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史记中的‘汉人’，总觉得，这真是中国人该有的模样！”薛仁明先生封面一题语，道出了《其人如天》之主旨。
“其人如天”四字，毛笔隶书，脫胎于《石门颂》。《石门颂》乃汉隶中之极品——自然舒展，气势如虹，不事雕琢，博大高远……难怪书法家们练《石门颂》者寥寥。為何？自惭形秽呗，自觉胸怀气象象无法驾驭之。而此四字之风神、內涵与史记中之汉人相配，与司马迁之眼界、胸襟相配。
薛仁明，何许人也？在海峡两岸读经圈、书院、国学院等传統文化讲习所，声名远播，如雷贯耳，自奉弟子者数以万计。他是行者、作者、讲者，台大历史系、佛光大学艺术研究所毕业，私淑胡兰成，师从林谷芳。十九岁开始，有心於儒、释、道三家，三十年來，一直醉心於文化之重建与生命之修行。
近年來，台海两岸国学热一路延烧，其势辽辽。但有个极简单又极根本的问題:从何入手？薛仁明先生倡导首先恢复祭祀，借此让中国人恢复与历史、与天地的联系。除此之外，还该读些什么？做些什么？那么，就读《史記》。《史記》写人为主，比儒、释、道三家以说理为主的经典更能雅俗共赏，易于亲近。中国人向来不喜抽象，喜欢具体、形象，不太关注思想，鮮少谈论哲学，最最在意一个个真实、鮮活、生动的人——人的生命气象。喜欢在具体的人、事、物中有感有悟。
司马迁著《史記》，正如他自己所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史书中，《史記》當之无愧是出类拔萃，尤其写人下笔如有神，人物魂魄跃然纸上，呼之欲出。太史公看人有纵深，写人有层次，形神兼备，越读越读之不尽。他笔下汉人个个元气满满、生命茂盛，他们离天近，恰恰是立于“天人之际”。
《史記》中的汉人，个个神采飞扬、形象清晰、不沾不滞。最接近我们今天亟欲找回的中国人那该有的生命气象。
薛仁明先生以他独特的视角，独特的感悟，探究《史記》的世界，勾勒他们的神韵。
刘邦、项羽、张良、萧何、韩信、周昌、叔孙通、陈平、樊哙……一个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在国人心中早有脸谱、早有形象，甚至早有“定案”。但薛仁明先生写出了真切，写出了鮮活的生命风光。帶领人们去感知、去体悟，去照亮我们自己。哪是写史，哪是读史？是帶我们去看戏，去看《史記》这部经典大戏！看其中人物在岁月舞台上的衣饰扮相、唱念作打、嬉笑怒骂，从而薰染他們的精、气、神，体察他们的灵、魂、魄，省豁我们的身、心、命。
《其人如天》全书共分两辑:第一辑，天人之际；第二辑，汉家气象。以下在两辑中各选一人——刘邦和韩信，透过薛老师写他们的滴滴，窥一斑而知全豹。
刘邦是個流氓？是无情、轻慢、坏透了的无赖？
《史記》在写“大风歌”之后，接着又写高祖起身而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对着沛县父老，刘邦言道“游子悲故乡，吾虽都关中，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这四句話，说得动人；尤其在刘邦自知余日无多之际（半年后，高祖崩），格外显得情真意切。刘邦最大的本领，是与世无隔；他是个迥异于常人的天才，可偏偏却最能与常人相知相悅。因此相知相悅，故他可成就大事，故可打得下亮亮煌煌的汉家天下。《汉书》说他“自监门、戍卒，都可‘見之如旧”，更何況家乡的父老？于是，刘邦面对满城故旧，不禁脫口說出以上四句，这百感交集之话语。
刘邦与故人敘敘旧，谈谈未來，悲欣交集，痛饮数日，最后，欲去，沛县父老不舍，苦苦相留。相留未果，准备启程长安，結果，一出城，滿城老小，全到城外送行，献牛的献牛，献酒的献酒，刘邦不禁动容，遂“复留止，张饮三日”。写得情真意切，让人难禁泪湿衣衫，刘邦归还故里的欢欣与怆然，如在目前。
薛仁明先生《其人如天》，就是如此这般去触摸《史記》人物的性情，探究他们的心理，体感他们的溫度，观仰他们的气象，发掘他们的魂魄。从而对照当下汉人的生命，观照现今人们的心灵。
