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亞娟 徐磊】
自去年底開始爆發的新冠病毒疾病，目前在全世界已經確診的人數已經超過了160萬，在中國的疫情進入尾聲時，歐洲和美國成為了新冠肆虐的中心。在各國紛紛加強抗疫的大環境下，瑞典特色的全靠自覺的放任策略獨樹一幟。雖然英國開始試圖推行群體免疫，但是在巨大壓力下已經迅速轉變，而且英國首相鮑里斯因新冠病毒病進入重症監護也成為了英國應對疫情措施不力印證的完美註腳。而瑞典怕是目前唯一仍然在堅持群體免疫政策的國家，即使有超過2000多名科學家的聯名信，比英國此前500多科學家還多，卻在瑞典起不到任何影響，激不起半點水花就徹底銷聲匿跡了。
筆者大致總結了一下瑞典特色的放任策略，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 把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
跟中國社會眾志成城全力以赴的抗疫相比，瑞典考慮經濟利益明顯更多。從疫情初期到現在確診人數死亡人數節節攀升，媒體報道更多是關注疫情如何損害經濟增長，股市下跌和各種企業裁員下崗的消息，而非保護民眾健康權。
瑞典甚至還借某些遵循國家政策的教授之口報道失業會導致社會預期壽命降低。由於新冠疫情的爆發，由此導致的失業增加速率按照依靠瑞典國家財政支持（相當於中國的《人民日報》）的《瑞典日報》的說法已經比2008年經濟危機時還要更快。
當然瑞典政府為保經濟也投入大筆資金，承擔企業職工下崗的部分開支以減少裁員，為世衛組織抗疫基金投錢等。經濟當然重要，但是在疫情肆虐，人的生存權都受到侵害時，人權當然更重要，只考慮最短期的經濟恐怕不是最明智之舉。中國的經驗已經證明了疫情是可以被控制的，一兩個月的隔離後經濟又可以慢慢復甦，而且危機既有危也有機會。瑞典一直還在聲稱自己的經濟不錯，國家債務是歷史低值，財富不應該只是保證企業生存而不管民眾的健康。沒有人，恐怕經濟也沒法維持。
以瑞典目前的應對策略，硬生生把一個短期殲滅戰打成持久戰，恐怕對經濟會造成更深的傷害。瑞典政府或許有做病毒擴散規模和死亡趨勢的模擬，但拉長抗疫戰線對於經濟可能造成多大的負面影響是否有做相應的模擬卻未見諸報端，也未見有專業人士就此做任何評論。
從邏輯上來講如果他們有做相應的工作，並且假定模擬數據支持瑞典政府所採取的政策，那麼政府一定會請專業人士出面解釋安撫民眾瑞典的抗疫政策是經過科學評估做出的決策，能夠更好的平衡抗疫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需求。那麼從實際情況上來看，既然瑞典政府沒有放出來這樣的聲音，恐怕合理的解釋是他們根本沒有做相應的工作，只是想當然地認為進一步加強抗疫應對措施會對經濟造成更大的傷害。
二 拖延式消極抗疫
儘管中國盡力為世界爭取了兩個月的準備時間，但是瑞典並沒有好好利用。最開始瑞典的病例主要是滑雪回來感染的輸入病例，只需要隔離這些人和接觸者，範圍小，成本低。但是瑞典硬是不隔離，能拖就拖，而且硬是拖到了社區傳播，然後索性更不作為了，輕症也不測了，密切接觸者也不追蹤了，只測重到需要住院治療的病人，就這樣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不斷增加。
根據首都斯德哥爾摩的數字，截止2020年4月9日新冠病毒病確診人數是3831，死亡人數486人，累計死亡率12.69%，而兩週前3月25日的數字則是確診1216人，死亡人數43，當時死亡率累計是3.54%。國內的民眾當然也不要以為這是因為斯德哥爾摩的醫療系統已經被擊穿，根據瑞典公共衛生署，斯德哥爾摩為新冠病毒病準備的床位還有不少空位，比如據4月6日報道斯德哥爾摩已經在 Älvsjö 區建立的野戰醫院還在等待第一批病人。
