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讲，当下爆发的新冠肺炎既是一次公共卫生危机，也是一次生态环境危机。病毒在人际间的快速传播使疫情表现为一场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但病毒的触发其实与人类滥捕、滥食野生动物等与自然相处的方式有关。这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平时惯用的“生态环境”一词。
原文 ：《强调“底线思维”，避免僭越“生态红线”》
作者 |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黄铭
图片 |网络
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立场
“生态环境”是一个复合词组，可拆分为“生态”和“环境”两个独立的表达。我们通常对两者不加以区分，作为同义词叠加使用，但实际上这两个词表达的概念是有差别的。“环境”预设了一个“中心”的存在，即围绕这一中心的周遭事物和现象可称为环境。在人类的眼里，这一中心无疑是人类自己，所以“环境”一词及其概念使人类习惯以自我为中心来看待世界。对比之下，“生态”一词及其概念破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着眼于地球生物圈及整个生态系统，试图关照一切生物的生存状态，但也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要求脱离人类立场并否认人类主体的生态中心主义。
分析地看，“环境”所表达的以人类为中心的观念并非谬见，而且符合常识。基于自我来感知外部世界是人类的本能，离开了人类的立场、观点和思维，生态整体将变得不可思议和难以想象。疫情爆发初期，坊间流传的“一只蝙蝠的自述”难道不是“人类的自述”？但它也是人类对自身在生态系统中应如何自处的深刻反省。
全国人大颁布的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和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的新法规也同样体现出人类对自我行为的矫正和规范。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将“环境保护部”更名为现在的“生态环境部”，除了考虑相关机构的职能整合需要以外，也可以理解为国家对解决当代生态环境问题的观念提升，即不再单纯限于人类利益的考虑，而是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立场。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关系”
“生态环境”一词蕴涵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生态”揭示出自然对于人类活动的可能性，“环境”则意味着“自在自然”实现了向“人化自然”的转变，人与自然因实践得以统一。
如今，人类实践活动对自然界产生的影响已成为一个不容低估的客观事实，作为“自在自然”的“生态”在很大程度上被转化成了“人化自然”即人类的“环境”。但尽管如此，生态之于环境仍具有本体论上的先在性，人类实践乃至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影响。本次新冠肺炎肇始于生物病毒传染，从而发展成为一场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广泛影响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诸领域。我们以牺牲社会化的“环境”为代价来应对自然界的“生态”失衡后果，从而维护人类社会的整体安全。
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话讲，“中国人民以牺牲正常生活的方式为全人类作出了贡献”。
强调“底线思维”并彰显“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蝴蝶效应迫使我们思考人类活动的临界点。一旦人类的生产活动和生活方式扰乱了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越过生态系统的临界点，我们便会面临生死攸关的重大选择，即要生存还是要发展。
要想避免陷入这般非此即彼的僵局，就必须具有“底线思维”，不能僭越“生态红线”，尤其是不能为了眼前利益而置生存的前提性于不顾。正如疫情爆发的初期阶段，全社会停止上班和延迟复工都是处于临界点上的无奈之举，为了保障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只能使发展的重要性暂时搁浅于生存的前提性之下。强调人与自然关系的“底线思维”，既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性思考，也是对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考量。
最后，“生态环境”让我们反思到人的需要。现代社会超越传统社会，最大的优势便是从匮乏走向富裕。但是，这些富裕在一些人身上却产生了各种异化现象，将食用野生动物视为身份地位或经济实力象征的炫耀性消费便是如此。在如今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除了满足丰富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外，还应将优美的生态环境需要纳入人的需要结构，唤醒民众的生态自觉。在重构人的需要中，精神需要相对于物质需要、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相对于市场经济逐利需要，哪个能够占据主导地位并起到决定作用？它们对于人的需要满足孰先孰后、孰重孰轻？这些都是“生态环境”名下必须再思考的重要问题。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703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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