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刘孟与李人凤的合影。
01 人凤来信
卢沟桥的炮声，进一步唤起人们的民族义愤。我当时在益都师范附小教学，多数教师在对形势观望一段后，带着悲观的情绪陆续回乡了。我想，革命的青年不能回家坐待亡国，要留下寻找共产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以便进行抗日活动。
八月底，我接到了幼年时期同学徐重熙的来信。她说在济南等了一个多月，没找到一个像样的抗日团体，所谓“流亡团”也不过是实行逃跑主义的一个组织，她决定回到故乡博山搞妇女运动，并约我同去。
我当时觉得在国家危亡的关头，抗日是首要的，单纯搞妇女运动似乎非是时机。正在这时，接到李人凤从临淄二小寄来的信，大意说：现在形势紧迫，我决心组织抗日武装，坚持抗战，寸土必争。你是否愿意和我们一起组织抗日，望早日决定。
在李人凤的催促下，我立即回到临淄二小。这时，李人凤、陈梅川、崔栋生等同志已经联络了不少教师和学生。学生们来来往往，非常热闹。他们的任务主要是组织抗日宣传队上街下乡，宣传抗日救国，贴标语、发传单，讲演、演话剧等。
除此之外，他们还进行军事演习，举行野营活动，试验做炸药。有些年龄小的学生除学习抗日知识，培养抗日情绪外，还搞“侦察兵”“打水枪”等一些军事练习。学生们这一时期的宣传活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以后组建抗日武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临淄二小的师生都是男的，女教师“七七”事变后都回了家，女学生来的不多。有的白天来玩玩晚上又走了，常住在这里的只有我一人是女的。
一九三七年十月，共产党员李曦晨出狱后回到了故乡临淄。他与李人凤、陈梅川、崔栋生共同担粗起在临淄组建抗日武装的任务。鉴于当时的斗争形势，李曦晨的身份是保密的，我们只能在背人处暗暗叫他“党代表”。
为了动员一些女同志出来与我们一起工作，李曦晨和李人凤叫我回到崖傅庄家里联络女知识分子。我先去拜访了能联系到的女教师、女学生。但她们对出来参加工作抱观望态度。
我跑了一月的腿，动员女同志出来参加工作的任务基本没有完成。只有王月村一人同意跟我出来干工作。
由于王尚志一伙国民党“兰衣社”分子来到了临淄，使得斗争形势更加的复杂了。自此，李人风、李曦晨经常到我家秘密商讨抗日救国大计。经过艰苦努力，终于以临淄二小为基地成立了“临淄青年学生抗日志愿军训团”。
十一月份，我同王月村想到队伍里来。但李曦晨、李人凤不同意我们的做法，他们让我二人在家联络人，等以后抽机会再出来参加队伍。
十二月底,李人风带领部队在胶济铁路矮槐树一带打鬼子以后，转入到南部山区活动，我们暂时失去了联系。
02 参加八路军
一九三八年三月份，突然有人来告诉我们，说是部队已消灭了“王尚志司令部”，让我们赶快去部队工作，我和王月村高高兴兴地到郑家辛庄找到了部队，被安排到军队医院做看护伤员的工作。王月村同志年龄大，工作又尽心，我们就叫她“护士长”。
我们到医院后，边学边干，热心于干好护理伤员的工作。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女同志也陆续增加。当时在医院工作的女同志有：王月村、刘孟、王玉平、牛玉清、张美修、高锦、车秀荣、袁葆芬、罗纫秋等。医院里的大夫有张录斋、王星阳、王佐臣等同志。另外,还有几个青年卫生员。
以后随着部队的扩大、战斗的频繁、伤病员的增加，医院的医务人员也不断增加。我们女同志看护伤员的任务是：喂水喂饭，记录病情变化，打针换药，还负责给伤员讲形势、讲故事，以及做他们家属的工作。
伤员同志懂得为保卫祖国和保卫人民负伤是光荣的，能够忍住疼痛，在极困难的条件下与我们配合得很好。有一次，大夫和其他医务人员都上了前线，留下我守候一个病危的伤员，伤员的母亲也在场。
伤员知道自己的生命已不好挽救，但一点也不害怕，只是偶尔睁一睁眼睛，微微地点点头，表示还认得我们。随着他那微弱的呼吸，渐渐地停止了心脏的跳动，与我们永别了。
这位战土的母亲，守着儿子的尸体并没有哭泣，她和我一起把被子轻轻地蒙在他儿子的身上。然后沉静地说：“孩子虽然牺牲了，但你们照顾得他很好，我从心里感激你们。”
我们女同志还挤出时间到社会上去做妇女工作，主要是办妇女识字班，开小型妇女会，动员妇女拥军抗日。此外，我们还利用饭前饭后的时间进行串门访问，向妇女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激发她们的抗战热情，使他们积极行动起来，配合我们做好工作。