合理的解釋是，實際感染人數比確診人數要高得多。昨天瑞典公佈了一項針對斯德哥爾摩居民的新冠病毒感染測試的隨機調查，顯示已經有2.5%的居民感染了新冠病毒。斯德哥爾摩有大約兩百萬人的常住人口，這意味著實際已經有大約5萬人感染了病毒。這樣一算，截止目前的死亡率差不多1%（當然這絕不會是最終的數字，看看過去的統計就知道死亡人數的增長速率已經快於感染人數增長率）。
而瑞典全國的數據，根據c19.se網站，瑞典截止2020年4月9日（4月10日的數字截止發稿時還沒有更新，停留在4月9日），新冠病毒已經至少導致瑞典812人死亡及9250個確診病例，累計死亡率已經上升到8.78%。儘管導致這樣高死亡率的主因是因為檢測不力，但是對比疫情已經進入尾聲，但擁有超一億人口的中國山東省和四千五百萬人口的江西省（兩位作者來源的省籍），死亡人數/感染確診人數分別為7/783和1/937（數據來源
https://news.qq.com/zt2020/page/feiyan.htm?from=groupmes#/?nojump=1）。瑞典國內的媒體還喜歡拿意大利、西班牙數據來自我安慰，恐怕還將面臨更糟糕的情況。
三 選擇性、誤導性的科普宣傳
有句話是，科學是沒有國界的，科學家是有國界的。我們也可以說，病毒是不講政治的，但科學家講政治。瑞典的首席流行病學家、瑞典公共衛生署主管Anders Tegnell（以下簡稱安某人）為瑞典政府的決策提供科學建議，而該流行病學家常常語出驚人，全然不顧已有的中國和意大利等國的科研和事實經驗。例如疫情初期其斷言兒童不易感，不傳播新冠，不用關學校，很快我們就知道瑞典確診的病人從0歲到99歲都有。
安某人還斷言潛伏期不傳播，沒症狀都可以上班上學，不用隔離，後來安某人也改口承認潛伏期後期也傳播了，但是仍然不支持隔離封城，因為他覺得已經太晚了作用不大了。安某人還說跟新冠病人同處一室不需要防護，保持社交距離足夠，事實是很多新冠患者是家庭聚集發病的。中國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常識，安某人硬是按自己的解讀隨意歪曲。作為瑞典最權威的可以影響政府決策的流行病學家，筆者不認為安某人只是缺乏基本的科學素養。
1. 要求民眾減少聚集靠自覺。瑞典人獨特的瑞典模式應對新冠疫情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全靠自覺。瑞典流行病學家安某人說強迫隔離效果不好，自願隔離才會真的隔離，所以政府不能要求隔離，要讓民眾自發選擇。瑞典首相全國講話也多次提到了每個人自己的責任，如果每個人都自覺就可以戰勝病毒云云。
按照瑞典的規定，每個人如果有發燒咳嗽或其他感冒症狀或呼吸道症狀，就應該自我在家休養隔離，直到症狀消失兩天後方可重新上班，這樣包括新冠輕症患者在內的所有呼吸道感染患者就會在家，不會出門到處傳播病毒。
瑞典還呼籲可以在家上班的儘量在家上班，儘量減少出行減少人員聚集，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自動散開，不要扎堆，去超市儘量錯峰出行，各處保持間距。按照想象中的場景，北歐距離似乎完美。
