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思想全景（上）

文：恆大研究院 任澤平 羅志恆 馬家進 馬圖南

賀晨 孫婉瑩 華炎雪 梁穎

導讀

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經濟學領域的最高榮譽，獲獎者的理論貢獻對學界、商界和公共政策均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涉及經濟增長的教科書無法繞開羅伯特·索洛（1987年獲獎）和保羅·羅默（2018年獲獎）的增長模型，資本市場中的衍生品交易離不開羅伯特·默頓和邁倫·斯科爾斯（1997年獲獎）的B-S期權定價公式，各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制定也深受米爾頓·弗裡德曼（1976年獲獎）貨幣理論的影響。本文共分上中下三篇，將全景式回顧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生平和主要思想貢獻，51年84人，梳理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歷程與演進脈絡，本篇為上篇，將系統介紹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歷程以及1969-198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

摘要

1、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瑞典中央銀行於1968年其成立300週年之際設立。美國是獲獎最多的國家，芝加哥大學是獲獎最多的高校。1969年首次頒獎，至今已共計頒獎51屆，獲獎84人。其中，共有48位得主生於美國，遠高於英國（8位）、法國（4位）、俄羅斯（4位）、加拿大（3位）和挪威（3位）。若根據求學經歷、任職機構和現有國籍統計，美國的得主人數更高。按照獲獎時的任職機構統計，芝加哥大學是擁有得主最多的高校，共計13位，其次是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均為7位。得主人數在2位以上的11所高校中，9所為美國高校，合計擁有51位得主；非美國高校僅有劍橋大學（4位，英國）和奧斯陸大學（2位，挪威）。美國大學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壟斷一方面反映美國在經濟學研究領域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與評選機制有關，提名者通常依據自己的學術研究經歷進行提名，因此對有共同工作經歷或有師生關係的經濟學家更為熟悉。歷屆諾貝爾

獎得主中有多人存在師生或共事關係，例如1987年得主索洛是1973年得主列昂惕夫的學生，1997年得主默頓是1976年得主弗裡德曼的學生等。諾獎得主的學術生涯符合比爾德定律（30-40歲區間的產出最高，70%的工作在45歲前完成，80%的工作在50歲前完成）：28歲獲博士學歷，此後進入學術成果的高產期，39歲出版最重要的學術作品，達到學術生涯的巔峰，約67歲獲得諾貝爾獎，獲獎後學術創造會有小幅上升，但1-2年後再次下降。最年輕的得主是2019年獲獎的埃絲特·迪弗洛，時年46歲；最年長的得主是2007年獲獎的萊昂尼德·赫維奇，時年90歲。

2、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領域包括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以及許多相對“小眾”的經濟學分支，宏觀經濟學獲獎頻率居首。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方法被應用於越來越多的社會科學領域當中，被稱為“經濟學帝國主義”；同時，其他學科相關理論和方法的引入也促進了經濟學研究的不斷深入。

例如，1992年獲獎的加里·貝克爾將經濟學的研究視角延伸進種族歧視、道德倫理、婚姻家庭、後代養育等非市場行為。1986年獲獎的小詹姆斯·布坎南將經濟學與公共事務相結合，創立了公共選擇理論，用於分析憲法制定、投票選舉、議會遊說、官員尋租等傳統上屬於政治學範疇的問題。2002年獲獎的丹尼爾·卡尼曼和2017年獲獎的理查德·塞勒則對傳統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提出質疑，開闢了行為經濟學領域。上述理論都經歷了從被排斥到被認可、從邊緣到主流的歷程。

3、經濟學是經世致用之學，以解釋、解決時代的重大問題為使命。回顧百年經濟思想史可以發現，宏觀經濟學非常偉大，因為它數次試圖拯救世界。

1929年“大蕭條”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一次分野。此前，世界信奉古典主義，市場這隻“無形之手”和諧地進行資源配置，政府應僅充當“守夜人”。但是大蕭條卻打破了這個神話，全球經濟陷入長期的深度衰退，更為嚴重的是世界各國採取

關稅、競爭性貶值等以鄰為壑的手段加重了危機，並從金融危機蔓延到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最終到軍事危機，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性災難。經濟學家普遍反思，如果能夠避免大蕭條或許就能夠避免二戰。因此，研究大蕭條被稱為宏觀經濟學的聖盃。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凱恩斯主義崛起，建議政府這隻“有形之手”通過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干預經濟，以彌補有效需求不足。

1970年代的“大滯脹”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二次分野。經濟學家把滯脹歸因於政府干預過多而非成本衝擊，凱恩斯主義面臨挑戰，貨幣主義、新自由主義、新古典主義、供給學派、奧地利學派等興起，古典主義精神復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三次分野。全球對放任自由進行反思，新凱恩斯主義再度興盛，全球普遍採用QE、負利率、積極財政政策等手段。過去十年全球把貨幣寬鬆發揮到極致，QE、零利率甚至負利率，雖然避免了大蕭條，但貨幣超髮帶來了資產價格泡沫、全球金融風險、貧富收入差距大幅拉大。雖然貨幣寬鬆有利於刺激短期需求，但長期依賴貨幣放水增加了結構性改革的困難：延緩出清、鼓勵投機而非創新、利率過低導致資源錯配扭曲經濟結構、推升金融槓桿風險等。同時，長期貨幣超發也帶來了資產價格泡沫以及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進一步加劇，底層沉默的大多數被剝奪感加深，導致了當前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公眾對

政府信任感下降，全球政治局勢動盪，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成果需要經歷時間的檢驗，因此往往滯後於學術思想發展的時間曲線，但獎勵順序大體符合宏觀經濟學的思想脈絡。1970年代，宏觀經濟學領域的諾獎主要頒給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者，包括薩繆爾森（1970）、希克斯（1972）和繆達爾（1974）等人。1980年代以後，芝加哥學派的獲獎人數逐漸增加，呈現出與凱恩斯主義者平分秋色的格局，其中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勒（1982）、布坎南（1986）等，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有克萊因（1980）、索洛（1987）等。1990年代以後，以盧卡斯（1995）獲獎為標誌，新古典主義開始得到諾獎承認，真實經濟週期的代表人物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也於2004年獲得諾獎。進入21世紀以來，新凱恩斯主義的獲獎人數逐漸增加，斯蒂格利茨（2001）、菲爾普斯（2006）以及迪頓（2015）均是重要代表。沿此脈絡，未來宏觀經濟學領域的獲獎方向極可能頒給能夠解釋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經濟理論。其中，將金融部門納入宏觀經濟分析的清瀧信宏和伯南克等候選人呼聲較高。

4、諾貝爾經濟學獎缺乏對中國問題的應有關注，中國經濟發展及學術規範進步或催生出屬於中國的諾獎。四十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成功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將在未來十年左右超過美國，躋身世界第一。但是目前中國距離諾貝爾經濟學獎還十分遙遠。在諾獎競猜的熱門候選人中，找不到中國人的身影，中國的現代經濟學發展時間非常短暫，還沒有突出的理論貢獻，在經濟學領域話語權很弱。展望未來，中國作為快速變革的最大發展中國家，能夠提供諸多重要的研究選題，例如2018年獲獎的內生增長理論對應“高質量發展”、環境經濟學對應“汙染防治”，2019年獲獎的發展經濟學對應“精準脫貧”，未來極有可能獲獎的宏觀-金融聯繫對應“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用科學規範的研究方法，講述中國故事，闡釋普遍的經濟學規律。

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應當秉承國際視野，立足中國實際，為現代經濟學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二三十年後，中國或將迎來屬於中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正文

1從諾貝爾經濟學獎看現代經濟學發展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全稱是“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瑞典中央銀行於1968年其成立300週年之際設立，以表彰為經濟學發展作出傑出貢獻的學者。1969年首次頒獎，至今共計頒獎51屆，獲獎84人。

諾貝爾經濟學獎是經濟學領域的最高榮譽，獲獎者的理論貢獻對學術界、商業界和政策界均產生了重大影響。例如，涉及經濟增長的教科書無法繞開羅伯特·索洛（1987年獲獎）和保羅·羅默（2018年獲獎）的增長模型，資本市場中的衍生品交易離不開羅伯特·默頓和邁倫·斯科爾斯（1997年獲獎）的B-S期權定價公式，各國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制定也深受米爾頓·弗裡德曼（1976年獲獎）貨幣理論的影響。

