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们洛阳附近的农村，开始解散生产队，当时很多社员都很担心，当他们看到生产队的各种工具和牛马、拖拉机等被分配到个人，觉得以后的生产会越来越难，粮食会不会减产。然而事实是后来农业连年大丰收，生产队就被称作“大锅饭”典型，全部成为历史。
生产队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说，几乎是难懂的“历史名词”，但作为60年代和70年代人来说，生产队是“无法抹去的记忆”，这里曾经是他们每个人的家。
当时的组织机构是县-公社-大队-生产队，看来生产队是最底层的组织，也和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也是他们共同的家：一起耕种、一起管理、一起收获、一起分配。
那时候，一个村子就是一个生产大队，生产大队最热闹的就是村里的广播，天天要么是播送新闻，要么是通知开会，还有就是村支书讲话。
生产大队最快乐的就是村里放电影，那是当时唯一的“精神食粮”，多少人翘首以盼，多少人评价一个村的好坏，就是放电影的多寡，有能力的多放几场电影，大队有面子，社员也觉得自豪。
作为生产大队的下属，就是生产队，当地居民就是生产队成员，也就是“社员”；生产队负责人设有队长、副队长，必须配备有会计、出纳、记工员，另外还有妇女队长。
生产队负责社员的“生活”，可谓是面面俱到，粮食，大伙分；蔬菜、瓜果；大伙分，就是每家养的猪，也是统一送到生产队的“养猪场”，猪产生的粪便，统一用在生产队的地里，可谓一举两得。我们当时上小学，我们放学点，也是生产队猪圈“开闸时候”，所以有很多人开我们玩笑：“看，你们还没有猪回家的快！”。确实，当时猪一开闸，都是撒腿往家跑，不像我们，打打闹闹，无所谓的样子。
生产队之所以让人们“恋恋不舍”，就是它在当时确实有“扶弱助贫”的功能，当时我们家小孩多，家里穷，当时连必要的劳动工具“架子车”都没有，我清楚记得，当时生产队统一有年轻人将各家分的粮食送往我们家，这一幕，过去几十年，总是历历在目，难以忘记。
我的童年就是在生产队时期度过，那时候，打麦场就是我们快乐的家园。那时候，土地还不是很紧缺，每个生产队都有很广阔的“广场”，麦收的季节把麦子集中起来，进行脱粒、然后就分到各家各户。然后把麦秸秆堆成“垛”，然后就成了我们童年的游乐园：我们在这里打闹，捉迷藏，看星星。
小时候，也利用过“特权”，当时我们那里引种南方甘蔗，十分成功，它没有南方的甜，但竹节比南方的长，并且是红色的，我们当地叫“甜杆”，是我们当地特产。有一年秋天父亲被派去“看守”，晚上不回家吃饭，我给父亲送饭，其实路挺远的，父亲见我一路辛苦，就利用特权，让我自己拔一根“啃啃”。我看了看高大笔直的甘蔗，大的不舍得拔，挑选不太大的一根拔了下来，当时觉得实在太甜了。
生产队的人其实都是很善良的，记得当时，生产队给我们家分配任务“割麦”，那时候我们家大人小孩齐上阵，进度还算可以，旁边的小姑娘一边割麦，一边哭，原来是“下乡知青”，不会割麦，割麦很慢，我们家割完了麦子，一起帮她割麦。现在过去30多年了，只记得当时她穿一件蓝色上衣，别的都记不起来。
当时下乡知青在村里也很“拉风”。有一个帅气小伙从我们身边神气走过，旁边大娘问他：“你出来这么久，想家了没有？”小伙子可能还讲“政治”，大大咧咧地说“扎根农村，不想家！”老大娘笑着骂他：“你妈养你这么大，不想你妈？不孝顺！”
生产队作为建国初期的劳动组织形势，确实有它积极意义的一方面，一方面改变了农民一盘散沙的状况，把农民彻底组织起来，作为“平战两用”的组织形式，意义确实重大，另一方面彻底改变了当时的农耕做法，把“深耕”以及“土地缺少元素检测”广泛使用、大修水利等确实让农业生产技术有了大幅度提高。
但是，生产队毕竟是“一大二公”的产物，确实养了不少懒人，又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1984年将生产队解放，也为改革开放成功打下了基础，过去生产队有事没事都要“报到”，不能缺勤，确实把劳动力都束缚在有限的土地上，是极大的浪费，现在想来，邓公的改革魄力确实巨大，功不可没。
过去的生产队没有了，过去共同的“家”确实已经成为记忆，但集体主义精神、以及扶弱助贫的精神，不会消失。有一次参加一个全国学术会议，一个会计名家在大会上直言“从生产队走出来的教授，唯一的优点就是知道帮助弱者。因为我是弱者的时候，生产队帮助过我！”
我现在每次出差到北京，总是到“毛主席纪念堂”，感谢他老人家那时候的政策，让穷人家的孩子都能吃得起饭，上得起学，这些“平均思想”确实不利于“竞争”，也不利于经济的快速发展，但是让当时很多的穷人，跟上了时代步伐，没有掉队，为他们将来考上大学、创办企业、发家致富打下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