現實世界則完全是另一種情形。以斯德哥爾摩為例，因為部分人確實在家工作，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人流有所減少，公交公司馬上減少了公交和輕軌的班次，結果上班高峰期的公交馬上恢復了人擠人的喧鬧，而且不時有人劇烈咳嗽，還有幾乎所有人都不帶口罩（零星的戴口罩的還是可見的，也不一定都是亞洲面孔）。這裡還有一些小插曲，因為太多人抱怨公交系統擁擠不利於抗疫，所以政府官員強力表態，讓休病假休年假的司機都回去上班，不能隨意請假。可是表態後現實並無太大改觀，因為車還是那些車、人還是那些人，而司機工會出來澄清，司機只是背鍋而已，公交公司的司機充足，甚至有臨時司機可被派遣，但是車次減少是上邊的決定，司機們並沒有接到去上班的通知。
瑞典在壓力下把人群聚集的上限從500人降到了50人，不過看一下規定，幾乎只有抗議遊行等少數活動受50人的限制，絕大多數活動如學校、公共交通、工作場所、公司活動、健身房、超市、聚會聚餐、葬禮、商業購物中心、廣場等均不受50人的限制。在不停課、不停工的現實下縮減公共交通工具班次的情況下明顯會增加傳染新冠病毒的風險，斯德哥爾摩市因此遭到來自多方的批評。慶幸的是在壓力之下最近兩週斯德哥爾摩已經重新調整公交車、地鐵和城內火車班次，目前公共交通工具內的擁擠程度已經較上圖中明顯緩解。
2. 耗材多少決定指南推薦的防護級別。相比國內醫護人員全套的防護設施，瑞典醫護人員的防護可謂寒酸。開始時防護設備充足，推薦面罩口罩長袖防護服和手套，後來FFP2或3的口罩不夠，很快推薦變成了外科口罩，再後來長袖的防護服不夠，變成了普通無袖的塑料圍裙，現在口罩也不夠了，指南馬上要變成只戴面罩不戴口罩，各個省的傳染病專家已經在本週星期五達成一致，就等著國家疾控週一出臺一個國家統一標準把不戴口罩的指南給最後敲定下來了。在瑞典第二大城市哥德堡最大的醫院要求醫護人員在沒有口罩等基本防護的情況下處理疑似病例。當然其實斯德哥爾摩早就如此，缺乏防護措施是普遍情況。
目前的防護標準據說可以對接流感的防護，與新冠病人交談時甚至不需要任何防護，只要保持社交距離就好。只有進行氣管插管等氣道管理時才需要用FFP2或3等高等級的口罩。醫護人員各個人心惶惶，擔心自己變成人肉盾牌。有醫生呼籲政府官員親自按目前防護標準在臨床一線體驗一小時以自我驗證效果。
已經出現了急診醫生因為防護不足而感染新冠，目前正在呼吸機搶救的情況。不少醫生直言，瑞典的指南不是基於科學，而是根據庫存有什麼就推薦什麼。當然瑞典考慮問題還是很長遠的，在剛剛出現死亡人數時就出臺了屍體處理的指南，而且對於存放屍體的冷庫等提前做出了規劃，不過隨著防護用品的短缺，處理屍體和新冠病人的衣物和垃圾時也不需要特殊防護了，而是推薦常規處理。
目前醫護人員即使密切接觸新冠患者只要沒有症狀繼續上班，有症狀就要在家休息直到症狀消失後兩天，只有病情重到需要住院的程度才會得到檢測，跟普通群眾一樣的檢測門檻，隨著病人的增多，以後會不會感染和病假的越來越多，需要後續觀察，同時醫護人員感染後會傳染更多的病人帶來更大規模的傳播，而且減少醫院處理病患的能力，不過好消息是斯德哥爾摩已經有超過五千人報名志願者支持醫療系統，以後可能也會學習意大利，讓醫學生加入以增加人手。
瑞典在斯德哥爾摩和哥德堡也在建戰地醫院，同時擴大現有重症床位，不過已經千瘡百孔深陷裁員危機並且在私有化道路上越走越遠的醫療系統到底能在崩潰前撐多久也是個未知數。家政業因為缺少防護也已經出現了病假增多的情況，而不同地區的多個養老院也發現了新冠確診的老人。
四 歧視老年人和移民群體
在開始瑞典疫情比較輕時，瑞典就著重強調意大利重症和死亡的幾乎均為65歲以上老年人。因為瑞典人法定最低退休年齡是65歲。瑞典從上到下一直在宣揚保護老年人，老年人不出門，讓中青年和少年兒童群體免疫以保護老年人，卻不顧及這裡邊的邏輯漏洞——如果病毒在社會中大肆傳播，老年人如何獨善其身？
