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亲身经历2020的我们而言，疫情给予的打击无疑是多重的。身体上的疾病、精神上的担忧沉闷、对时间和数字的无措……这些憋闷了将近一年的情绪，在疫情得以控制时，势必要找到一个出口。
好在这个时候，全民喜剧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带着欢笑和感动，在国庆档上映了。
作为2019年国庆档票房冠军《我和我的祖国》的姊妹篇，《我和我的家乡》延续了前作的短篇章结构。在导演的选择上，也偏向了以喜剧见长的5组导演。宁浩、徐峥、陈思诚、闫非与彭大魔以及邓超与俞白眉的组合，也当得起「中国电影喜剧梦之队」的称号。
除了这些掌镜人，还有近百位优质演员参与其中，包括但不限于葛优、黄渤、范伟、沈腾、王宝强、闫妮、马丽、刘昊然、张译……如果算一算目前公布的主创过往作品，他们的累计票房就已超过600亿。
可以说，这样超强导演＋实力演员的组合是一部好电影的底气，沉浸其中的观众也永远不会无聊。而这，也正是集结他们的目的：让观众能通过电影拥抱快乐，并带着笑容走出电影院。《我和我的家乡》从去年10月份就开始策划，作为该片的总导演，宁浩提出，《我和我的祖国》用的是时间线，用7个故事串起新中国成立70周年间普通百姓跟共和国息息相关的事件，而《我和我的家乡》讲述的是山乡巨变，是千家万户在全面奔小康过程中发生的故事，所以选择的是东西南北中全国五个不同地域上发生的故事，“用的是空间线”。
《我和我的家乡》的第一个故事《北京好人》就是由宁浩自己编剧和导演，这也是宁浩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几年前，他的一个老家亲戚得了甲状腺瘤，到北京来治病，住在宁浩家里。这事对他触动很大，因为这个亲戚当时很焦虑，既有对病情不确定的担心，也有对医药费太高，怕支付不起的担心。宁浩就安慰他，如果真的钱不够，自己可以帮助。这位亲戚的态度立刻变了，在作为晚辈的宁浩面前特别拘谨，“老想做点事儿”，当后来知道这些看病的钱几乎都能用老家医保卡报销后，态度又转变了，“一下子回到了他作为长辈的姿态上去了”。
《北京好人》就是根据这件事改编而成，“农村现在的医保都能到这个程度，真是大手笔，不可想象”，宁浩把这些感受都拍进了电影中。《北京好人》讲的是京津冀地区的故事，葛优依然在片中依然扮演张北京，延续了《我和我的祖国》中《北京你好》的角色，只不过这一次张北京老家改成是衡水的，职业也换了。《平原上的夏洛克》的主演张占义在片中饰演他的表舅，两人在片中有大量的对手戏。
“变化”的主题贯穿整部电影，陈思诚导演的《天上掉下个UFO》讲述的是贵州山区交通上的巨大变化；邓超和俞白眉联合执导的《回乡之路》讲述的是沙漠退耕还林后的巨大变化。
五个故事都用喜剧的形式，也是事先就定了的，宁浩希望能够在节日给观众带来轻松开心的体验。本来剧组对每个故事的时长有要求，希望影片总时长控制在90分钟左右，但后来发现，喜剧故事需要“平地抠饼”，需要有大量的前期铺垫，最后才能甩出一个大包袱。最后，宁浩决定，“这些导演的个性都很强，就按照他们的个性和节奏来拍。”
《我和我的家乡》拍摄过程中也遇到了新冠疫情的干扰，《北京好人》刚开拍不久，拍摄的医院不幸检测出感染的病例，剧组被要求立刻挪到对面一个空的医护大楼拍摄，但这个大楼达不到拍摄要求，最后没办法，剧组只好临时搭景拍摄。在片中出现的医院的镜头几乎都是搭的景，而且是“一景多用”，拍完一个场景，挪动一下布景，改变一下拍摄角度，就接着拍。
除了疫情，还有不可预测的天气干扰，徐峥执导的《最后一课》在千岛湖拍摄，结果当地遇到洪水，几乎没有晴的时候，不得已，临时改成了雨戏。
除宁浩之外，《我和我的家乡》其它四个故事的导演陈思诚、徐峥、邓超和俞白眉、闫非和彭大魔，都是经过了市场检验的成熟导演，在票房的号召力上也都非同小可，“跟这些成熟的导演合作，不需要说很多话，只要把变化这个核心主题告诉他们，他们就会主动去开始创作。”
从距离上来说，我们可能离家乡很远，是几天几夜的公里数，是隔着山与海的牵绊。可从想念的角度思考，它又离我们很近。近到你用心感受一下，就会发现它随着你一起呼吸。如果说《我和我的家乡》中的五个故事提醒着家乡的变化，那身处于其中的我们，就是家乡第六个故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从作为普通观众前去电影院收获快乐，到认知到自己也正是家乡的参与者，九位导演和近百位演员用一种更接地气、更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了发生在你我身边的故事。
所以，这个国庆就别再犹豫了，快回自己的家乡阖家团圆、去别人家乡游山玩水、进电影院看「家乡」享受喜剧盛宴吧。
毕竟我和我的家乡，要有你的参与，才能真正算得上是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