1.1關於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統計

1）1969-2019年，共計51屆84位獲獎者中，有25屆由一位得主獨享，有19屆由兩位得主共享，有7屆由三位得主分享。

2）最年輕的得主是2019年獲獎的埃絲特·迪弗洛，時年46歲；最年長的得主是2007年獲獎的萊昂尼德·赫維奇，時年90歲。

3）有兩位女性得主，第一位是2009年獲獎的埃莉諾·奧斯特羅姆，第二位是2019年獲獎的埃絲特·迪弗洛。

4）有四位得主，他們的家人也獲過諾獎：1969年獲獎的簡·丁伯根，弟弟尼古拉斯·丁伯根獲得1973年的生理學或醫學獎；1974年獲獎的綱納·繆達爾，妻子阿爾瓦·繆達爾獲得1982年的和平獎；2019年獲獎的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絲特·迪弗洛，二人是夫妻。

5）按照得主的出生地進行統計，美國是擁有得主最多的國家，共計48位，其次是英國，共計8位。若根據得主的求學經歷、任職機構和現有國籍進行統計，美國的得主人數將會更高，例如2019年獲獎的阿比吉特·班納吉和埃絲特·迪弗洛，分別出生於印度和法國，但是分別在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獲得博士學位，現均就職於麻省理工學院。

美國培養了最多最優秀的經濟學人才，在經濟學研究領域處於中心地位。

6）按照獲獎時的任職機構進行統計，芝加哥大學是擁有得主最多的高校，共計13位，其次是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均為7位。得主人數在2位以上的11所高校中，僅有劍橋大學（4位，英國）和奧斯陸大學（2位，挪威）為非美國高校，其他9所美國高校合計擁有51位得主，再次反映了美國在培養和吸引優秀經濟學人才方面的統治力。

1.2 諾貝爾經濟學的獲獎領域逐步擴大，反映出現代經濟學的包容進步

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領域中，除了傳統的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以外，還有許多相對“小眾”的經濟學分支。經濟學思想和分析方法被應用於越來越多的社會科學領域當中，被稱為“經濟學帝國主義”；與此同時，其他學科相關理論和方法的引入也促進了經濟學研究的不斷深入。

1992年獲獎的加里·貝克爾將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應用到種族歧視、道德倫理、婚姻家庭、後代養育等非市場行為。他認為：“今天，經濟研究的領域業已囊括人類的全部行為及與之有關的全部決定。經濟學的特點在於，它研究問題的本質，而不是該問題是否具有商業性或物質性。因此，凡是以多種用途為特徵的資源稀缺情況下產生的資源配置與選擇問題，均可以納入經濟學的範圍，均可以用經濟分析加以研究。”

1986年獲獎的小詹姆斯·布坎南將經濟學與公共事務相結合，創立了公共選擇理論，用於分析憲法制定、投票選舉、議會遊說、官員尋租等傳統上屬於政治學範疇的問題。他開創性地提出“政治市場”的概念，認為人類的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都是基於利益關係的行為，完全可以納入同一個理論框架。

2002年獲獎的丹尼爾·卡尼曼和2017年獲獎的理查德·塞勒則對傳統經濟學的“理性經濟人假設”提出質疑，開闢了行為經濟學新領域。人們在決策過程中普遍存在的損失厭惡、稟賦效應、框架效應、錨定效應等違背了理性假設中的偏好一致性公理，人們在最後通牒博弈中的拒絕行為、在獨裁者博弈中的給予行為、在信任博弈中的信任行為、在禮物交換博弈中的報答行為、在第三方制裁博弈中的利他懲罰行為等違背了理性假設中的自利原則。

上述例子中的理論都經歷了從被排斥到被認可、從邊緣到主流的艱辛歷程，但最終均榮獲諾獎對其貢獻予以肯定。經濟學是一門年輕的學科，也是一門開放包容的學科，一直在不斷向前探索，從未止步。

1.3 宏觀經濟學的歷史擔當及三次思想分野，諾獎獲獎時間順序大體符合宏觀經濟學的思想脈絡

經濟學是經世致用之學，以解釋、解決時代的重大問題為使命。回顧百年經濟思想史可以發現，宏觀經濟學非常偉大，因為它數次試圖拯救世界。

1929年“大蕭條”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一次分野。在此之前，世界信奉古典主義，市場這隻“無形之手”和諧地進行資源配置，政府應僅充當“守夜人”。但是大蕭條卻打破了這個神話，全球經濟陷入長期的深度衰退，更為嚴重的是世界各國採取關稅、競爭性貶值等以鄰為壑的手段加重了危機，並從金融危機蔓延到經濟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最終到軍事危機，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毀滅性災難。經濟學家普遍反思，如果能夠避免大蕭條或許就能夠避免二戰。因此，研究大蕭條被稱為宏觀經濟學的聖盃。在這一時代背景下，凱恩斯主義崛起，建議政府這隻“有形之手”通過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干預經濟，以彌補有效需求不足。

1970年代的“大滯脹”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二次分野。經濟學家把滯脹歸因於政府干預過多而非成本衝擊，凱恩斯主義面臨挑戰，貨幣主義、新自由主義、新古典主義、供給學派、奧地利學派等興起，古典主義精神復興。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是宏觀經濟思想的第三次分野。全球對放任自由進行反思，新凱恩斯主義再度興盛，全球普遍採用QE、負利率、積極財政政策等手段。過去十年全球把貨幣寬鬆發揮到極致，QE、零利率甚至負利率，雖然避免了大蕭條，但貨幣超髮帶來了資產價格泡沫、全球金融風險、貧富收入差距大幅拉大。雖然貨幣寬鬆有利於刺激短期需求，但長期依賴貨幣放水增加了結構性改革的困難：延緩出清、鼓勵投機而非創新、利率過低導致資源錯配扭曲經濟結構、推升金融槓桿風險等。同時，長期貨幣超發也帶來了資產價格泡沫以及收入分配不平衡的進一步加劇，底層沉默的大多數被剝奪感加深，導致了當前民粹主義、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公眾對政府信任感下降，全球政治局勢動盪，中美貿易摩擦不斷升級。

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成果需要經歷時間的檢驗，因此往往滯後於學術思想發展的時間曲線，但獎勵順序大體符合宏觀經濟學的思想脈絡。1970年代，宏觀經濟學領域的諾獎主要頒給傳統的凱恩斯主義者，包括薩繆爾森（1970）、希克斯（1972）和繆達爾（1974）等人。1980年代以後，芝加哥學派的獲獎人數逐漸增加，呈現出與凱恩斯主義者平分秋色的格局，其中芝加哥學派的代表人物有斯蒂格勒（1982）、布坎南（1986）等，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有克萊因（1980）、索洛（1987）等。

1990年代以後，以盧卡斯（1995）獲獎為標誌，新古典主義開始得到諾獎承認，真實經濟週期的代表人物基德蘭德和普雷斯科特也於2004年獲得諾獎。進入21世紀以來，新凱恩斯主義的獲獎人數逐漸增加，斯蒂格利茨（2001）、菲爾普斯（2006）以及迪頓（2015）均是重要代表。

沿此脈絡，未來宏觀經濟學領域的獲獎方向極可能頒給能夠解釋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的經濟理論。其中，將金融部門納入宏觀經濟分析的清瀧信宏和伯南克等候選人呼聲較高。

1.4 諾貝爾經濟學獎缺乏對中國問題的應有關注，中國經濟發展及學術規範進步或催生出屬於中國的諾獎

40年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偉大成就，成功躍升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並將在未來十年左右超過美國，躋身世界第一。中國的經濟學研究水平也與國際快速接軌，一大批優秀學者回國任教，國際頂級期刊論文發表數量持續增加。

但是目前中國距離諾貝爾經濟學獎還十分遙遠。在諾獎競猜的熱門候選人中，找不到中國人的身影，中國的現代經濟學發展時間非常短暫，還沒有突出的理論貢獻，在經濟學領域話語權很弱。