購物需要去超市，老年人不可能不去超市購物，否則生活無法繼續。即使在瑞典很多老年人確實有家政服務人員可以上門服務，家政人員全是中青年人，而且因為工作環境不好家政公司僱員不穩定等原因，家政人員還經常更換，有老人一週內接受了20位不同家政人員的服務，家裡都快成菜市場了怎麼隔離呢？現在偶爾有老年人出門曬太陽或購物，還會被批不顧大局不聽話，不把在家隔離當回事。而年輕人幾乎可以不受限制的照常生活，甚至還有人繼續開派對。
而事實證明，瑞典的疫情已經大規模在老年病院擴散了。根據新聞報道截止4月1日，斯德哥爾摩的老年病院已經有三分之一感染了新冠病毒。4月2日，上文中提到的瑞典公共衛生署主管Anders Tegnell公開承認導致疫情在老年病院傳播是失敗的（erkänner misslyckande），但他拒絕為其承擔個人責任，因為這是集體決策的結果。我選用了谷歌的截圖，是因為相關媒體《晚報》後來修改了公開承認錯誤的標題，修改後的標題成為疫情傳播到了90個縣的老年病院（瑞典一共有290個縣，注意這是4月1、2日的數據，已經過時）。
之所以修改標題大概是不願意向公眾傳遞出瑞典做了錯誤決策的信息，雖然文章中依然保留了這句話，但相信對公眾心理學有所認識的人都應該知道寫在標題中對信息傳播的影響有何區別。
因為這樣的錯誤，導致的直接後果就是頒發諾貝爾醫學獎的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直屬醫院已經被曝（見下圖）放棄重症監護治療的標準——比如超過80歲的；年齡70-80，超過一種（呼吸、循環和腎功能）器官系統疾病的；年齡60-70，超過兩種（呼吸、循環和腎功能）器官系統疾病的。
除了瑞典人最信賴的醫院選擇病人做救治，瑞典媒體也在向民眾傳遞有基礎疾病的老年人不要去就醫擠佔醫療資源的理念。例如瑞典國家電視臺SVT（就是那個曾經公然播放辱華節目的瑞典國家媒體）的記者Johannes Björklund 拿自己親生父親現身說法，試圖宣傳老年人得了新冠就在家靜靜等死是對自己最好的做法。該記者的父親67歲，有心臟病糖尿病等基礎疾病，去年曾經被搶救過，目前看上去健康狀況良好。
但是記者和其家人卻一直誘導父親親口說如果得了新冠就待在家裡（這是一個假設性的討論，記者父親並沒有感染新冠肺炎），而且記者還一個勁強調這樣是對老人自己最好的選擇，下有截圖為證。
為了迎合瑞典國家政策的主旋律絲毫不顧禮儀廉恥和人倫的基本道德，瑞典社會密而不宣的對老年人的態度可見一斑。筆者完全無法想象這樣的事情會發生在中國。即使社會中會存在不敬老的情況，但在面對全國公眾的鏡頭面前，對自己的父親施加壓力讓其承諾如果感染新冠肺炎不佔用國家醫療資源獻身，這是超出想象力的場景。
當然，瑞典的社會道德顯然和中國存在不同的標準，在他們的社會當中這不僅是可以接受的，恐怕還是可以拿出來做正面宣傳的為國奉獻的愛國主義精神，否則瑞典國家電視臺的記者不至於會專門撰文報道並在國家頻道的新聞網站上上傳相應的採訪視頻。
此前瑞典還專門報道在瑞典的索馬里移民死亡率比較高，一方面有助於將死亡率高和本國採取的措施有誤撇清關係、另一方面還可以起到繼續安撫瑞典白人因為居住條件不如移民聚集地擁擠、不用擔心疫情傳播。當然這樣的輿論導向導致索馬里移民受到更多歧視。此外，還廣泛存在對病人等弱勢群體的歧視，西方人不戴口罩的一個重要原由是專家認為只有生病的人才戴口罩，那麼如果戴口罩就相當於給自己掛了個招牌宣告自己是不健康的。此前報道有超市員工因為存在基礎疾病人擔心被感染而自發戴了口罩卻被管理人員要求摘掉。後來因為新聞曝光帶來的壓力，管理人員才重新允許該員工佩戴口罩。
