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势”论的深化与流变（一）
文/大可先生
“永字八法”在中国书学界的影响之深之广已无须赘言。这种影响的缘由大体来之两个方面：一是“永”字八法中的侧、勒、努、趯、策、掠、啄、磔等八个笔势，几乎囊括了所有汉字的笔画。认为只要写好“永”字，就能写好所有汉字。二是传说王羲之以十五年的时间专攻“永”字。“书圣”都写了十五年之久，还不够说明其重要性吗？于是，“八法”越到后来越被说得玄乎又玄：认为只要把“永”字写好，就能成为书法家；人家“书圣”都写了十五年，我们乃平庸之辈，难道不应该以三十年或一辈子来写“永”字吗？“永”字真有如此魔力吗？它有哪些特征？我们先来探讨一下它的起源。
大可诗生活·一日一诗书
有关“永字八法”的起源大概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起源于隶字之始，后汉崔瑗所创。这主要是唐代张怀瓘的观点，他说：“八法起于隶字之始，后汉崔子玉历钟、王以下，传授所用八体该于万字。”另一种则认为王羲之所创。元代释溥光《雪庵八法·八法解》云：“历代以下，书者工于笔法之妙。其名世者，如晋之钟繇、王羲之，唐之欧、虞、颜、柳之辈，亦各家有书，所传之秘，惜乎沦没日久，真迹不存，惟羲之‘永’字八法，共《三昧歌》流传在世。”在这两种观点中，赞同第一种的多，而第二种的则几乎无人再提及。到底孰是孰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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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所述，草书艺术的自觉为书法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崔（瑗）、赵（壹）、蔡（邕）等人在书法艺术的自觉中，分别从不同侧面敏锐地感到，这种自觉主要是书法艺术已经具有脱离实用、从实用的角度中解放出来的一面。所以此时的书学论著往往不属于对具体的“法”之把握，而更多的是孜孜以探寻书法美学中更高的范畴——势。汉朝人对“势”的把握与论述自崔瑗开始也只是处于一种朦胧状态——他们只能以比附的形式来解说“势”状之“美”。直到蔡邕《九势》的问世，这种局面才有所改观，才真正意义上确立了“势”的美学命题，并落实到用笔等诸方面。从“藏锋”、“护尾”等“九势”来看，蔡邕所述乃针对隶书（或带有明显隶意的楷书）的；但“永字八法”所包含的笔画是楷书而非隶书。从这点意义上说，“永字八法”不可能在蔡邕之前出现。它至少应出现在楷书的极端成熟之后（楷书的高度成熟是在魏晋以后）。
另外，魏晋时期书法的进一步发展，却又回到了原来的实用之中，（或者说至少是与实用紧密联系的）。如同草书最初也是由实用演化而来的一样，书法艺术就这样在不断超越实用与密切联系实用的对立统一中不断发展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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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强调实用功能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在理论上的体现，除了继承东汉书法美学中崇尚“力”与“势”的一面外，更主要的是更全面地展开了对书法语言规则的探讨，这为书法之“法”的完整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实际上是为唐人的“尚法”之风开了先河。于是也就有了《笔阵图》与《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之类的探寻“纯技法”的理论问世。从《笔阵图》与“永字八法”的比较中，前者所列之七条笔势比后者的八个笔势的阐述较为朦胧、概括。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后浪推前浪”，由此可见，“八法”定迟于《笔阵图》的。又，南朝宋鲍照《飞白书势铭》云：“超工八法，尽奇六文。”可见“永字八法”在南朝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么说来， “八法”起于“书圣”王羲之则是顺理成章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