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代人都會想當然的認為自己這代人是社會的支柱與未來，比我們年長的是與時代脫節的老頑固，比我們年幼的是難堪大用的小屁孩。
移動互聯網普及前的粉絲是幸運的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的這一批90後見證了我國社會經濟全方位的變化，可能一年級時村上的小學還需要自帶柴火蒸飯，而等到高中義務教育就已經免除了學費。和許多在高中之前每週需要步行兩個半小時往返學校的同齡人一樣，在面對享受到國家整體經濟提升帶來的諸多好處的95後00後逐漸生出一種訴苦情緒，隨著年齡增長不可避免的滋生出一種我們曾經討厭的倚老賣老、指責後輩的做派。
這種做派的表現是多樣的，例如全網喊打熊孩子，熱烈討論早高峰給老年人讓座的問題，以及對蔡徐坤及其粉絲的全方位嘲諷，這些事件的本質都是自我情緒的狂熱——我們已經擔負起社會的各種角色，我們的需求才是真正的需求，你們老一輩和小朋友都得服我，不然就是三觀不正。
就拿追星這件事來說，我們在初中高中時期誰班上沒有幾個追星狂人，而任課教師裡必定有幾位對於我們崇拜的偶像嗤之以鼻的“老頑固”。在手機和4G網絡沒有普及的時代，追星的同學不外乎買磁帶、畫冊以及各種周邊，我周邊能夠去看演唱會的鳳毛麟角。那些年不會因為明星超話排行榜掐架，不過討論明星的同學倒是可能因為意見相左而在教室裡真的掐起來。
當年瘋狂追星的負面新聞一樣不少，我印象中這樣的一則新聞記憶猶新。一位甘肅女生因為喜歡劉德華，追星花光家中積蓄，以致父母賣房賣腎，最終父親跳海身亡。相比之下，今天的粉絲眾籌包飛機、紐約廣場投生日祝福廣告、乃至微博做數據都稀鬆平常了。
任何年代都不缺瘋狂的粉絲，只不過出現在公眾視野的方式和途徑不同而已。在移動互聯網普及之前的時代，我們通過報紙、門戶網站、論壇瞭解、討論這些事件，這個鬆散的互聯網末端的用戶呈現一種孤島的狀態。瘋狂的粉絲和反感他們的路人之間始終隔著一道牆，這種“安全距離”讓明星和粉絲的負面輿情無法獲得大面積的傳播。雖然報紙、電視不厭其煩的批評明星和選秀節目可能教壞年輕人，但公共媒體總是以一種迷途粉絲的拯救者姿態出現，他們批評粉絲的狂熱行為，討論選秀節目的運作模式，一遍一遍重複著適度追星的論調。
相比較粉絲行為明星買單的今天，移動互聯網普及之前的那些年堪稱粉絲們的田園時代。
當我們能發出最大聲音時，能做的比上一代人更好嗎？
當曾經追星的一代走上社會，成為各行各業的重要角色時，隨之而來的便是社會話語成為這一代人的需求廣播器。我們討厭熊孩子，我們討厭倚老賣老，我們喜歡爽快喜歡懟人，於是網絡上便有了這些新聞話題供我們討論。
不過不要以為我們獨佔了技術帶來的便利，比我們稍晚幾年出生的95後、00後可能一出生就會玩手機。網絡技術不僅打破了時空的距離，也塑造了新的輿論生態和娛樂圈玩法，也為代際之間，不同垂直領域用戶的觀點交鋒提供了舞臺。在超級女聲時代，湖南衛視是娛樂圈的風向標，在移動互聯網時代，各互聯網大廠成了規則的制定者。他們一手掌握著技術與數據，洞悉用戶的喜好，另一方面又掌握著渠道和資本，制定著遊戲規則。
在PC時代最火的社區是百度貼吧，一言不合就爆吧，到對方的貼吧頂墳貼、發無意義的謾罵貼實乃家常便飯。在向移動互聯網轉型的過程中，新浪微博抓住了明星、娛樂這一要素，從原先的輿論廣場變身為吃瓜大排檔。一邊幹著收割數據女工流量的活卻一邊借勢把這些粉絲放到了審判臺，然後再慫恿不滿蔡的路人和她們幹架，著實不地道。這不，打榜事件過後，自己反被盯上了，也算是一報還一報吧。社交網絡讓所有事情都身臨其境，熱衷於推波助瀾對立極端情緒，也善於畫地為牢，用虛假的數據矇蔽年輕粉絲的目光。那個看起來略顯“無知”的女孩的觀點不就是被這樣的環境所塑造的嗎？
把目光拉的更長遠一些來看，對於蔡徐坤和其粉絲的輿論暴力或者羞辱我們每個人或多或少都參與其中，從因為年初的NBA新年大使廣告引發的全網雞你太美刷屏來看，我們在不自覺的跟風中走上了我們討厭的人的老路。
這場交鋒進行到後期，聲討“腦殘粉”路人們還掌握著道德制高點嗎？後續越來越多的人參與進來，他們並不討論事件本身，而僅僅是宣洩情緒。各種帶有侮辱性的表情包和動圖消解了正義，我們在手握三觀大旗的輿論征伐中有窮兵黷武的趨勢。我們變得面目可憎了。
說起來，在被互聯網資本裹挾前的明星也是幸運的，那個時代的娛樂工業鏈條上還有作品的位置。我無法想象，如果我們粉過的2000年代巨星在今天出道會是一個怎樣的結果，他們是否也會像今天的偶像一樣，奔波於各種真人秀，有一群瘋狂的粉絲願意日夜為他們打榜？
我們嘲諷蔡徐坤及其粉絲的樣子，在對方看來的確有一種居高臨下的代際輿論暴力，不過這份“功勞”必定有這些互聯網平臺一份，因為不只我們手裡有話筒。但願我們在狂歡過後能多一些反思，三省吾身，避免活成自己討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