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思性的怀旧
《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开机的日子，导演杨德昌选在了父亲节，并且如此说道：“本片献给我的父亲和他们那一辈，他们吃了很多苦头，使我们免于吃苦”。怀旧之情充溢其中；在曾任《电影世界》副主编的赛人所写的一篇《我们就是这样长大的》文章里，读者可以看到杨德昌拍摄此片是出于往事难忘的直接证据，在文章里作者提到，影片所依据的故事本于1961年发生在台北牯岭街的一桩真实案件，而案件的主角是当时在建国中学还是初中生的杨德昌的校友茅武，这个事件自那之后一直萦绕在杨德昌心头，从而在多年后激活了他的创作冲动，促使“他用影像去凭吊他曾经若有若无的青春岁月”。于是，影片本身就具有了一种印记深重的怀旧品格：影片通篇的黄色色调如老相片一般成为对那段历史的“立此存照”；而其中的故事当然也是杨德昌再熟悉不过的过往，小四无疑也有着导演的影子。如果说“怀旧的冲动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生命本能’或荣格所说的‘集体无意识’一样，是始终潜伏在人类的心灵深处的”，是《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打动人心的原因之一的话，而最重要的原因笔者认为应该是影片所承载的为海峡两岸所共有的集体记忆以及为更广泛的世界观众所共鸣的人类心理情感，即时代大潮下人的不能自主、父母子女的亲情和自我的成长历程等。除此之外，杨德昌的怀旧行为中有着强烈的反思意识。影片开头的那段文字：“然而，在这下一代成长的过程里，却发现父母正生活在对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这些少年，在这种不安的气氛里，往往以组织帮派，来壮大自己弱小薄弱的生存意志。”即是对影片所呈现的故事的反思；杨德昌的一贯风格是“淡化、冷静的映像基调”，这本就是一种反思的风格，在具体操作层面就是显示在影片中的大量的固定机位和长镜头，即使是对于对抗性的故事段落，如影片开头不久小公园与眷村帮的打斗和片中哈尼死后他的朋友围堵217帮也没有使用凌厉的剪辑，这种叙事方式，对于观众而言，可以产生观影的间离效果，从而引发他们的思考。对于怀旧，杨德昌在接受采访时如此说到：“我所有的怀旧都是有意义的，你绝对要跟现代有意义作品才能成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怀旧具有反思性的品格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