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米爾格羅姆、威爾遜和埃爾文·羅斯（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等人為代表的“市場設計派”，也許已經發展成了當代微觀經濟學中最重要的一個流派；同時，一個以這幾位學者為核心的“經濟學豪門”，也已隱約可見
文｜賈擁民
2020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了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米爾格羅姆（Paul Milgrom）和羅伯特·威爾遜（Robert Wilson），理由是他們“改進了拍賣理論併發明瞭新的拍賣形式”。
米爾格羅姆和威爾遜此次獲獎，乃是實至名歸之事——他們“陪跑”諾貝爾獎已有多年。尤其是米爾格羅姆，20多年來一直都是諾貝爾獎當仁不讓的候選人。而且，這兩位學者對經濟學的貢獻，遠遠不限於拍賣領域。筆者認為，以米爾格羅姆、威爾遜和埃爾文·羅斯（201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等人為代表的“市場設計派”，也許已經發展成了當代微觀經濟學中最重要的一個流派；同時，一個以這幾位學者為核心的“經濟學豪門”，也已隱約顯出雛形。
對於米爾格羅姆和威爾遜在拍賣領域的學術貢獻及其現實意義的介紹上，坊間已有眾多文章談過，本文重點不是重複這些內容，而是著重從另外一個角度——
經濟學“門派”的形成，來對本次諾貝爾經濟學獎作一評述，順便討論一下“經濟思想的借用和創新”，最後冒昧地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未來走向提出一點預測。威爾遜：經濟學界“張三丰”的長成
威爾遜和米爾格羅姆在202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後，他和他門下的弟子，已經有四個人獲得了諾貝爾獎。此前分別於2012年和2016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埃爾文·羅斯（Alvin E. Roth）和本特·霍姆斯特羅姆（Bengt Holmström），也都是威爾遜的學生。至此，威爾遜在經濟學界的地位，當不下於張三丰在武林的地位。
威爾遜是“博弈論四人幫”之魁首。在經濟學界，有博弈論“三大家”“四君子”“四人幫”之說。“三大家”指約翰·納什、約翰·海薩尼和萊因哈德·澤爾騰，他們三人於1994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四君子”指羅伯特·奧曼、肯·賓摩爾、戴維·克萊普斯以及阿里爾·魯賓斯坦，其中奧曼於2005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四人幫”指威爾遜、米爾格羅姆、戴維·克萊普斯和約翰·羅伯茨。從威爾遜開始，他的門下個個都精通博弈論。許多人似乎有個刻板印象，擅長博弈論的經濟學家，肯定都是數學家，而且往往是不食人間煙火的黑板經濟學家。確實，威爾遜和米爾格羅姆這兩師徒也都是數學家，但他們肯定不是黑板經濟學家。
羅伯特·威爾遜1937年出生於美國內布拉斯加州。高中畢業後榮獲哈佛大學全額獎學金，於1959年獲得了哈佛大學數學學士學位。1961年和1963年，他相繼在哈佛大學商學院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和博士學位。畢業後，他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短暫工作了一段時間，然後加入斯坦福大學，一直任教至退休。
威爾遜在哈佛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的老師是霍華德·雷法（Howard Raiffa）。在那個時候，博弈論的基本概念雖然已經基本確立，但對經濟學和商學研究影響並不大。約翰·馮·諾依曼（John von Neuman）與奧斯卡·摩根斯坦（Oscar Morgenstein）在1947年出版的《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中提出了合作博弈的解概念，約翰·納什在1950年和1951年的重要論文中提出了納什均衡概念，但是這些論著的數學氣息過於濃重。對經濟學界產生了最直接、最廣泛影響的，其實是雷法和鄧肯·盧斯（Duncan Luce）於1957年出版的《博弈與決策》，揭示了博弈論在推動社會科學發展方面的潛力。
