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25日深夜，來京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各方面知名人士，都收到了由周恩來、林伯渠兩人聯名的午宴請柬：“9月26日上午11時半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舉行午宴，並商談重要問題，務請出席。”
請柬中所說的“商談重要問題”是什麼呢？
原來，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央領導人在籌備建國時，雖然將國號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同時又加上了“簡稱中華民國”的括號。在政協主席團常委會討論這一方案時，對要不要後面的括號，產生了兩種不同意見，有人認為應該要，有人認為不應該要，雙方爭持不下。於是，主席團常委會責成周恩來向各方面的知名人士徵求意見。
26日上午11時半，會議在六國飯店準時召開。周恩來首先講話說：“今天請來赴會的，大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老前輩。我國有句老話，叫做‘就教長者’。各位看見‘共同綱領’中的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有一個‘簡稱中華民國’的括弧。對這個簡稱，有兩種不同意見，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必要了。常委會特叫我來請教老前輩，看看有什麼高見。老前輩對‘中華民國’這四個字，或許還有點舊感情。”
周恩來的話剛講完，民建的黃炎培即發言說：“現在雖說解放了，但由於老百姓受的還是落後的教育，感情上習慣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這個簡稱，我看是非常必要的。況且，政協五年召開一次，五年之後我們覺得這個簡稱不必要了，再去掉它也並無不可。”
聽完黃先生的發言後，何香凝說：“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結果，是許多烈士用鮮血換來的。關於改國號問題，我個人認為，如果能照舊用它，也是好，要是大家都不贊成，我也不堅持己見。”
第三個發言的是辛亥革命後“歸隱”38年、平生不寫民國國號的前清進士周致祥。他說：“我反對用‘中華民國’之類的簡稱，因為二十多年來，這一名稱已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成為一個禍國殃民，群眾對它毫無好感的名稱。所以，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兩次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非常讚賞周致祥的意見，接著發言說：“我雖然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也尊敬孫中山先生，但對於‘中華民國’四個字，則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民國’，與民無關，22年更給蔣介石及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令人痛心疾首。共產黨所領導的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認為不同，那麼我們的國號應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掉又臭又壞的‘中華民國’的爛招牌。國號應該是極其莊嚴的，既然改就得改好，為什麼還要等到五年之後才改呢？古語說得好，‘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現在革命勝利了，還稱‘中華民國’，連國號也不敢改，何以昭告天下百姓呢？所以，我堅決反對什麼簡稱，我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號。”
司徒先生的發言，贏得熱烈的掌聲。與會者紛紛發言。馬寅初先生說：“我擁護司徒美堂的主張，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加一個簡稱，實在不倫不類。”陳嘉庚、張瀾、陳叔通、車向忱也發言表示贊成。車向忱還從教育群眾方面作了闡述。他說：“新國號老百姓可能一時還不能接受，但這只是個宣傳教育問題。經過宣傳，讓人認識我們這次革命政權的性質，老百姓不見得反對用新國號。”
著名法律專家沈鈞儒則從法律的觀點解釋新舊國號不能並容的原因。他說：“‘中華人民共和國’後加上‘簡稱中華民國’的括弧，的確是法律上的一個大漏洞，不合法律觀點，也萬萬不應該如此。世界各國的國號，只有字母上的縮寫，而沒有載之於立國文件上的其他簡稱。況且，將來在行文上，包括用國家名義與其他國家訂約，都有諸多不便。所以，我也主張不用那個簡稱。可能有些群眾還會寫中華民國，但那是他們的一時之便，我們也不要明令禁止，慢慢就會改過來的。”
沈鈞儒的發言後，與會者再無不同意見，會議即宣告結束。周恩來作了小結。他說：“我會把老前輩的意見綜合起來，送給主席團常委參考，最後由主席團常委做出決定。”
後來，主席團常委接受了這些老前輩的意見，去掉了簡稱，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新國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