于景和同志是一九三七年底为抗日牺牲的第一个临淄烈士。因当时环境不好无法为他举行追悼会，因此我们一直拖到一九三八年春天，才在大队部驻地郑家辛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
大会专门扎了松门牌坊，会场布满了挽联，会场庄严隆重，各村男女老少都纷纷前来参加追悼大会。李人凤致了沉痛的悼词，上千的战士和群众都为殉难烈士哀悼。这次追悼大会，对于激发群众起来抗日起了重要的作用，我们医务人员也带领轻伤员参加了追悼大会。
一九三八年夏，我和王月村同志先后离开医院去三大队政治处工作（七月改称十团政治处）。政治处主任是李曦晨，后来换杨涤生。我和王月村都在宣传科，王月村任宣传队指导员。
宣传科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战士的宣传教育工作，宣传日军的残暴，教育群众起来抗日救国，号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通过历次战斗，群众看清了我们是真正打鬼子的队伍，所以我们的宣传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
随着部队的发展，女同志越来越多，王建新、李岩、于式贞、王风文、王伟、孟昭桂、王民贞、王昌兮、李国元等先后到政治处工作。我们宣传科、宣传队的女同志如郑喜年、郑平年、郑荔的母。郑喜年是独生子，年纪很小就参了军，由于腿部粗，走路不方便，便调来医院当了教导员。后来在一次战斗中壮烈的牺牲了。她的母亲一直与我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忘我地为我们的部队工作着。
随着部队的发展，人民子弟兵的家属队伍也不断扩大，他们同我们军队有着血肉相连的关系，是我们进行抗日的可靠力量。
那时妇女虽然没有统一的组织形式，可是每逢我们到村里，组织妇女识字班，召开妇女会，都有人为我们跑腿召集人。妇女的作用越来越明显了，军队到哪里驻防，妇女们就帮助凑给养、做饭、缝衣裳。
军队离不开群众，当然也离不开妇女。为了团结更多有文化的妇女抗日，我们召开过妇女知识分子座谈会。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其中有好多有文化的妇女表示支持抗日，愿意参加抗日工作。
一九三八年七月，三大队改编为八路军山东游击第三支队十团，公开打出了党的旗帜，政治工作得到加强，部队战斗力不断提高。我们的宣传工作也进一步加强，我们利用报刊、标语传单、漫画等形式进行抗日宣传。我们还通过教唱抗日歌曲、说快板、演话剧等文艺形式进行宣传。
03 动员与影响
有一次，我扮演一出戏里的一位媳妇，下台后一位老大娘拉住我亲切的地说：“你切面条切得真好，日本人真恨人！”从她的话里我体会到了她对劳动人民的亲热和对敌人的仇恨。
我们女同志经常跟随男同志召开群众大会，用群众语言讲抗日道理，讲形势、讲任务，收到了明显的宣传效果。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我被任命为清河特委妇女委员，在李云鹤、赵明新、李曦晨等同志支持下，我兼做地方工作。工作方法和过去一样，仍然是随军活动。我们宣传队的女队员与村里的姑娘、媳妇结成朋友，同他们一起唱着革命歌曲、小调。
我们还经常召开妇女会，向她们传达战斗胜利的消息，以唤起革命的激情，启发她们参加抗日工作，成立动委会。村里成立自卫团后，妇女们也随着活起来了，妇女识字班的学员中涌现出一些积极分子。他们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走出家庭，参加了抗日工作。
一九三八年“八·一”建军节，召开军民联欢大会，军队首长、地方领导各界代表都讲了话。识字班的学员崔孟君代表妇女讲了话。过去妇女没有机会在大会上发言，这次能在大会上讲话是冲破旧习俗的开始，给农村妇女带了个好头。
当时我们主要是围绕抗日救国这一中心任务进行宣传，通过宣传工作的进行，妇女们增强了抗战的积极性。她们为部队做军衣、军鞋，还为部队搞募捐，征收军粮。部队打了胜仗，她们就到集市上去宣传胜利的消息，还要到部队去进行慰问。广大农村妇女成了抗日的力量，社会活动的成员。
随着形势的深入发展，与敌、伪、顽的斗争更加尖锐、复杂了。敌人对我军进行反复的扫荡和围剿。因此，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更加紧迫。在清河特委的领导下，各地党组织的工作迅速展开，发动群众进行抗日的工作，也开展得更加广泛深入。
04 在实践中得到解放