雷法來到哈佛大學，是因為在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下，哈佛大學舉辦了一個名為“基礎數學在商業中的應用”的項目，邀請全國各地商學院教授參加。參加者當中有很多人後來都成為了傑出的商學院院長。這個項目的成功舉辦以及參與者們的後續努力，改變了美國大學商科研究的面貌，今天美國許多大學的商學院在經濟理論研究方面，之所以足以與經濟學院（系）分庭抗禮，很大程度上也是在那個時候奠定下基礎。威爾遜本人所在的斯坦福大學商學院，就是一個典型。
威爾遜在雷法等人的影響下，積極投身博弈論研究。早在攻讀碩士學位期間，他就寫過一篇用博弈論研究如何在拍賣中出價的論文。他在1982年與克萊普斯合作發表了博弈論發展史上的經典論文《序貫均衡》，將博弈化推進到了一個新階段。隨後，威爾遜與米爾格羅姆、克萊普斯和羅伯茨密切合作，提出了一系列經典博弈論模型。
除了博弈論，威爾遜在非線性定價和拍賣理論等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貢獻——事實上，非線性定價和拍賣，都是博弈論的應用或組成部分。
此外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威爾遜雖然一直在大學任教，但他並不是一個深居象牙塔不問世事的人。事實上，恰恰相反，他曾強調指出，理論家最重要的研究課題必定來自市場參與者遇到的問題。他說，如果想幫助市場參與者獲得更好的結果，就必須瞭解他們關切的問題，只有深入市場才能發現抽象理論無法預測的關鍵特徵。這也是他和他的弟子們的理論得到廣泛推崇的深層原因。
威爾遜的拍賣設計，最早始於他為美國內政部石油勘探部門提供的諮詢活動，目標是利用博弈論分析勘探許可證拍賣。20世紀70年代末，他為一些石油公司提供諮詢業務的核心也是拍賣設計。後來，他的諮詢活動進一步擴展到了公用事業企業的零售服務合同設計，以及能源、輸電和電力儲備等集中化市場的設計。當然，最為著名的是他與米爾格羅姆等人共同設計的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的無線電頻譜拍賣。
門下三巨頭和“小師弟”
威爾遜門下群星璀璨，他的學生除了先後獲得諾貝爾獎的羅斯、霍姆斯特羅姆和米爾格羅姆之外，克勞德·德·阿普雷斯蒙特·林登（Claude d'Aspremont Lynden）、讓·皮埃爾·龐薩德（Jean-Pierre Ponssard）、羅伯特·羅森塔爾（Robert W. Rosenthal）、穆罕默德·耶爾迪茲（Muhamet Yildiz）和尤利·桑尼科夫（Yuliy Sannikov）等人，也都已經成了有世界聲譽的學者。
羅斯、霍姆斯特羅姆對經濟學的貢獻已經廣為人知了。筆者只簡單描述一下米爾格羅姆的一些情況，再介紹尤利·桑尼科夫的學術貢獻。
米爾格羅姆無疑是美國當代最傑出的經濟學家之一。但是人們較少注意到的是，他本人有著非常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創業經歷。
米爾格羅姆1948年出生於美國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他在少年時期就展示出了極高的數學天賦。在上大學期間，米爾格羅姆積極參與了反對越戰的抗議運動。1970年，他在密歇根大學獲得了數學學士學位，但是他沒有選擇繼續深造，而是在舊金山的大都會保險公司工作了幾年，然後又在俄亥俄州哥倫布的納爾遜和沃倫諮詢公司擔任了精算師，並於1974年成為美國註冊精算師協會會員。之後，他於1978年獲得了斯坦福大學統計學碩士學位，然後又於1979年獲得了斯坦福大學商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競爭性投標的信息結構》獲得了薩維奇獎（Leonard Savage Prize）。