此外，國際上經濟學學術界研究中國問題相對較少，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中國與國際的溝通交流，制約了中國原創性經濟理論的發展。中國作為快速變革的最大發展中國家，能夠提供無數重要的研究選題，例如2018年獲獎的內生增長理論對應“高質量發展”、環境經濟學對應“汙染防治”，2019年獲獎的發展經濟學對應“精準脫貧”，未來極有可能獲獎的宏觀-金融聯繫對應“防範化解重大風險”。

用科學規範的研究方法，講述中國故事，闡釋普遍的經濟學規律。中國的經濟學家們應當秉承國際視野，立足中國實際，為現代經濟學發展做出應有的貢獻。隨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二三十年後，中國或將迎來屬於中國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2 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介紹：1969-2019

我們將全景式回顧1969-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共計51屆84位得主的生平及其主要思想貢獻。

2.1 1969年：拉格納·弗裡希和簡·丁伯根

首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由挪威經濟學家拉格納·弗裡希（Ragnar Frisch）和荷蘭經濟學家簡·丁伯根（Jan Tinbergen）共同獲得，表彰他們利用動態模型分析經濟過程。

2.1.1 拉格納·弗裡希

弗裡希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

他於1895年生於挪威奧斯陸，1919年畢業於奧斯陸大學經濟學專業，1926年獲得奧斯陸大學的數理統計學博士學位。1925年，他開始擔任奧斯陸大學助理教授。1927年，弗裡希獲得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資助，前往美國訪學。在那裡，他與其他對經濟學中數學與統計的應用感興趣的經濟學家合作，其合作者包括歐文·費雪（Irving Fisher）。1930年，弗裡希與歐文·費雪發起成立了世界計量經濟學會。

弗裡希的學術成果涵蓋宏觀和微觀經濟學，尤其以動態經濟學研究著稱。主要包括4個方面：其一，他是現代經濟學的奠基人，提出了一系列新術語，例如“計量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其二，他首先在經濟計量學建立“三合一”理論，即把經濟理論、數理方法與統計學應用到實際經濟問題的分析中，這為他後來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礎。其三，他首先建立宏觀經濟的動態分析模型。他指出經濟週期需要用一個完整的動態系統來解釋，他建議是一種熊彼特式的模型，即以科學技術推動的經濟長波週期模型。該模型與凱恩斯的經濟週期和宏觀動態分析有部分相似之處。1936年他發表的《論均衡與非均衡概念》為動態經濟學方法論和術語體系的建立作出重要貢獻。

其四，他對生產理論和效用理論的發展做出了傑出貢獻。弗裡希早期研究中論述了效用理論和指數理論的基本原則，也對生產理論進行了拓展。他探討了消費者偏好商品切換中的有序性，推導出一眾適合遞增線性轉換的效用函數。

2.1.2 簡·丁伯根

簡·丁伯根是將經濟學研究與數學結合起來的先驅者。他1903年出生於荷蘭海牙，1922年丁伯根考入了荷蘭萊頓大學，師從保羅·埃倫費斯特學習數學和物理並獲得博士學位，後期轉向經濟學。1929-1945年間，他在荷蘭中央統計局擔任統計員，1933年同時擔任鹿特丹伊拉斯謨大學教授。1956年，他與亨利·泰爾（Henri Theil）創辦了鹿特丹伊拉斯謨大學的計量經濟學研究所。

簡·丁伯根主要專注於宏觀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的研究，他核心的學術貢獻主要是：其一，他創立了國家宏觀經濟模型。早在1936年，丁伯根就創立了含24個聯立方程式的經濟模型，以此反映各類不同經濟活動水平相互依存的關係。他創立的模型包括與凱恩斯學派一致的收入與消費方程式。在他的模型中，消費是可支配收入的函數，並把對商品和勞務的需求作為經濟活動總水平的核心因素。此外，他的模型還包括出口與進口、貨幣流通、經濟滯後等因素。儘管該宏觀經濟模型的預測仍不夠精確，但仍對宏觀經濟分析具有重要意義。

其二，他提出了現代動態經濟分析和“蛛網理論”。蛛網理論引入時間因素來進行價格與產量的動態分析。其基本假設是完全競爭條件下的單個生產商和消費者無法改變商品價格，但可以改變商品產量，故本期的市場價格由本期產量決定，但本期的產量由上一期的市場價格決定。蛛網理論主要用於農產品市場的分析，旨在說明在市場機制作用下，農產品市場存在蛛網型的波動，因此需要政府實行經濟政策來干預或者引入期貨市場調節。我國的豬肉價格波動即是“蛛網週期”的典型反映。

其三，他提出丁伯根法則指導經濟政策制定。丁伯根法則，即為達到一個經濟目標，政府至少要運用一種有效的政策，而要達到多個目標，政府必須至少應用多個獨立且有效的經濟政策。該法則告訴我們，如果試圖用一種政策工具實現多個經濟目標，則會因為目標之間的衝突而降低政策效率。這一思想為凱恩斯主義提供了理論支持，也對後來佈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提供瞭解釋。

2.2 1970年：保羅·薩繆爾森

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於1970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由於其建立了靜態和動態經濟理論，將經濟科學提高到新的水平。薩繆爾森是新古典綜合學派的創始者之一，他是凱恩斯學派在美國推廣的重要學界領導者。薩繆爾森在美國政界擁有巨大影響力，其著作《經濟學》是經濟學的經典教材之一。

薩繆爾森於16歲時進入芝加哥大學，之後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25歲時成為麻省理工學院經濟學助理教授，32歲時成為正教授。1948年，薩繆爾森出版了《經濟學》，它是美國第二本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教科書，也是第一本成功推廣凱恩斯主義的教科書。出版後風靡全球，成為了史上最暢銷的經濟學教科書，目前已更新到第19版，譯成40種語言。薩繆爾森使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系成為全美經濟學重鎮，培育出多位傑出經濟學者，包括保羅·克魯格曼、羅伯特·默頓、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人，其中多人在日後都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薩繆爾森的研究成果涵蓋經濟理論的諸多領域。其一，他擅用數學工具對經濟問題進行靜態和動態過程的分析。在一般均衡論方面，他補充和發展了希克斯關於靜態一般均衡穩定條件；在福利經濟學領域他建立起自己的新福利經濟學。其二，他發展了凱恩斯主義的乘數論，以數量分析進一步研究了凱恩斯在《通論》中提出的“投資乘數論”與“就業乘數論”，首創經濟波動模型，對經濟週期理論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其三，他提出了斯托珀-薩繆爾森定理，指出某種商品相對價格的上升，將導致該商品密集使用的生產要素的實際價格或報酬提高，而另一種生產要素的實際價格或報酬則下降。這與國際貿易中的要素價格均等化是相互聯繫的，國際貿易促使本國的充裕要素報酬上升，而進口產品的生產要素價格下降，從而實現不同國家生產要素的價格均等化趨勢。

2.3 1971年：西蒙·庫茲涅茨

西蒙·庫茲涅茨（Simon Kuznets）,俄籍美國人，在研究人口發展趨勢及人口結構對經濟增長和收入分配關係方面做出了巨大貢獻，獲得1971年

諾貝爾經濟學獎。他是實證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強調實際經濟數據分析，把統計學與經濟學相融合。

1901年，庫茲涅茨出生在俄羅斯帝國的平斯克（現屬白俄羅斯），大學學習始於俄羅斯，但在1922年轉學到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先後取得學士、碩士和博士學位。1931年起，庫茲涅茨在賓夕法尼亞大學任經濟學與統計學的兼職教授，1936年成為全職教授。1960年起，加盟哈佛大學，直到1971年退休。

庫茲涅茨的研究貢獻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其一，他是實證經濟學派的創始人，強調真實數據對問題實質的反映。1927年他在紐約全國經濟研究所擔任助理研究員，收集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19-20世紀的歷史資料，對國民收入進行研究，對各國曆史生產力的研究做出重要貢獻。

其二，他提出的“庫茲涅茨週期”與人口增長分析是長波經濟研究的重大突破。1930年，庫茲涅茨到賓夕法尼亞大學任經濟學、統計學的助理教授、副教授，並發表了《生產和價格的長期運動》的論文。該論文整理了美、英、法等國50年間的生產水平與經濟增長情況。他在充分的經驗研究的基礎上，提出了各國經濟增長週期平均為20年的觀點，並認為這種週期很大程度上與人口增長率相關。