當然，現在由於西方多個國家開始改口，終於把中國人都知道的常識當做新知來宣傳，說戴口罩還是有效果的。因此目前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的西方人確實逐漸多了起來——根據目測，大約百分之一的人會佩戴。
五 嚴控信息，不透明和虛假的自由
瑞典的新冠數據是每個省自己公佈，國家疾控每天公佈一次，數據經常對不上。例如有一次，國家疾控提前公佈了斯德哥爾摩省的數據，遭到斯德哥爾摩的否定，然後國家疾控道歉說自己公佈早了公佈了初步陽性的，後來斯德哥爾摩也公佈了，找的藉口是因為技術故障公佈的不夠及時。
還有多次出現的媒體公佈的數字大於官方最後公佈的數字，當然一般都是媒體趕快再找藉口核減了。還出現過死亡人數沒有省份認領的情況，國家疾控的死亡數字減去每個省自己公佈的死亡數據還有5個地區未知，以致於有讀者疑惑瑞典並沒有一個省叫未知省，猜測可能因為死亡原因，因為最初的死亡病例每個省都說自己省死亡的是老年多病共存的，可能這5個不太符合預期，然後這5個病例後來慢慢被各個省悄悄的消化掉了。
瑞典的媒體不管是公立還是私立的，在輿論傳聲筒方面配合非常默契，從來不會質疑這些數據，也不會去暗訪調查背後的真相，政府部門給什麼就報什麼，給多少就報多少，不給的就不報，跟政府不同的先自我檢討，這和中國的很多媒體對中國官方公佈的信息採取的態度截然不同。
近日瑞典《晚報》報道盡管按照規定所有在老年病院的老人如有症狀應該得到檢測，但是現實當中他們可能會因人手不足等各種原因而被拒檢。由此導致的死亡數字，例如報道中因此死亡的Eva Alinder，自然也就不會被計算到全國的統計數字之中。
因為政府的放任，導致個人需要承擔更多的風險。例如瑞典到現在幼兒園和小學初中正常上學，當然小公主的學校不算，家長如果擔心新冠而不讓小孩上學會有觸犯義務教育法的風險。因為醫療資源有限，老弱病殘只有放棄治療的自由，沒有得到照護的自由。瑞典學術界對於政府採取的疫情應對措施不滿，瑞典卡羅林斯卡醫學院的教授發起聯名公開信，要求瑞典政府採取更嚴厲的措施來控制疫情的傳播。在短短不到兩天的時間內，就集齊了瑞典各大高校科研人員和瑞典臨床醫生超過兩千人的簽名（下圖是筆者保留的手機截圖）。
這個公開信得到了媒體的公開報道，包括瑞典最大的日報《今日新聞》。
該新聞引發了民眾的討論熱情，在該新聞下已經累計有317條評論，不過有趣的是筆者見到了被西方自身常常嚴厲批評的刪除評論和限制言論自由所留下的印跡（以下是筆者在兩週前的部分截圖，實際上被刪除的評論遠多於本文中給出）：
甚至還包括多次被刪帖的Ann-Christine Johansson（注意給出的截圖第一個被刪除的評論就來自於她） 在一條被允許刊發的評論中向媒體提出疑問表達不明白自己的為何發言“被拒”（refuserad，顯然她在措辭上有意避開刪除的字樣，大約說刪除是有言論不自由的意涵吧，說被拒顯示她主觀上是願意遵守規則的），她例舉worldometers.info的參考數據，希望大家注意到瑞典死亡數據自3月13日至3月25日每兩天就幾乎增加一倍，因此她支持學者們應該加強疫情控制的觀點。
但坦白說這樣的言論管制跟由超過兩千名科研人員和醫護專業人員發表的公開信被刪除比起來完全是小巫見大巫了。
持久戰真的合算嗎？瑞典完全放棄了阻擊病毒在短時間內結束的殲滅戰，而試圖與病毒共存來進行持久戰，雖然在短時間內，綏靖政策可以減緩重症人數增加的速率，但是放任造成的更大面積的傳播，會大大增加病毒感染人數的基數，導致重症人數進一步增加，達到醫療系統處理的閾值後會造成更大程度的崩潰，死亡人數會大大增加，而且不只是老年人，還會有處於勞動力年齡的青壯年和未來勞動力的少年兒童。