獲得博士學位後，米爾格羅姆到美國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任教，在這個後來排名世界第一的商學院中，他的同事包括了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傑·邁爾森，以及同門霍姆斯特羅姆等人。之後，他又任教於耶魯大學，最後於1987年起回母校斯坦福大學任教至今。
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批經濟學家開始超越完全競爭市場的一般均衡分析，他們致力於以博弈論為工具，從機制設計和不完全信息角度，為經濟世界提供一個新的解釋，米爾格羅姆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在經濟學的諸多領域都做出了開創性貢獻，包括拍賣理論、定價理論、市場設計、產業組織、金融學、法與經濟學、社會選擇理論等等，堪稱現代（基於博弈論的）微觀經濟理論集大成者。
同樣值得關注的是米爾格羅姆在商業領域的成就。他和威爾遜等人為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設計的“同步加價多輪競拍”機制，已經在全世界得到廣泛應用，創造了超過2000億美元的價值。 除了為各國政府監管部門提供諮詢之外，米爾格羅姆還為很多公司提供了諮詢，包括為微軟公司提供搜索廣告拍賣方面的諮詢服務，為谷歌進行IPO拍賣提供諮詢服務等。他創辦過好幾家公司，最近的一家是2007年成立的拍賣設計公司“Auctionomics”，它的目標就是提供軟件和服務，為複雜的商業拍賣和交易創造有效市場。
2006年，米爾格羅姆為時代華納公司和康卡斯特公司提供諮詢，幫助其參加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第66號拍賣。他利用軟件跟蹤競標者的出價，估算出各個競標者賦予特定許可證的私人價值，結果使得時代華納和康卡斯特在同等頻譜方面的出價比競爭對手低了大約三分之一，省下了差不多12億美元。2012年，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聘請“Auctionomics”公司幫助解決有史以來最複雜的拍賣問題，目的是建立一個激勵性的拍賣市場，將電視廣播頻譜重新用於無線寬帶。
1978年出生的尤利·桑尼科夫是米爾格羅姆的“小師弟”，也是2016年約翰·貝茨·克拉克獎得主（克拉克獎素有小諾貝爾獎之稱），也是金融學領域最重要的布萊克獎得主，現在已經成長為國際經濟學界引人注目的巨星了。
在20世紀80年代之後，博弈論（一定意義上，甚至整個微觀經濟理論）的發展，似乎進入了一個平臺期。以博弈論為基礎重構微觀經濟學理論的工作接近完成了（以至於許多後來的經濟學家悲嘆，“可以做的理論研究都已經被做完”）。而桑尼科夫則是少有的能夠開發出新的理論工具推動理論發展的經濟學家之一。雖然很早就有人研究過連續時間博弈，但是大多數博弈論研究都是在離散時間環境下考慮問題，桑尼科夫利用隨機微積分方法分析連續時間的動態重複博弈，他通過對鞅表示定理（Martingale Representation Theorem）的巧妙應用，開發出了一種可以完全刻畫這一類重複博弈的解方法，從而為相關模型奠定了更堅實的理論基礎，也使得它們更便於應用，這個貢獻在企業理論、證券市場設計、契約理論、公司金融結構等領域都有重要意義。
三四代弟子崛起
一個“門派”要想長盛不衰，必須“代有才人出”。如今，威爾遜門下第三代弟子都進入了全盛期，甚至第四代弟子中的佼佼者，也已經開始名揚天下。
最早“成名立萬”的是米爾格羅姆的學生蘇珊·阿塞（Susan Athey），她是2007年克拉克獎得主。阿塞是第一位獲得克拉克獎的女性經濟學家。她的主要貢獻體現在對市場設計和拍賣理論的計量經濟學驗證方法上面，同時她數理建模的造詣也很高，在單調信息模型、拍賣理論、產業組織等方面都有深入研究。
霍姆斯特羅姆的學生喬納森·萊文（Jonathan Levin），獲得了2011年的克拉克獎。萊文現在已經是微觀經濟學領域最有代表性的學者之一了，他的研究特點是，高深理論、實證方法與應用價值渾然一體，在產業組織理論、市場設計、拍賣理論和契約理論等領域都有卓越貢獻。