其三，庫茲涅茨還深入研究了國民收入核算問題，被稱為“GNP之父”。1941年，他發表了《國民收入及其構成》一文，把國民收入的核算系統理論化，詳細闡述了國民收入的含義及核算的具體方法。他還在經濟增長研究中建立起了“收入革命”理論，指出人口增長與人口結構、國民總收入、生產率、產業結構等一系列因素的相互作用。

2.4 1972年：約翰·希克斯和肯尼斯·阿羅

英國人約翰·希克斯（John Hicks），與美國人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共同深入研究了經濟均衡理論和福利理論，獲得197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2.4.1 約翰·希克斯

希克斯是微觀經濟學中一般均衡理論的創建者，也是在宏觀經濟學微觀化的理論研究中的先驅。他於1904年出生於英格蘭沃裡克，1926年希克斯獲得牛津大學碩士學位，1932年獲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1939年初，《價值與資本》出版後，希克斯擔任曼徹斯特大學首任斯坦利·傑文斯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1946-1952年，希克斯任牛津大學納菲爾德學院的高級研究員，並參加了該學院的組建工作。這一時期，他主要出版了《經濟週期》、《需求理論的修正》兩本書。1961-1962年，他出任英國皇家經濟學會會長。

希克斯的學術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他首先提出了IS-LM模型，該模型在他為凱恩斯出版的《通論》一書所做的點評中提出，書評名為《凱恩斯先生與“古典學派”——一個受啟發的解釋》。他提出了IS-LM分析，用一般均衡的思想對《通論》部分內容重新解釋，把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主義分析相結合，被視為宏觀分析中的經典。

其二，他對一般均衡理論也有重要貢獻。1939年希克斯的作品《價值與資本》一書中，希克斯就商品、生產要素、信任和貨幣的整體性提出了一個完整的均衡模型。這項模型完善了原有消費和生產理論，討論了多個市場保持穩定性的條件，擴大了靜態分析的適用範圍，同時引入多期動態分析。與此前的模型相比，希克斯的模型為研究外生變量變化的結果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成為溝通一般均衡理論與通行的商業週期理論的重要橋樑。

其三，希克斯對福利經濟學的研究貢獻巨大。這主要體現在如下三個方面：一是推進了福利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的研究：引入帕累託的管理理論和方法，重新定義消費可能曲線、無差異曲線分析方法等。二是重新定義和解釋消費者剩餘。三是對福利經濟學補償原則的補充。帕累託認為，社會福利最大化的時候，任何微小的改變都不可能使所有人偏好的全部增加或減少。但是，如果有人福利增加，也有人福利減少，就比較難判斷社會福利是否也達到最大化。希克斯認為可以通過稅收和補貼等政策補償在變動中利益受損的群體。

2.4.2 肯尼斯·阿羅

阿羅是二戰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代表人物，對後續許多經濟學家產生了重要影響，他的研究貢獻包括內生增長理論和信息經濟學等方面，同時也是保險經濟學發展的先驅。

阿羅於1921年出生於美國紐約，先後獲得紐約市社會科學學院的學士學位和哥倫比亞大學文科碩士學位。1949-1968年，他在斯坦福大學任教授。在不斷髮表了研究成果後，阿羅逐漸受到政界的認可。1962年起，阿羅開始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後任肯尼迪總統的經濟顧問，還擔任過經濟計量協會會長（1956年）、美國經濟學會會長（1967-1974年）、管理科學研究會會長（1963年）。1968年後在哈佛大學任教授。

阿羅的經濟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阿羅發展了福利經濟學研究，並提出“不可能定理”。此前的經濟學強調選擇行為可以通過理性分析達成一致結論，不論是消費者偏好還是生產方式選擇，且方案都具備傳遞性，即ABC三種方案中若A優於B，而B優於C，則A優於C。但阿羅發現了投票中選擇傳遞性失效，即當選民支持率中A高於B，B高於C，但拿A/C比較時，A卻未必能獲得更多支持，所以投票不一定表現出偏好傳遞性。阿羅用數學推理證明：在社會上個體自有其對社會各項事務的偏好的時候，找到一個邏輯上與個人偏好不矛盾的社會偏好是不可能的。這稱之為“阿羅不可能定理”。

其二，他完善了“一般均衡”的方法論。一般均衡理論由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於1874年首先提出，但其現代概念則於20世紀50年代由阿羅與德布魯等人建立。阿羅在其代表著作《一般競爭分析》中，研究了現實經濟生活中如何處理市場不穩定和風險問題，證明和求解了“一般均衡”。這一成果後來被稱為阿羅-德布魯定理，已經成為微觀經濟學的最重要定理之一。阿羅的一般均衡概念，對微觀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他對於複雜經濟現象的框架性理解，對經濟學家理解世界起到了巨大幫助，也是經濟學走向數理化、工具化的一個標誌。

2.5 1973年：華西里·列昂惕夫

華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俄裔美國人，他發展了投入產出方法，該方法在許多重要的經濟問題中得到運用，獲得197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列昂惕夫於1906年出生於俄國彼得堡，畢業於彼得堡大學社會學專業，19歲便取得社會學碩士學位。1928年，取得了柏林大學的博士學位。19

30年，列昂惕夫移居美國後，正式從事投入產出方法的研究。早期，他的工作重點是編制美國的投入產出表，並建立投入產出分析法的理論體系。1966年，列昂惕夫出版了《投入-產出經濟學論文集》一書，總結了他的投入產出理論。同年，出版了《經濟學論文集：理論和理論的形成》一書。1967年，列昂惕夫被紐約大學授予終身教授職銜。

列昂惕夫的學術成果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列昂惕夫創建了投入產出分析法。投入產出法是一種研究經濟問題的方法論，它的理論基礎是一般均衡理論，主要基於線性代數的方法分析經濟系統中各種部門之間的商品和資金流動的方法，並構建投入產出表分析一個部門的需求波動對其他部門和整個經濟體系產生的影響。投入產出分析以數量關係聯繫經濟系統中不同部門要素的變化，它最主要的應用是進行經濟預測，但還能研究環境汙染、人口、世界經濟貿易等社會問題。

其二，列昂惕夫在國際貿易領域的研究對後來學者有重要啟發。列昂惕夫在1953年到1956年研究了美國的國際貿易，根據李嘉圖的比較優勢理論和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理論，美國的出口並不符合比較優勢。美國擁有世界上最昂貴的勞動力和最密集資本，所以美國應出口資本密集型產品，進口勞動密集型產品。但列昂惕夫利用投入產出法對戰後美國對外貿易發展狀況進行分析後卻發現，美國進口的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是勞動密集型產品。這被經濟學界稱之為“列昂惕夫之謎”。該謎題引發了經濟學界的廣泛討論和研究，產生了勞動熟練說、人力資本說、技術差距說、產品週期說等一系列解釋和討論。

2.6 1974年：綱納·繆達爾和哈耶克

綱納·繆達爾（Gunnar Myrdal）和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由於深入研究了貨幣理論和經濟波動，並深入分析了經濟、社會和制度現象的互相依賴而獲獎。

2.6.1 綱納·繆達爾

繆達爾是瑞典學派的創始人之一，“循環積累因果原理”是他最具盛名的成果，主張重視社會制度研究。此外，他還是發展經濟學的先驅人物之一，關注發展中國家的社會經濟問題。

繆達爾於1898年出生於瑞典，1923年畢業於斯德哥爾摩大學法學院。1925-1929年赴英國和德國學習，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1929-1930年作為一位洛克菲勒基金資助的學者訪問美國。期間出版了一系列作品，包括《經濟理論發展中的政治因素》等。1945-1947年繆達爾任瑞典商業部部長，1947年開始擔任聯合國經濟委員會秘書長。1961年，繆達爾回到斯德哥爾摩大學任經濟學教授。

繆達爾的學術成就主要集中於三個方面：其一，他提出了“循環積累因果理論”，對經濟發展問題提供了不同的方法論。它指的是從動態的角度看待社會經濟，則經濟中各要素存在著相互的循環積累因果關係。某一個經濟要素改變會帶動另一要素的改變，而這一要素反過來會反饋給前一個要素從而循環加強該要素的變化，導致社會產生的變動沿著這一方向不斷加劇。因此，社會經濟的各個要素的常態不是均衡，而是循環往復的相互影響，具有累積效應的不斷運動。繆達爾的這一理論有著極其廣泛的應用。他在《美國的困境：黑人問題和現代民主》一書中，把白種人對黑種人的歧視與黑種人相對物質文化水平低下分析為循環積累的因果關係。循環積累因果理論還能用於分析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問題。