写韩信，“人多厌之”，乍看之下，是別人嫌他穷，讨厌他白吃白喝。譬如那位南昌亭长之妻早早把饭吃完、存心让韩信扑空的举动，多少就有此心理。但是，除此浅层的原因之外，韩信之所以会“人多厌之”，是不是还有其他原因？
于是，《史記》又写了两段故事。一是漂母饭信，另一则是胯下之辱。这两桩事，都脍炙人口，值得細看。
先说漂母。這漂母，乃慈悲之人。基于同情，施舍数十日；韩信因此感激，遂言道，来日必将重报。这样的话，其实合情合理，但漂母為何不领情，反怒，又教训了韩信一顿呢？除了“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望报乎？”这样的理由之外，漂母之所以发怒，是不是言语之间，韩信有啥地方惹到了她？
再说胯下之辱。存心挑事的“屠中少年”，当然是个痞子；一旁起哄的那群人，也多是无聊男子；至于韩信，当下他仔细打量一番，便趴在地上，从那人胯下爬过，非常人所能为，了不起！但令人好奇的是，此事发生在淮阴，韩信又是本地人，与这群人应当识面已久；这群无聊男子看他“不顺眼”，也非一朝一夕。韩信遭逢此事，並非纯粹倒霉；若非纯粹倒霉，那么，除了个痞子口中所说“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你虽然人高马大又爱带刀带剑，但其实是个胆小鬼）这很好笑的理由之外，我们不禁仍要一问，韩信到底又有啥地方碍着了他们？
事实上，什么样的人，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事。偶尔遭遇，可能是时运不济，倒霉罢了！但若一而再，再而三，显然就与此人的人格特质脫不了干系。司马迁连写三件事:“人多厭之”，感激人还遭怒骂、走在路上痞子也看不惯，如此韩信，除了倒霉透顶之外，是不是哪儿出了问题？
问题就出在韩信有种特殊的姿态。
这姿态，源自韩信卓越的军事才能，警人的判断力，以及气吞山河的气概。这国士无双的韩信，素来壮怀远志。即使穷困潦倒，在母亲去世后无力办丧葬，他仍痴心竭力找个高而宽敞的坟地，以便来日坟旁能容得下万戶千家。
其实，韩信的鸿鹄之志，早已昭昭然。他的大才，他的高志，即使落魄、即使寒微，仍有着迥异于常人的自傲与自重。這样的自傲自重，逐漸养成了他未起之时的一种特殊姿态。这姿态，在来日重报漂母，在遇到那群痞子，自然流露出來。但那时那刻，他的自矜自重，睥睨傲视，却不合时宜。他对人一贯轻蔑的姿态，使刘邦多有顾忌，甚至连刘邦左右，也人人“爭欲击之”“亟发兵坑竖子耳”。如此的“人多厌之”，从头到尾，始終如一，这也真真是只有韩信能做到呀！
薛仁明先生《其人如天》，乃至他的其他一些作品，都在致力和整修，甚至是拯救和重建“四大灾难”带来的国人精神和文化的颓覆:是语言被恶化的灾难，祖宗被遗忘的灾难，乡土被远离的灾难，历史被忘失的灾难。
因此，他的文字半文半白，有民国风韵，醇厚优美、精练可亲、自然畅快，是被祖先恩泽过的，有一种山泉清响、佛光普照之感！
对于祭祀，他不仅在多篇文章中赞叹，还提倡重建祭祀、恢复祭祀。因为中国人与祖先、与历史的联系，是生命的延续。只有祭祀不断，才能感知到天地间的浩浩阴阳移，才使得我们对天地有感激，对光阴有情感，才会有生命的绵远悠长。
乡土、乡愁，今天已迷失在现代化、物质化、功利化的钢筋混凝土森林。离了乡土、离了乡愁，汉人存在的美感、稳定感，也日渐模糊和迷茫，我们只能是一种漂泊，找不到来处，也找不到归途……天地、山水才是我们汉人的种，汉人的家。
看中历史，不仅因為薛仁明先生是史家，他更是生命学问的行者。《史記》中的汉人，其实是警示我们这些表面上还是，而实际已经走入歧途变异了的汉人。他把儒、释、道三教汇通的功夫来读史、写史，吃透了史記，深入浅出、博通古今。其实就是读人、写人；写历史人物的手法象說书、象演戏，跌宕起伏、出入自在，有虛有实，引人入胜。
《其人如天》，读之，读之，再读之，心中便生层云，胸中可容丘壑。眼前跃动着一个个有力、生动、无畏而又洒脫的汉人。这真是中国人该有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