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某種意義上講，當下爆發的新冠肺炎既是一次公共衛生危機，也是一次生態環境危機。病毒在人際間的快速傳播使疫情表現為一場重大的公共衛生事件，但病毒的觸發其實與人類濫捕、濫食野生動物等與自然相處的方式有關。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平時慣用的“生態環境”一詞。
原文 ：《強調“底線思維”，避免僭越“生態紅線”》
作者 |浙江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黃銘
圖片 |網絡
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立場
“生態環境”是一個複合詞組，可拆分為“生態”和“環境”兩個獨立的表達。我們通常對兩者不加以區分，作為同義詞疊加使用，但實際上這兩個詞表達的概念是有差別的。“環境”預設了一個“中心”的存在，即圍繞這一中心的周遭事物和現象可稱為環境。在人類的眼裡，這一中心無疑是人類自己，所以“環境”一詞及其概念使人類習慣以自我為中心來看待世界。對比之下，“生態”一詞及其概念破除了人類中心主義的侷限，著眼於地球生物圈及整個生態系統，試圖關照一切生物的生存狀態，但也容易走向另一個極端，即要求脫離人類立場並否認人類主體的生態中心主義。
分析地看，“環境”所表達的以人類為中心的觀念並非謬見，而且符合常識。基於自我來感知外部世界是人類的本能，離開了人類的立場、觀點和思維，生態整體將變得不可思議和難以想象。疫情爆發初期，坊間流傳的“一隻蝙蝠的自述”難道不是“人類的自述”？但它也是人類對自身在生態系統中應如何自處的深刻反省。
全國人大頒佈的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動物交易和革除濫食野生動物陋習的新法規也同樣體現出人類對自我行為的矯正和規範。2018年國務院機構改革將“環境保護部”更名為現在的“生態環境部”，除了考慮相關機構的職能整合需要以外，也可以理解為國家對解決當代生態環境問題的觀念提升，即不再單純限於人類利益的考慮，而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生態立場。
“人與自然的關係是人類社會最基本的關係”
“生態環境”一詞蘊涵了人與自然的關係。“生態”揭示出自然對於人類活動的可能性，“環境”則意味著“自在自然”實現了向“人化自然”的轉變，人與自然因實踐得以統一。
如今，人類實踐活動對自然界產生的影響已成為一個不容低估的客觀事實，作為“自在自然”的“生態”在很大程度上被轉化成了“人化自然”即人類的“環境”。但儘管如此，生態之於環境仍具有本體論上的先在性，人類實踐乃至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的影響。本次新冠肺炎肇始於生物病毒傳染，從而發展成為一場重大的公共衛生危機，廣泛影響了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諸領域。我們以犧牲社會化的“環境”為代價來應對自然界的“生態”失衡後果，從而維護人類社會的整體安全。
借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話講，“中國人民以犧牲正常生活的方式為全人類作出了貢獻”。
強調“底線思維”並彰顯“優美生態環境需要”
在當今全球化時代，生態環境問題引發的蝴蝶效應迫使我們思考人類活動的臨界點。一旦人類的生產活動和生活方式擾亂了大自然的運行規律，越過生態系統的臨界點，我們便會面臨生死攸關的重大選擇，即要生存還是要發展。
要想避免陷入這般非此即彼的僵局，就必須具有“底線思維”，不能僭越“生態紅線”，尤其是不能為了眼前利益而置生存的前提性於不顧。正如疫情爆發的初期階段，全社會停止上班和延遲復工都是處於臨界點上的無奈之舉，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只能使發展的重要性暫時擱淺於生存的前提性之下。強調人與自然關係的“底線思維”，既是對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前提性思考，也是對保障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性考量。
最後，“生態環境”讓我們反思到人的需要。現代社會超越傳統社會，最大的優勢便是從匱乏走向富裕。但是，這些富裕在一些人身上卻產生了各種異化現象，將食用野生動物視為身份地位或經濟實力象徵的炫耀性消費便是如此。在如今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中，除了滿足豐富的物質文化需要以外，還應將優美的生態環境需要納入人的需要結構，喚醒民眾的生態自覺。在重構人的需要中，精神需要相對於物質需要、優美生態環境需要相對於市場經濟逐利需要，哪個能夠佔據主導地位並起到決定作用？它們對於人的需要滿足孰先孰後、孰重孰輕？這些都是“生態環境”名下必須再思考的重要問題。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703期第3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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