其二，他是發展經濟學的先驅，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有深入研究。他於1968年出版的3卷本的《亞洲的戲劇：南亞國家貧困問題研究》，對發展經濟學具有重要啟發。

其三，繆達爾是動態分析研究經濟的重要人物。

他以總量分析為基礎，建立宏觀經濟分析理論，主要包括國民收入、商品供給與需求、以及國民收入的波動與投資和儲蓄（或投資與消費）之間的動態關係。動態分析方法論是繆達爾批判凱恩斯和哈耶克的重要原因。凱恩斯和哈耶克的觀點的重要缺陷在於沒有引入不確定因素和預期的作用。他認為凱恩斯理論中提到的“投資”和“儲蓄”概念過於模糊，沒有考慮到資本的增值和貶值。儘管哈耶克的分析較為細緻，但仍然不是動態的分析。因此，繆達爾提出“事前”和“事後”概念，引入預期，建立了宏觀經濟動態分析的方法論。

2.6.2 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

哈耶克是奧地利學派的代表人物，也是知名的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他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致命的自負》等書影響深遠。他的研究領域包括市場經濟理論、市場運行機制、政府干預、商業週期等。

哈耶克於1899年生於奧地利維也納一個傑出知識分子家庭。1921年和1923年於維也納大學分別取得了法律和政治學的博士學位。1931年開始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任教，1950年前往美國的芝加哥大學擔任社會思想委員會的教授。1962年前往德國擔任弗萊堡大學的教授，直到1968年退休。1984年，在英國首相撒切爾的推薦下，他獲得伊麗莎白二世授予的名譽勳位以表彰他對經濟學研究的貢獻。

哈耶克的學術成就涵蓋多個領域，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他在貨幣與價格領域的研究。哈耶克以米塞斯的貨幣研究為基礎，進一步解釋了商業週期，成為了奧地利學派商業週期理論的典範。1931年他出版了《價格與生產》一書，1941年發表了《資本的純理論》一書。在他的理論中，商業週期起源是政府和中央銀行在經濟活動中的干預所促成的資源匹配不當。但由於這一想法與當時主流經濟理論背道而馳，引發了凱恩斯學者和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家批評。

二是他提倡的市場自由主義對經濟政策制定有重要意義，為70年代的經濟滯脹提供瞭解讀。他對英美凱恩斯主義的盛行提出擔憂，主張持續不斷的政府干預將破壞市場機制。20世紀70年代，滯脹危機產生，主流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的理論開始失靈，哈耶克的理論得到重視，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和英國首相瑪格利特·撒切爾都是哈耶克理論的支持者。凱恩斯和哈耶克的論戰是20世紀經濟學界乃至政治家們津津樂道的話題之一。

三是哈耶克對社會學研究的方法論做出了傑出貢獻。他主張一個以市場為核心的社會，批評科學萬能主義，即把科學研究方法強加於社會科學，因此他撰寫了《科學的反革命——理性濫用之研究》一書，批判生搬硬套物質科學研究至社會研究的現象。

2.7 1975年：康託羅維奇和庫普曼斯

列奧尼德·康託羅維奇（Leonid Kantorovich），由於在1939年創立了享譽全球的線形規劃要點，對資源最優分配理論做出了貢獻，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佳林·庫普曼斯（Tjalling Koopmans）將數理統計學成功運用於經濟計量學，對資源最優分配理論做出了貢獻。

2.7.1 列奧尼德·康託羅維奇

康託羅維奇於1912年出生於俄國彼得堡，畢業於列寧格勒大學數學系，23歲獲得博士學位。1938年首次提出求解線性規劃問題的方法：解乘數法。次年創立了享譽全球的線形規劃要點，對資源最優分配理論做出了貢獻。1949年，前蘇聯政府

為表彰他在數學研究工作中的成就，授予康託羅維奇斯大林獎金。1965年，為表彰他在經濟分析和計劃工作中應用數學方法的成績，前蘇聯政府又授予他列寧獎金。

康託羅維奇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其一，他以解乘數法打開了解決優化規劃問題的大門。在線性規劃模型中，每一種商品的價格給定的情況下，資源在不同的商品生產中進行配置，那麼為了實現產出價值最大化，經濟學家們需要解出一個複雜的線性規劃問題，以求出每種商品的最優產量。而在康託羅維奇的理論中，他引入“影子價格”的概念，通過類似“因子分解”的形式對價格在線性規劃中進行計算。

這一方法被他完善並推廣至一般性問題的研究。他的方法論如下：第一步建立數學模型，把生產目標、資源約束和所求的最優解確定下來。第二步以線性方程表達上述的模型求解。第三步求解得出最優配置。這種方法也被稱之為“康託羅維奇問題數學模型”。這一重大方法論的提出在經濟學界和數學界都產生了重要影響。

其二，他提出的“客觀制約估價”對福利經濟學的發展有重要意義。康託羅維奇在線性規劃研究的基礎上提出“客觀制約估價”，它包括對不同產品和不同價格的估價，之所以稱之為客觀制約，是因為這些估價指的是在最優計劃下每種產品生產中所必要的勞動估價，由勞動消耗量與物質消耗量組成。客觀制約估價是用來衡量資源的稀缺程度，從而合理的選擇生產方法和進行經濟規劃，這個概念促進了全社會資源配置的分析，是他對資源最優利用理論的重大發展。

2.7.2 佳林·庫普曼斯

庫普曼斯是經濟計量學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最優經濟增長理論中的貢獻廣受學界關注。庫普曼斯1910年出生於荷蘭，1927年入讀烏特勒支大學數理系，次年，庫普曼斯以量子力學的論文獲得碩士學位。後結識經濟學家、數學家簡·丁伯根，庫普曼斯相當欽佩其智識，因此搬往阿姆斯特丹向其學習數理經濟學。1936年獲得萊頓大學數理經濟學博士學位。1946年庫普曼斯加入美國國籍，任教於普林斯頓大學與芝加哥大學。1950年受聘為耶魯大學教授。1975年獲得

諾貝爾經濟學獎。

庫普曼斯的學術成就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其一，庫普曼斯引入了數理統計學以研究經濟問題。庫普曼斯對丁伯根建立的宏觀經濟分析模型非常感興趣，這個模型以線性微分和差分方程建立了投資與產出的動態分析，但模型中存在一定的缺陷。而庫普曼斯用歸納法論證了其中存在的問題，對模型進行了修正完善。

其二，庫普曼斯以計量分析對資源配置和效用最大化問題做出了重要貢獻。他發表了《論經濟科學狀況》三篇論文，肯定了最優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性，並提出重新定義最優增長。此前的經濟學家以生產為最優分析的對象，庫普曼斯將最優消費納入考察，其經濟增長規劃不僅考慮短期經濟計劃，還包含了跨度長達幾代人的長期規劃。

其三，他提出活動分析法，對微觀經濟中經濟活動資源配置進行指導。他於1951年組織有關專家出版了《生產和調度的活動分析》一書，將活動分析與列昂惕夫的投入產出法、一般均衡理論、線性規劃相融合，形成更全面的分析工具。活動分析法通過分析商品活動求得最優解，為制定最優計劃提供了新的視角，這種分析方法不僅在經濟規劃，還在控制汙染、保護環境、區域規劃等領域有廣泛應用。

2.8 1976年：米爾頓·弗裡德曼

米爾頓·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由於創立了貨幣主義理論，提出了永久性收入假說，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弗裡德曼早期是一名凱恩斯主義者，且參與了羅斯福新政的實施工作，但研究逐步改變了他的看法，使他走到了凱恩斯主義的對立面，成為貨幣主義和芝加哥經濟學派的代表人物。