在广阔的清河平原上打击敌人，没有山林、丘陵作为隐蔽的条件，只有依靠群众，建立可靠的抗日根据地，将敌人消灭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广大群众动员起来之后，妇女也动员起来了，她们积极参加各方面的抗日工作，从实践中进一步得到锻炼和提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在实际斗争中培养了一批妇女积极分子，成为开展妇女工作的骨干。我们的宣传动员工作之所以收到很好的效果，是由于我们的党和军队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得到了群众的爱护和信任。我们组织妇女识字班，召开妇女会都是结合当时实际情况进行的，学文化和学政治相结合。
在教“抗日救国”几个字时，就结合妇女的亲身利益讲解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活动。在教“妇女解放”几个字时，就结合妇女受封建压迫的事实，动员她们为抗战贡献力量，为家庭和社会多做贡献，争取自己解放自己。在教“放脚”两个字时，就讲缠脚的危害，放脚的好处，动员她们带头放脚，带头不给女儿缠脚。在教“婚姻自主”几个字时，就讲包办婚姻的害处和婚姻自主的好处。通过组织学习和宣传教育，不少农村妇女积极分子成长起来，成为开展妇女工作的骨干力量。
第二：妇女们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受到了锻炼，作出了贡献。妇女在抗日中的作用，受到了人民的重视,妇女的家庭地位、社会地位有了相应的改善。妇女们在参军、参战、拥军、支前、送军粮、做军衣等工作中，不辞劳苦，同男人做了应有的贡献。
她们在给我军送情报、掩护伤病员时，冒着生命危险，不计得失，尽了自己的力量。她们把省吃俭用积累的财物送到前方去慰劳八路军。妇女们这些高尚品德，在抗战时期使人们深受鼓舞。男子到前方去参战，妇女们在后方承担着更多的家务劳动和社会工作。
青年妇女去拥军，姥娘、婆母就主动担负起看孩子、做饭的任务。老大娘出去慰劳军队、送情报，姑娘、媳妇就操持更多的家务。我们军队每逢召开群众大会，总是动员妇女们参加，给她们讲斗争形势和任务。
我们宣传队员演完戏就下台和村里的青年妇女一起唱革命歌曲，亲热的同姐妹一般。妇女们通过抗日活动的实践，认识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才能取得胜利，只有抗日取得胜利，妇女们才能获得解放。
第三：妇女们参加抗日的同时，也冲出了封建礼教的束缚。结合抗日活动，我们大力宣传男女平等，强调妇女要学文化，要参加社会活动，反对妇女缠脚，提倡婚姻自主，反对歧视虐待妇女。
这些道理不但青年妇女爱听，而且年老妇女也爱听，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妇女解放的问题。有一个民谣表达了妇女对八路军的爱慕之情：“妮啦妮，你快唱，长大了贾连长，骑着马，背着枪，叭勾叭勾打东洋。”
我们对妇女进行宣传教育的内容不但深受到社会舆论的赞同，而且冲击着旧习俗，改变着社会风气。有些童养媳被我们解放出来，有的回了娘家，有的参加了抗日工作。如徐清莲和崔瑛两位童养媳被解放出来后参加了抗日工作，后来都当上了县里的妇联主任。
当时我们还加强尊婆爱媳的教育，使得婆媳关系、家庭关系得到了相应的改善，这对稳定战士抗战情绪和巩固部队成长起了积极作用。
事实证明，妇女在抗日救国中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妇女参加了抗日活动，不但做出了贡献，而且也获得了自身的解放。
一九三九年春，为了适应抗战形势的需要，上级强调健全妇女组织。我同王月村、王建新及其他一些女同志先后调离八路军十团，转到地方上做专职妇女工作。此后，妇女组织进一步得到健全，清河区的妇女工作进入了全面系统的发展时期。
刘孟
（1914-2000），山东临淄崖付庄人。1929年转入山东省青州第四师范学校。1930年秋，加入中共领导的“左联”。1934年夏留校任附属小学教师。1938年6月入党，历任中共清河特委妇女委员、清河区党委妇委书记、清河区妇救会长、渤海区党委妇委书记、渤海区妇救总会会长、渤海区妇联主任等职。
1949年春，她代表渤海区妇女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接见。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妇联组织部部长、秘书长，华东行政委员会监察委员，华东局机关党委委员，上海市法院副院长、司法部机关党委副书记、最高法院行政厅副厅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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