瑞典的收穫是老年人口減少，養老金支出和醫藥費支出減少，老弱病殘人口自然減少，醫藥費和社會保險和支持費用減少，倖存人口獲得群體免疫和自然進化。損失是由於不檢測新冠，有呼吸道症狀的人被推薦自我在家休養，國家會支付更多的病假工資，由於持久戰經濟恢復會更加緩慢，恐怕對經濟的打擊會更大，而且從長期來看，會減弱人們的信心，當人們發現宣傳的自由民主人權只是帶來了在家裡等死的自由和死亡權時，對現實的失望或絕望也會帶來社會的不穩定，如果一個人在兢兢業業奉獻了一輩子到65歲退休就自動被剝奪了生存生活的權利，那還會有人勤奮工作到65歲退休嗎，如果還沒來得及領養老金就入土了，估計繳養老金繳稅的積極性也會降低。
而對於一個處於世界邊緣自然氣候並不是特別好、農產品幾乎只有土豆的國家，如果失去其長期耕耘大力宣傳建立起來的正面形象，又如何再自吹其為人權高地？
儘管早前筆者報道過北歐國家整體上都沒有采取嚴格的應對新冠疫情的策略，但在兩週前其他北歐國家紛紛採取了更為嚴厲的措施，瑞典也淪為唯一特立獨行的國家。疫情仍在繼續，但是答案已經逐漸明晰——瑞典的統計數據在北歐國家中毫無疑問是最糟糕的。
截止4月9日，丹麥的死亡/確診數據是237/5635，挪威是108/6219，芬蘭依然表現最好相應的數字是42/2605，而瑞典的數字此前已經給出——達到了812/9250，最突出的就是它超出人口比例的死亡人數（其他三國的人口大約是瑞典的一半），而這還是在瑞典公共衛生署眼中並不缺少床位的情況下取得的。
當然作為獨立的個體，我們有不同的解讀。因為斯德哥爾摩空著床位的野戰醫院和卡羅林斯卡醫院選擇性篩選掉老年病患形成了非常奇特的對比。合理的解釋是——醫療資源充足是應對策略選擇造成的假象，它的充足是排除掉老年人後的充足即應對相對年輕的患者其醫療資源是充足的。
筆者不願意以惡意來揣測瑞典公共衛生署採取的策略，但是從現實層面看，瑞典的老年人成了新冠疫情被選擇的犧牲品是確實的。對此Umeå（于默奧）大學老年病的教授Yngve Gustafson批評說這種犧牲完全是不必要的（《Seniorprofessor: Många kommer att dö i onödan》），很多老年人需要主要是支持治療和氧氣，這在很多普通醫院都可以提供。
那麼瑞典的特立獨行背後有何政治制度上的因素嗎？根據近日的報道，瑞典政府尋求擴權以獲得限制人民自由移動的權利控制疫情傳播來看，過度分權即瑞典中央政府需要依靠公共衛生署的獨立決議來制定應對策略。
在通常情況下，公共衛生署是獨立運作的機構，其任命不受選舉政治的影響，其制度設計的初衷是為了防止黨派政治的干預。從中國國內的新冠疫情發展的現實來看，如果負責國家公共衛生的部門如果缺乏必要的獨立性也確實會有負面作用。
但是在獨立運行的部門沒有采取必要應對措施以保障公民整體權益，而政府卻沒有足夠的授權來加以干預也同樣存在問題。如果不把人民整體權益，或者說“為人民服務”作為指導思想的話，並不存在什麼理論上完美的政治制度設計，怎麼平衡各種權利和責任、義務，需要的也不是理論上絕對化的人權，而是需要將實際情況下最大程度反映整體人民福祉和利益作為行動綱領。
筆者看到一句話，“時代的一粒灰，落在個人頭上，就是一座山。”這個作家寫的很有前瞻性，跨越國界和種族，寫出了我們這些處於瑞典疫區中心的人們的心聲——但是如果拿來隱射中國，恐怕更有一抹諷刺的意味。希望瑞典可以在不用付出太高昂的社會代價的情況下，度過這場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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