弗裡德曼於1912年出生於美國紐約市一個工人階級的猶太人家庭。本科以獎學金入讀羅格斯大學，1932年獲得學士學位，次年入讀芝加哥大學，並獲得碩士學位。1941年至1943年，弗裡德曼出任美國財政部顧問，研究戰時稅務政策。1946年他獲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隨後回到芝加哥大學教授經濟理論，期間再為國家經濟研究局研究貨幣在商業週期的角色。直至1976年退休，弗裡德曼在芝加哥大學任教30年，他將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塑造成完整的經濟學派，力倡自由經濟，被稱為芝加哥學派。在弗裡德曼的領導下，多名芝加哥學派的成員獲得

諾貝爾經濟學獎。

弗裡德曼是一個博學的經濟學家，研究領域涵蓋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統計學、經濟史等。他主要的學術成就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他的貨幣主義學說。貨幣主義最核心的觀點是貨幣發行量在短期內影響產出，但在長期，貨幣發行量隻影響物價水平，與產出水平無關。所以貨幣的發行總量應該與商品價值總量一致，超出商品價值總量的貨幣發行量將引起通貨膨脹。它強調貨幣供應政策選擇遵循“單一原則”，強調貨幣供應量的長期增長率應當穩定在一個固定的水平上，且這一增長率應當公佈給民眾，從而引導通脹預期。

其二，弗裡德曼提出“永久性收入假說”。在弗裡德曼之前，凱恩斯提出了“絕對收入假說”，得出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但庫茲涅茨等人進行的實證研究卻發現，從長期來看，邊際消費傾向等於平均消費傾向。這是凱恩斯的絕對收入假說不能解釋的。而弗裡德曼提出的永久性收入假說解決了這個難題。永久性收入假說的內涵是消費行為取決於人們的永久性收入，而不是偶然所得的短期收入，因此只有預期之外的影響未來永久收入的政策變化才能影響消費。而永久性收入是無法直接觀察的，需要通過消費行為推導出來。

2.9 1977年：貝蒂·俄林和詹姆斯·米德

貝蒂·俄林（Bertil Ohlin）與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對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資本流動作出了開創性研究，獲得了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2.9.1 貝蒂·俄林

貝蒂·俄林，瑞典著名經濟學家，現代國際貿易理論的創始人。俄林於1899年出生於瑞典，先後在隆德大學，斯德哥爾摩商學院，劍橋大學，哈佛大學學習和深造。1930年，應聘到斯德哥爾摩商學院任經濟學教授，1944年，任瑞典主要反對黨自由黨的主席，在聯合政府中任貿易部長，並連任自由黨主席達23年之久。

俄林的學術貢獻主要是其貿易理論，包含以下兩個方面：一是他提出生產要素稟賦假說。

即一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地位由其要素稟賦決定，勞動分工與貿易分工都受到天然稟賦的制約。二是他提出了價格均等定理。價格均等定理也是生產要素稟賦說引申的命題，說明在一定條件下國際貿易將最終導致各國生產要素的相對價格與絕對價格平均化。俄林也說明要素價格均等是一種趨勢，而非指完全的平等化，其主要原因是儘管貿易促進了資源配置合理化，但無法真正解決要素在地區間的非均等性。

2.9.2 詹姆斯·米德

米德被視為西方國際經濟宏觀理論和國際經濟政策領域的開拓者。1907年，米德生於英國的巴斯市，1930-1931年，他在劍橋三一學院學習。1931-1937年，他在牛津赫特福德學院擔任經濟學講師，負責教學經濟學理論，失業經濟學和國際經濟學是他最感興趣的領域。1947年，米德擔任倫敦經濟學院商學教授，主要講授國際貿易理論，期間他完成了《國際經濟政策理論》一書。1957年米德轉入劍橋大學任政治經濟學教授，1967年後他不再任教，成為劍橋基督學院的一名高級研究員，並於1974年退休。

米德最突出的學術貢獻在於國際經濟政策理論，他提出一國的政策目標應當包含兩個方面，即國內的經濟平衡和國際收支平衡。

國內經濟平衡主要包括對內實現充分就業、物價相對穩定、國民收入保持上升狀態，經濟總體景氣。反之，如果經濟衰退、失業率上升，國民收入下降，則是經濟失衡狀態。他提出了保持國內經濟平穩的金融政策，金融政策包括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並提出與如今的“逆週期調節”相類似的觀點，即當經濟衰退時，擴大政府開支、減稅、降低利率以拉動經濟，反之則採取措施防止經濟過熱。對外平衡主要指國際收支平衡，即對外收支總體既無赤字，又無盈餘，匯率保持穩定水平。米德認為要達到內外同時平衡，需要應用至少兩種政策手段，這符合丁伯根法則。在米德之前，多數經濟學家並未將國內經濟平衡與國際資本流通相結合，米德的模型更加全面的分析了宏觀經濟政策。

2.10 1978年：赫伯特·西蒙

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是美國管理學家和社會、經濟組織決策管理大師。他倡導的決策理論，是以社會系統理論為基礎，吸收古典管理理論、行為科學和計算機科學等的內容而發展起來的一門邊緣學科。他在決策理論研究方面的突出貢獻，使他獲得了1978年度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赫伯特·西蒙於1916年生於美國威斯康星州，曾就讀於芝加哥大學政治系並獲得政治學學士學位。1942年西蒙擔任了伊利諾斯理工學院政治系教師，並於1943年獲得芝加哥大學的政治學博士學位。1946-1950年間，他擔任了多個政府部門或協會的顧問。1949年西蒙應邀來到卡內基梅隆大學，先是任行政學與心理學教授（1949-1955），後來任計算機科學與心理學教授。

西蒙的貢獻主要包含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提出了管理的決策職能。在西蒙之前，決策被認為是計劃職能的一部分，但西蒙提出決策才是管理的首要職能。二是提出了“已知最優”的概念，西蒙提出在資源和能力有限的情況下，人們進行決策時不可能窮舉一切方案，而是要從已知方案中尋找滿足要求的。

三是提出了“有限理性”的觀點，即管理人和決策者不是完全理性，也不是非理性，而是介於這兩者之間的“有限理性”。因而決策的合理性理論必須考慮管理者作為人本身的認知限制、動機限制等因素，決策者選擇的並非是最優解，而是足夠好的解。

2.11 1979年：西奧多·舒爾茨和阿瑟·劉易斯爵士

西奧多·舒爾茨(Theodore Schultz)與阿瑟·劉易斯(Sir Arthur Lewis)由於對發展中經濟體問題的研究共同分享1979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

2.11.1 西奧多·舒爾茨

舒爾茨作為新古典主義的代表，致力於研究發展經濟學，其側重點在於研究農業在發展中國家所發揮的效用，並提出人力資本理論，強調人力資本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主張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

舒爾茨於1902年出生於美國南達科他州阿靈頓郡的一個普通德國移民家庭，父親是小農場主。舒爾茨沒有上過中學，22歲從家鄉的農業學校畢業後進入南達科他州立學院攻讀農業專業，25歲時取得了科學學士文憑，並於19

30年獲得威斯康星大學博士學位。在他的成長時期，他目睹了美國大蕭條期間農民生活的艱辛，家庭的環境以及成長的經歷使得他將研究始終傾注在農業領域的“窮人經濟學”,並最終成為一代大師。

舒爾茨的主要研究集中在農業經濟領域和人力資本領域。在農業經濟方面，舒爾茨與一般發展經濟學家的觀點不同，認為農業可作為經濟發展策略的重點，儘管傳統農業對經濟發展促進作用有限，但現代農業能成為經濟發展的動力。他將農業分為傳統農業、過渡農業和現代農業，並認為傳統農業是一種長期停滯的小農經濟，其利潤相對較低、生產相對落後。傳統農業要獲得發展，其出路在於引進新的生產要素並轉化為收益率較高的現代農業。這要求這些新的生產要素不僅包括物質上的要素，還包括引進和培養具有現代科學知識、能運用新的生產要素的人力資本。

舒爾茨的人力資本理論對後世具有較大啟發意義，在舒爾茨之前很少有學者系統性地將人力資本作為經濟變量考慮到發展經濟學中。舒爾茨在其《人力資本的投資:教育和研究的作用》（1971）中將人力資本定義為相對於物力資本而存在的一種資本形態，表現為人所擁有的知識、技能、經驗和健康等。並提出人力資本的形成主要在於後天的學習與培養，人力資本投資是生產支出而非簡單的消費支出，同時人力資本需從知識、技能、健康等方面進行投資。

