的家鄉》拍攝過程中也遇到了新冠疫情的干擾，《北京好人》剛開拍不久，拍攝的醫院不幸檢測出感染的病例，劇組被要求立刻挪到對面一個空的醫護大樓拍攝，但這個大樓達不到拍攝要求，最後沒辦法，劇組只好臨時搭景拍攝。在片中出現的醫院的鏡頭幾乎都是搭的景，而且是“一景多用”，拍完一個場景，挪動一下佈景，改變一下拍攝角度，就接著拍。
除了疫情，還有不可預測的天氣干擾，徐崢執導的《最後一課》在千島湖拍攝，結果當地遇到洪水，幾乎沒有晴的時候，不得已，臨時改成了雨戲。
除甯浩之外，《我和我的家鄉》其它四個故事的導演陳思誠、徐崢、鄧超和俞白眉、閆非和彭大魔，都是經過了市場檢驗的成熟導演，在票房的號召力上也都非同小可，“跟這些成熟的導演合作，不需要說很多話，只要把變化這個核心主題告訴他們，他們就會主動去開始創作。”
從距離上來說，我們可能離家鄉很遠，是幾天幾夜的公里數，是隔著山與海的牽絆。可從想念的角度思考，它又離我們很近。近到你用心感受一下，就會發現它隨著你一起呼吸。如果說《我和我的家鄉》中的五個故事提醒著家鄉的變化，那身處於其中的我們，就是家鄉第六個故事的參與者和見證人。
從作為普通觀眾前去電影院收穫快樂，到認知到自己也正是家鄉的參與者，九位導演和近百位演員用一種更接地氣、更喜聞樂見的方式講述了發生在你我身邊的故事。
所以，這個國慶就別再猶豫了，快回自己的家鄉闔家團圓、去別人家鄉遊山玩水、進電影院看「家鄉」享受喜劇盛宴吧。
畢竟我和我的家鄉，要有你的參與，才能真正算得上是家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