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力再优秀的人才如果没有正确的道德原则和价值导向，倚恃自己的才能为所欲为，那么终究只是个给他人造成祸乱的奸人。政治也是如此。如果只重视官员的吏能，而忽视他们的道德观，政权是不会有稳定状态的。以五经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就是有着能规范政治道德秩序的作用，引导官僚帝国行政向善的一面。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儒家学说在政治上的作用就日益明显，研习儒经对于士人入仕的必要性也越来越高。无论是太学诸生还是通过察举的孝廉，五经家法的考试对于他们来说是当官之前必要的程序，治经也成为了士人的日常。曹操的家庭并没有什么儒学氛围，曹操接触儒经主要就是在洛阳太学当诸生的经历。
因为有了这段经历，所以曹操身上不止是只有法家，而是儒法精粹的融合。我们能看到正是因为曹操结合儒法的思想应用在他的政治实践上，所以他成为了汉末群雄中最强的那一个。公元200年在华北发生的官渡之战是决定未来天下局势的大战，而战争中袁绍和曹操的胜负关键正是二人政治性格的差距。
然而袁绍出身于富裕的中州，家族是普天之下第一等的名门世家，他接触的社交圈都是有很高经学素养的文化人。推动袁绍的助力是那些在东汉享有极高名望但实际才能上却有很多不足的清流名士集团，这就要从东汉党锢之祸说起。东汉桓帝、灵帝时期各发生过一次党锢之祸，牵连到的名士非常多，覆盖全国各地范围内。
所以两次党锢案的起因虽然不一样，但根源都是在于名士们对于东汉朝廷有极大不满，对时政进行非议，最后招来了朝廷血腥的镇压。南阳、汝颍等地方尤其是文化先进、名士数量多、抗争也是最为激烈的地方。在社会享有极高名望的汝南袁氏也有人参与了党锢案中，即袁绍的堂兄弟袁忠。袁忠和“八顾”之一的范滂是好友，一起牵连进了党锢案中。
因此牵连党锢的名士中有当朝的公卿，也有在野拒绝入仕的处士，不少人具备着政治实践的经验与才干，但绝大多数人却只是为了跟风扬名而卷进了这桩大案里。相互之间以社会名气标榜名号、口无遮拦非议政治是当时士林中广泛存在的现象。这种社会环境对于袁绍有非常大的影响。袁绍交友原则就是“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他的好友何颙、张邈等人都是党人仰慕崇拜的对象，袁绍本人也热衷于养名，向往清流。
因为袁绍在年轻时当濮阳县长就有了清名，后来去官为自己的嫡母服丧三年，又为自己早逝的养父追服三年，可见对于清名的养成，袁绍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袁绍这种爱好名誉的贵公子性格让他周围也聚集的是这类名望高但才干却不一定匹配他们高名的士人，比如许攸、郭图、逢纪、高干这类人。
最后在郭嘉的“十胜论”里就提到袁绍这个弱点：“因累世之资，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就连袁绍手下的人也和袁绍一样只喜欢名誉之士，对于道德的重视度不够，没有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