2.11.2 阿瑟·劉易斯爵士

劉易斯1915年出生於英屬西印度群島（現為聖盧西亞）。1932年，劉易斯到英國倫敦經濟學院學習經濟學，並分別於1937年、1940年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經濟學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直至1948年。1948-1952年，他前往曼徹斯特大學擔任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劉易斯始終關注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問題，並試圖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出謀劃策，1951年劉易斯出任聯合國總部發展落後國家專家小組成員，1957-1959年任加納共和國總理經濟顧問，1959-1960年任聯合國特別基金的代理人。長期在發展中國家的實地考察使得劉易斯對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情況有了更加深刻的瞭解。1963年-1986年，劉易斯受邀前往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專注於從事經濟發展問題的學術研究，並始終為各國提供發展指導。

事實上，劉易斯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就開始了對發展中國家的研究，其主要經濟貢獻在於提出“二元經濟”理論模型，該模型將發展中國家分為傳統部門和現代部門，前者依靠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存在大量隱蔽性失業，後者代表現代工業中以僱傭工人擴大生產效率的生產方式。劉易斯突破了古典主義中對勞動力供給缺乏彈性的假設，指出在貧困國家在發展初期傳統部門的隱蔽性失業使得其幾乎存在“無限供給”的勞動力，只要現代部門中非熟練工人的實際工資水平略高於傳統部門的平均收入，傳統部門的勞動力就會源源不斷地湧向現代部門，使得資本利潤得以不斷擴張。因此早期發展中國家人口收入難以得到快速提高，而在傳統部門中的人口紅利逐步被現代部門吸收後，原有經濟發展模式下經濟增速會逐步放緩，進入新古典主義中一元經濟的發展新階段。

2.12 1980年：勞倫斯·克萊因

1980年勞倫斯·克萊因(Lawrence Klein)因其對宏觀計量經濟學開創性的研究與發展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克萊因作為新凱恩斯學派的重要代表，其主要成就在於以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結合數量方法，將凱恩斯理論轉化為數學公式，並根據現實經濟中實際數據建立宏觀計量模型。

1942年克萊因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並在其後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在保羅·薩繆爾森的指導下，兩年內便完成完成學位論文並獲得博士學位。1947年，年僅27歲的克萊因發表《凱恩斯革命》引起西方學界注意，而在1949年不到30歲發表的成名作《美國1912-1941年經濟波動》中提出的宏觀計量經濟模型在西方引發強烈反響並加速了凱恩斯主義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推行。隨後，克萊因前往歐洲遊學並於1958年返回美國成為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教授。

克萊因的主要貢獻在於對經濟政策評估、經濟數據波動測量與預測的計量模型，在結構、規模、預測和先進的估算方法論方面均做出開創性的研究。

克萊因先後發表了《美國1929一1952年計量經濟模型》（1955）、《聯合王國計量經濟模型》（1961）、《沃頓計量經濟與預測單位模型》（1967）、《布魯金斯SSRC模型》（1969）等多篇論文，從結構、方法以及實證的角度全方面對宏觀計量經濟學進行了研究與開發，並試圖對世界經濟動向做出計量預測。

2.13 1981年：詹姆斯·託賓

1981年，詹姆斯·託賓(James Tobin)因其對經濟學方法、風險理論等方面的傑出研究，尤其是在對家庭和企業行為以及宏觀經濟學理論和經濟政策的應用分析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託賓作為新凱恩斯主義的領軍人物之一，其著名理論為資產組合理論，主要研究家庭和企業如何決定資產構成的研究，他明確提出資產組合選擇理論的精髓是分散投資風險，同時還提出了託賓稅、託賓Q比率、蒙代爾-託賓效應等理論，闡述和發展了凱恩斯主義的系列理論及財政與貨幣政策的宏觀模型。

1935年託賓以優異成績進入哈佛大學，先後攻讀經濟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彼時哈佛正處於學術研究的黃金時代，熊彼特、漢森、錢伯森、列昂惕夫、薩繆爾森等一眾經濟學人共築了熱烈的學術討論氛圍，身處其中的託賓與他們的交流使其奠定了堅實的學術基礎。1950年後託賓便一直在耶魯大學從事教育和科研工作，培養出無數優秀學生，其中包括前任美聯儲

主席珍妮特·耶倫。

在資產投資決策方面，託賓主要提出資產投資組合理論。資產組合選擇理論首次在託賓《作為對待風險行為的流動性偏好》的著作中提出，是對凱恩斯投機性貨幣需求理論的進一步發展。根據凱恩斯的流動性偏好理論，出於投機動機的貨幣需求與利息率呈反向關係，但凱恩斯流動性偏好理論中對投資者資產進行了的單一持有的假設。託賓認為投資者可持有的金融資產是分散而多樣化的，他通過複雜的數學推導證明追求最高收益和風險規避的投資者必定持有多種資產，即“不要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託賓的資產選擇理論，能反映利息率和貨幣的投機需求呈反向關係，為流動性偏好理論和現金需求與利息率的相反關係提供了基礎。

在投資與產出方面，託賓主要提出託賓Q比率以及蒙代爾-託賓效應。其中，託賓Q比率被定義為企業市場價值與企業重置價值之比，公司的股票價格將對企業投資產生影響。因此，當貨幣供應量上升時，將帶動企業股價上行，一旦Q比例大於1，則企業有動力擴張投資，從而實現整體經濟產出的提高。蒙代爾-託賓效應則指出通貨膨脹率對實際產出的影響：當名義貨幣供應量上升時，預期通貨膨脹將導致名義利率提高，使得投資者選擇減少貨幣持有從而降低實際利率，刺激產出增加。

在外匯交易方面，託賓崇尚通過政府干預來彌補市場機制的缺陷，並提出託賓稅的概念，其實質是對現貨外匯交易徵收全球統一的交易稅，主要針對短期資金的往返流動進行徵稅，旨在減少純粹的投機性交易、穩定匯率，同時為全球性收入再分配提供來源。

2.14 1982年：喬治·斯蒂格勒

1982年，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因其對產業結構、市場功能以及公共領域管制的相關研究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作為芝加哥學派的微觀經濟學研究領域的代表人物之一，斯蒂格勒處於新古典主義陣營，他相信政府管制對公共經濟的利益是低效的，主張實行自由市場制度，反對壟斷和國家干預。

1911年斯蒂格勒出生於美國西雅圖附近的小鎮，並在西雅圖度過了人生的前20年。1931年從工商管理專業畢業的他遭遇美國大蕭條最嚴重時期，難以找尋工作的斯蒂格勒重返校園通過獎學金於西北大學取得碩士學位。在此期間，斯蒂格勒結識了一名極具啟發性的老師，萌發了經濟學的研究興趣。1933-1936年斯蒂格勒前往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並在此開始了與艾倫·沃利斯和米爾頓·弗裡德曼的終生友誼。與較為活躍的摯友弗裡德曼不同，斯蒂格勒拒絕了各方

政府部門的邀請，終生在學校醉心於學術研究。1938年畢業後，斯蒂格勒前往明尼蘇達大學任教並於1947-1957年任哥倫比亞大學經濟學教授。1958年斯蒂格勒返回母校芝加哥大學任教，直至1981年退休。

斯蒂格勒的學術貢獻主要分為三方面，一是提出了政府對市場管制的分析。在1971年出版的《經濟管制理論》中，斯蒂格勒指出政府試圖在為全部人民提供公共服務擬定法律法規，而實際運行過程中，小部分利益集團將大概率說服政府使用公共資源和權利來改善其利益，導致經濟法有益於特殊生產者或特定利益集團，而不是服務於公眾，從而導致市場的整體低效。因此，他認為“最好的政府是管制最少的政府”，自由市場制度更為有效。斯蒂格勒在公共管理領域的貢獻在於以經濟研究的方法來研究政治與法律問題，並激發了對管制立法效果以及其背後驅動力的研究，被稱為是“管制經濟學”的主要創始人。