羅斯的學生，帕拉格·帕塔克（Parag Pathak），則是2018年克拉克獎得主。他出生於1980年，在經濟學界可以說是一枚“小鮮肉”。帕塔克是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市場設計工作組主任和創辦人，他通過將市場設計理論運用於現實的擇校系統來修正和豐富市場設計理論。他先證明，波士頓地區以前採用的擇校機制會導致學生隱藏真實偏好；然後，他又通過對芝加哥地區的擇校實踐的研究證明，即使採用延遲接受算法，也有可能導致無效率。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他提出的首交易循環機制，得到了逼近無嫉妒、防策略和帕累托最優的結果。
順便提一下，威爾遜門下這四位獲得了克拉克獎的二三代弟子中，除了帕塔克任教於麻省理工學院之外，另外三位都回到了斯坦福大學，這種勢頭持續下去，斯坦福大學有朝一日或許會成為全球經濟學第一重鎮。
經濟思想的“借用”和創新
近年來，幾乎每一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之後，都有不少人表示不滿。這種不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指責經濟學已經不成其為經濟學了，例如有人聲稱，博弈論只是數學、機制設計只是數學或工程學，它們都不是經濟學。第二，嘲笑那些獲獎的研究成果只是眾所周知的常識。第三，抱怨應該獲獎的是另外的經濟學家。
對於第二種不滿，很容易給出回應：社會科學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有一類恰恰就是，將某個幾乎人人皆知的重要常識的機制，在一定分析框架下解釋清楚。保羅·克魯格曼因證明規模效應可以促進資源稟賦類似的國家之間的貿易而獲獎，原因就在於此。
至於第一種不滿和第三種不滿，可以放在一起來說。重要的問題總是會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情境下被那些有理論敏感性的人不斷重新提起，關鍵是如何將它們以最好的形式表達出來，並且得到最廣泛的認同；當然最好還能夠提供全新的分析框架，然後在此基礎上從理論走向實踐，開創出一個運用理論的全新市場來。數學是表達自然科學的語言，這一點已經得到了公認。博弈論（機制設計理論也屬於博弈論）作為“社會科學的語言的地位”，則一直未能得到牢固的確立。
但是，無論如何，所有人都應該可以認同經濟學是關於人類選擇的行為模式及其制度約束（或制度激勵）的理論，既然如此，能夠描述一定製度下人們的決策以及不同環境下這些決策的結果的博弈論，就不失為經濟思想的一個好的表達形式。因此，對於以博弈論這種語言，對以往有人提出過的經濟思想進行重新表達，並創造出更大的理論市場的努力，應該不必有過多不滿。事實上，從這個角度來看，米爾格羅姆和威爾遜為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設計的無線電頻譜拍賣機制，也是借用了其他人的經濟思想並加以創新性發展的結果。
回望歷史，如何以市場方式分配無線電頻譜這個問題，是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在1959年發表的《聯邦通訊委員會》一文中最早提出來的，而它的解決思路，在一定意義上則可以說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提供的。科斯是新制度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而哈耶克則是奧地利學派的一員，他們都不屬於市場設計學派。
儘管哈耶克自己對博弈論的評價並不太高，但是他在1945年在《美國經濟評論》上發表的經典論文《知識在社會中的運用》，為博弈論（尤其是動態博弈論）奠定了知識論基礎。用他自己的術語來說，這可能是他寫作這篇論文的一個“非意圖後果”。
哈耶克在該文中指出，“我們所必須利用的關於各種具體情況的知識，從未以集中的或完整的形式存在，而只是以不全面而且時常矛盾的形式為各自獨立的個人所掌握。……社會的經濟問題不是如何分配所‘賦予’的資源，而是如何確保充分利用每個社會成員所知道的資源，因為其相對重要性只有這些個人才知道。簡而言之，它是一個如何利用並非整體地賦予任何人的知識的問題。”
