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弘在海边放猪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赞扬了公孙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不过，在列传中介绍公孙弘的求学经历时，却提到公孙弘“学春秋杂说”，司马迁为什么觉得公孙弘除了学习《春秋》之外还学习了杂说呢？
公孙弘是一个大器晚成的人，一生之中曾经三次为朝廷工作。少时曾经在薛(今天的山东寿光附近)作狱吏，因为出了差错被免职。六十岁时被推举入朝作博士，被派去出使匈奴，回来汇报工作时汉武帝很不满意，于是告病还乡。七十岁时又作为饱学贤士被推举入朝，大家一起写文章展示才华，他写的文章被汉武帝列为第一，从此仕途通畅，最后以文略被封为平津侯，在丞相高位上病终，实属不易。
公孙弘出生在平民之家，离开狱吏的岗位之后，生活清苦，以放猪为生，一放就是二十年。期间双亲陆续离世，长辈唯有继母，公孙弘奉养继母非常周道，得到了左邻右舍的称赞。根据史记记载，公孙弘是在海边放猪，也许是在海边林地的灌木丛，也许是在鱼虾残骸堆积的海滩，总之，在起伏的涛声和咸咸的海风陪伴下，公孙弘度过了幽暗的二十年。直到一个人像流星一样划过天际，点亮了公孙弘那颗烦闷的心。
这个人就是告老还乡的胡毋生。胡老先生是景帝时的博士，告老还乡之后就在齐鲁家乡讲授《春秋》，口口相传，影响越来越大，公孙弘也终有耳闻。此时公孙弘已经四十多岁了，上有老下有小，正是忙的时候。但他还是下定决心登门拜访胡博士学习《春秋》。这段经历为他打开了一扇求知的大门，那些《春秋》记载中简练的文字在胡博士的讲解下融化成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一个个血淋林的教训。每一个读历史的人在有所感悟的时候无不感慨：“为什么我不早一点明白这个道理呢？”。公孙弘也是这样，这些浓缩了前人智慧的记载足以丰富他对人性的了解，尤其是帝王心性的了解。自此以后，他的生活变得充实自在，即使是海边放猪，也有富足的思绪填满看似漫长的时间。而他的行为举止更加自信从容，为远近所称道。
六十岁时出使匈奴，却没有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公孙弘一定总结了许久。十年之后，当他被再次举荐时，终于以一篇雄文获得汉武帝的青睐。班固的《汉书》收录了这篇文章，让后人能有机会了解公孙弘七十岁时的进身之作。这篇文章以君王之信开首，续以仁义礼智，以天文地理人事的呼应结束，大气磅礴，果然非同凡响。单从文章看，确是儒家观点无疑，可为什么司马迁会有“杂说”的提法呢？这就要谈谈公孙弘做事的策略了。
公孙弘在向汉武帝提建议的时候，最优先的做法是罗列出解决一个问题的几个方案，这些方案尽可能周全地覆盖问题发展的可能性，最为关键的是，在这些方案之中，公孙弘避免表达自己的倾向，一切让汉武帝自己选择。
当必须展示倾向性的观点的时候，公孙弘就会先找汲黯。汲黯是《史记》中有名的炮筒，以直言面谏为己任，经常把汉武帝轰得下不了台。在卫青贵为大将军的时候，汉武帝边上厕所边和他谈工作，可是换作汲黯，汉武帝帽子戴歪了都不敢见汲黯。因此公孙弘把自己的主张先和汲黯商量，如果汲黯认同的话，就由汲黯提出。公孙弘注意观察汉武帝的反应，如果汉武帝的反应是积极的话，公孙弘再出面赞同汲黯的观点。两人通过这种方式配合，提出的很多建议都被汉武帝采纳，由此关系比较融洽。
当然，圣意难测，公孙弘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有一次，大家商量好的建议在由汲黯提出后，遭到汉武帝的反对，在问公孙弘的意见时，公孙弘和汉武帝保持高度一致。汲黯是个直性子，当众炮轰公孙弘“：都说齐人狡诈无情，大家商量好的事情你咋说变卦就变卦了呢？你这人不忠实。”汉武帝也感到奇怪，就问公孙弘究竟怎么回事，公孙弘避重就轻：“理解我的人会知道我的忠实可靠，不理解我的人不明白我的忠实可靠”。汉武帝觉得这个答案也有道理。
胡博士不会这些技巧，按照儒家的标准，公孙弘的这些表现甚至可以归结到奸佞小人的行列之中，但是事情往往不是这么简单，公孙弘自有过人之处令司马迁赞叹。
公孙弘不贪污，坚持过简朴的生活，作为位极人臣的丞相，他只用粗布铺盖卧具，每顿饭不会超过一个荤菜，这样简朴的生活他坚持到病故。他的丰厚收入都用来周济门客急用之处，他对钱财和物质享受看得很淡，这是难能可贵的。
但是公孙弘重名，他是以文略见长进入仕途的，遇见文略高手自然会感受到危机。比如说主父偃和董仲舒，都深得汉武帝的器重。在对待这二位时，公孙弘不厚道的一面就展示得比较明显，主父偃的死和董仲舒被放逐，公孙弘都起了关键作用。
不过，即使是这样，公孙弘自始至终倡导汉武帝改变穷兵黩武的政策，改善民生，又能身体力行以俭养德都是值得赞扬的。这个活生生的人是不能以脸谱化的定义去判定的，他的那些游离于儒家教化之外的技巧，在关键时刻似乎更有用的技巧，保证了他能持续地推进自己的主张。这些能力不能归结为《春秋》教化的结果，只能来源于杂说的点拨，这也许就是司马迁认为公孙弘除了《春秋》之外还学了杂说的缘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