二是為提出競爭與壟斷兩級模型，將微觀基礎引入產業經濟學研究領域。在斯蒂格勒出版的《寡頭市場需求曲線和剛性價格》、《寡頭理論》中，他揭示了寡頭市場需求曲線模型理論上的不完備性和預期失靈，指出寡頭市場下的價格剛性實際上是不存在的。同時，他應用卡特爾理論對市場集中度、產品差別化、成本差異以及折現率進行詳細分析，並對市場上存在的合謀進行進一步闡述，指出共謀行為的穩定性實際上依賴於察覺、懲罰背離協議的能力或公開限產行為的能力。

三是創造性的填補了信息經濟學的空白。在20世紀50年代以前，很少有學者系統性的關注微觀經濟主體獲得信息的成本與經濟效益問題。斯蒂格勒通過對信息成本對價格、工資和其他因素的研究發現，由於信息在獲取過程中在不同時期、地域的成本不同，因此同一產品在存在不同價格是不可避免的正常市場行為，並不需要人為的干涉與管制。

2.15 1983年：傑拉德·德布魯

1983年，傑拉德·德布魯(Gerard Debreu)因其把新的分析方法納入經濟理論以及把一般均衡理論予以嚴密的重組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作為新古典主義的經濟學家，德布魯致力於研究一般均衡理論，即如何通過價格使生產者的供應同購買者的需求取得平衡，並最終通過細緻的數學分析對均衡理論做出了細緻的描述。

德布魯1921年出生在法國加來並於1944年畢業於巴黎高等師範學院，1946年獲巴黎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1947-1948曾在法國駐聯邦德國的佔領軍內服兵役兩年。1949年，德布魯獲得洛克菲勒獎學金前往美國哈佛大學研究經濟學。1950-1955年任芝加哥大學考爾斯基金會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1955-1961年年德布魯先後前往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任經濟學副教授及高級研究員並於1962年到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經濟學和數學教授直至退休。

德布魯的主要著作為1959年出版的《價格理論:對經濟均衡的原理分析》，其中用數學模型證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德布魯的數學模型主要依存於三個假設:消費與生產集合都是凸集；經濟主體都擁有初始資源；市場制度安排是外生給定的。這種均衡的整體穩定性取決於消費與生產相互調整的動態過程，這些過程保證最終交易實際上都將按均衡價格進行。因此，在自由市場經濟中,市場價格由成千上萬的消費者和生產者根據商品和勞務相對價格做出獨立決定，最終達到一般均衡。

2.16 1984年：理查德·斯通

1984年理查德·斯通(Richard Stone)由於在國民賬戶體系的發展中做出了奠基性貢獻，將國民核算體系公式化而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師從凱恩斯，斯通繼承了凱恩斯主義對宏觀經濟調控與管理思想，並試圖開發、測量與國民經濟相關的經濟數據。

1913年夏，理查德·斯通出生於英國倫敦一個上層社會家庭。1931年斯通進入劍橋大學學習法律專業。隨著興趣的轉移，他逐漸將研究重點轉向經濟學，並師從英國鼎鼎大名的經濟學家凱恩斯。1940年斯通開始任職英國內閣，二戰期間，他一度擔任英國中央統計局的高級統計師，還曾擔任凱恩斯的助理，在恩師的指導下，斯通開始了對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初步探究。戰爭結束後，斯通放棄政府高薪職位，受導師邀請前往劍橋大學擔任應用經濟學系第一位系主任。1945-1980年斯通在劍橋度過了近半個世紀時光，在此期間斯通確定了自己的研究重點，並受世界銀行以及各國邀請協助核算國民經濟指標。

斯通的主要學術貢獻在於對建立標準統一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他開創性的將會計中的複式記賬法引入對經濟的核算，論證了凱恩斯主義中對消費、投資和政府支出這三大決定國民收入主要因素計算方法，並對其進行了深入的測算與完善。

2.17 1985年：弗蘭克·莫迪利安尼

1985年弗蘭克·莫迪利安尼(Franco Modigliani)因其在微觀經濟領域中提出的儲蓄生命週期假設理論以及對公司資本結構的研究而獲得經濟學獎。莫迪利安尼發展了凱恩斯主義消費理論與投資理論，主張國家干預經濟，是一名新凱恩斯主義者，其關於利率對國民收入影響的論述對IS-LM模型發展產生重大影響。

莫迪利安尼於1918年出生於羅馬並於1939年畢業於羅馬大學法學系。同年，為逃避法西斯統治，莫迪利安尼攜妻移居美國加入美國國籍，並在紐約市新社會研究學院改修經濟，1943年任該院講師,1944年獲社會科學博士學位。1946-1962年，莫迪利安尼先後於伊利諾伊大學、卡耐基理工大學、西北大學。1962年前往麻省理工大學任教直至退休。七十年代中期，還先後被選為美國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和金融學等協會會長。

莫迪利安尼對經濟學理論做出了兩個重要貢獻，一是儲蓄生命週期理論，儲蓄生命週期理論本質為消費假說模型，主要論述家庭金融決策的目標是通過合理有效的金融資產配置行為實現家庭在整個生命週期中的效用現值的最大化。此外，理性人將依據其現行收入、預期未來收入和繼承收入按照邊際效用遞減規律，選擇一個與過去平均消費水平接近的穩定的消費率並按比例均勻地消費總收入。當現行收入超過或低於按穩定消費率時，個人將進行儲蓄或負儲蓄。

二是莫迪利安尼-米勒定理，即MM定理。該定理對公司資本結構框架進行了詳細的研究，揭示了在資本市場完備、無交易成本、投資理性、負債無風險以及預期收益率概率分佈相同的基本假設條件下，公司價值的決定因素。MM定理主要分為兩類：一是在不考慮稅收的條件下，企業負債與否不影響企業價值，負債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等於處於同一風險等級的無負債企業的權益資本成本再加上與其財務風險相聯繫的溢價；二是在存在公司所得稅的條件下，無負債公司的價值等於公司稅後企業的現金流量除以公司權益資本成本,負債經營公司的價值等於同類風險的無負債公司的價值

加上減稅收益（稅率乘以債務的價值），即公司所得稅後將影響企業價值，負債經營公司價值將高於為負債公司，且負債公司價值在負債達到100%時最大化。

2.18 1986年：小詹姆斯·布坎南

1986年小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 Jr.)因其對“經濟和政治決策理論的契約與法制基礎的開拓”而獲得諾貝爾獎。師從著名的經濟學家、芝加哥經濟學派創始人富蘭克·奈特，布坎南深受芝加哥經濟學派影響。身處新古典主義陣營，布坎南堅持政府失靈觀點，認為在市場經濟下政府的干預是導致失靈的根本原因，並提出公共選擇理論，將政治決策引入經濟理論當中。

布坎南1919年出生於美國田納西州。他最早就讀於田納西州師範學院，之後又考入田納西大學學習研究生課程。二戰結束後，布坎南進入芝加哥大學攻讀哲學博士學位，並在此期間結緣啟蒙導師弗蘭克·奈特和K·威克塞爾，從一名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社會主義者”轉變成信仰市場力量的古典主義成員。1949-1986年，布坎南開啟其學術生涯，分別于田納西大學、弗吉尼亞大學、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喬治·梅森大學擔任經濟學教授，並在此期間通過對意大利財政學派的研究，更加堅定了關於

政府不是一種理想的制度的觀念。

布坎南的突出學術成就為公共選擇理論。1962年布坎南與圖洛克發表了《同意的計算》為現代公共選擇理論奠定了強有力的基礎，同時在1975年《自由的限制:在無政府主義狀態和集權主義之間》、1977年《政府增長的動力》、《關於尋租社會的理論》中對該理論進行了進一步的闡述和說明。公共選擇理論主要有三大假定：方法論的個人主義、經濟人理性原則與利己主義本性以及政治的交換過程性質，三類假定的核心在於指出民主政治活動同樣具有交換的性質。公共政策決策與市場經濟決策相同，是一個在解決利益衝突時進行交換達成協議的過程。因此，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在於將經濟市場中的個人選擇行為與政治市場中的公共選擇行為納入同一個分析模式，試圖證明在公共決策領域，決策人內在的經濟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動力將對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追求產生扭曲，從而導致政府政策的低效。公共選擇理論強調，不應把增加社會福利與平等的權利隨意交給某一特權機構，理性的做法是約束

政府的權利，並由公民真正地而非形式上地掌握該約束機制的最終決策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