哈耶克把將市場理解讀為一種誘導關於決策者的偏好等信息的機制，並認為不同行為人之間的邊際替代率揭示了關於生產和消費機會的局部信息：“‘經濟運算’（即純粹的選擇邏輯）至少能通過類推來幫助我們認識價格體系如何能夠解決（事實上正在解決）這個問題。……只有通過做出並不斷使用等值比率（或‘值’、或‘邊際替換率’）的方法，才能解決這種問題。即他要給每一種稀有資源標上數字指標，這種指標不可能從這種特定的物品所擁有的任何特徵中得出，但它卻可以反映，或者在它身上集中了它在整個方法目的結構中的重要性。在任何小變化中，這個管理者必須考慮這些集中了所有有關信息的數量指標（或‘值’），通過逐個調整數量，他就能恰當地重新做出安排，而不必從頭解決整個問題，也不必同時檢查其所有的分支部分。……從根本上說，在一個關於相關事實的知識掌握在分散的許多人手中的體系中，價格能協調不同個人的單獨行為，就像主觀價值觀念幫助個人協調其計劃的各部分那樣。”米爾格羅姆等人設計的“同步加價多輪競拍”機制，簡直就是對哈耶克這些話的一個“具體實現”：不同的競拍人有相互關聯的私人知識，他們的出價反映了私人知識，隨著出價的增加，更多的信息被揭示出來，然後競拍人根據新的信息更新自己的知識，再報出更高的價格……
當然，經濟思想轉變為博弈論模型並被用於市場設計之後，肯定會帶來一些意圖之外的後果，對此，必須保證設計出的機制對於已知規則而言擁有好的均衡屬性，對不瞭解的策略而言又有很好的穩健性。這是對包括市場設計在內的機制設計理論的最大挑戰。
順便提一下，米爾格羅姆、威爾遜和羅斯，都是美國科學促進會頒發的“金鵝獎”獲得者，而“金鵝獎”的宗旨，就是取“不要殺掉那隻下蛋的金鵝”之義，專門表彰那些在一開始的時候看不到任何應用前景，甚至被嘲笑為浪費資源，最終卻取得了巨大的影響和社會效益的研究。這算不算對經濟思想的借用和數理化發展的一個“非意圖後果”呢？
誰更有可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從近幾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成果來看，諾貝爾獎委員會似乎越來越注意經濟學理論的“實踐價值”——它表彰了一些能夠為當今全球經濟社會面臨的主要挑戰提供某種解決方法或思路的成果。
2017年，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獲獎，是因為他在行為經濟學上的貢獻，揭示了非理性的金融行為的原因，有助於解釋金融危機。2018年，保羅·羅默（Paul Romer）和威廉·諾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獲獎，理由分別是對經濟增長的內生機制（教育和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性）的深刻洞見和對環境經濟學（特別是氣候經濟學）的重大貢獻。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的理由是，他們為緩解全球貧困做出了突出貢獻。今年的兩位獲獎者，更是通過他們發明的新拍賣形式，幫助世界各國政府多“賺”了數千億美元。
但這可能只是一種巧合。放在更長的尺度上看，諾貝爾經濟學獎總體上還是更加註重理論和技術（包括計量）。事實上，對誰能獲獎有更多決定作用的，也許是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評獎機制。
諾貝爾獎委員會每年都會邀請1500位經濟學家推薦當年的候選人，而有資格成為推薦人的，正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和國際上經濟學各領域的領軍學者。只有在連續幾輪中都能得到較多票數的五個人才能最終入圍，然後再由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定奪（獲獎者最多不超過三人）。因此，最有可能獲獎的，很大程度上就是有最多人推薦的那些人。
如果在未來的某一年，又看到威爾遜門下弟子或故舊獲得諾貝爾獎，我們不必覺得太驚訝，因為他們“人多勢眾”。這種現象在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就出現過，只不過當時是芝加哥學派的經濟學家不斷獲獎。
不過，具體誰獲獎也許並不是最重要的事情，關鍵是要明白，為什麼在某個時期，某個“門派”能夠吸引最優秀的年輕人不斷投入麾下。
（作者為均衡研究所學術顧問、浙江大學跨學科中心特約研究員，編輯：臧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