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策奇：从民俗学的致力者到革命者
◎子民百姓
刘策奇（1895—1927年），又名刘小珍，笔名刘啸真，壮族，广西象州县象州镇南街（时为象县南街）人。小学教师，民俗学的致力者，青年运动、农民运动的先导者，象州最早的共产党员，革命烈士。
刘策奇相（资料图）
学识渊博人师表
1895年，刘策奇出生在象县南街一个书香门第之家，父亲刘专甫是前清拔贡，曾在县辖任教。胞兄刘策群毕业于广西政法专业学校，民国初年曾在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供职，晚年参与编纂《象州志》（民国三十七年版）一部，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佑任先生曾亲笔为其居所题写“瑞梅书屋”匾额。
家学渊源的刘策奇得到良好的教育，自幼聪颖好学，才思敏捷，成绩优异。1911年在县城高等小学毕业时即优异成绩获留校任教，当时，年仅16岁的刘策奇为年纪与自己相差无几的学生传道授业解惑，成为当地有名的“小先生”。1914—1917年考取柳州中学堂（今柳州高中）继续读书。毕业后，曾到广州跟胞兄刘策群生活一段时间，想在那里谋职找工作做。但不久，北京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广州亦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爱国主义浪潮，对刘策奇影响深刻。当时，广州局势混乱，哥哥怕弟弟出乱子，就让他离开广州回家。
“五四”运动过后，新文化运动空前高涨，文化界创造了汉语拼音字母，推广北京语音，提倡讲国语话，写白话文，这与自幼酷爱文学，热衷国语改革的刘策奇十分吻合。刚好当时广西南宁创办有个国语讲习所，离开广州后，刘策奇便到南宁国语讲习所学习深造。毕业后，1923年至1925年，刘策奇回象县在县立第一小学（原县城高等小学）继续当教员，并开始从事民俗学的研究工作。
年轻的刘策奇读书—教学——读书——求职——读书——教学，历经在象州到柳州、南宁等地求学，到广州谋职，先后两次在象州任教的经历，见多识广，学识渊博，思想开明，成长为一名有文化有理想的新青年。
刘策奇在县立第一小学教高级班的英语、体育和音乐舞蹈等课程。他教英语耐心细致，能从学生的方音特点，启发引导学生正确发音。他教唱歌，一反过去老教员常教的老调，如《贵妃醉酒》《到春来》等成年人唱的洋琴古调，而教《少年先锋歌》《打倒列强》《工农联合起来》等少年儿童歌曲和革命歌曲。他还教学生表演歌舞，表演歌舞歌词中有“江南草长蝴蝶飞，飞去又飞回，飞到花园去游戏，多么有趣味。”“春山如黛，春水如苔，白云快飞开，让那红球现出来，变成一个光明的美丽的世界……”等寓教于乐的内容。他教体育时，除教体操外，还教学生打乒乓球、篮球和羽毛球，并与学生一块练球。做操打球累了困了，就跟学生一块在校园草坪上休息或做游戏，跟学生交朋友，有说有笑，学生都喜欢接近他听他的话，称赞他是个好老师。
民俗学的致力者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象州，当时称为象县，是壮、汉、瑶、苗、么佬等多民族杂居之地，素有“广西如今成歌海，象州是个小龙潭”和“山歌之乡”之称，人们多能开口成歌。这里流传着很多民歌、民谣和故事传说，语言和习俗也颇具特色。早在1923年，刘策奇在象县县立第一小学当教员时，就有志于当地民间歌谣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
与象州毗邻的金秀大瑶山，崇山峻岭，山高路险，交通阻塞，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神秘之地，更是一个未经开发的充满神奇色彩的秘窟。这对于求知欲旺盛，对歌谣有浓厚兴趣，又深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新青年刘策奇来说，无疑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为解开大瑶山之谜，刘策奇“发下了一个研究瑶人风俗及历史的鸿愿，欲探一探这几千年来未经开采的秘窟。”教学之余，他专心致志地对当地民族的歌谣、风俗、语言进行搜集、整理和研究工作。他还极为关注当时国内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动态，积极响应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的征稿，利用业余时间广泛接触群众，深入壮村瑶寨实地调查采访，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歌谣、方言和风俗习惯，撰写大量的文章寄给北京大学的校刊。从1923年9月到1925年4月，他在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国学门周刊》发表了《壮人情歌六十首》《广西方言概述》《壮话之我见》《奶母经》《瑶人的婚姻》《瑶俗零简》《迷信的术语》《刘三姐的故事》《我采录歌谣的说明》等论述文章10多篇，《妹哑妹》《麻雀》《晚姑姑》《茉莉花》《姑嫂问答》《嫁女歌》《月亮光光》《大姑娘》等民谣150多首。其中，《壮话之我见》属广西乃至中国研究壮族语言最早的论著。《壮人情歌六十首》系统性地收集了象州壮族地区流行的部分情歌，属广西最早将民间情歌汇编成集，并使之登上文学大雅之堂的开山之作。
《歌谣周刊》封面（资料图）
随着研究层次的不断深入，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研究成果的不断丰富，刘策奇引起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风俗调查会的关注并还吸收他为通讯会员，成为民俗学界中颇有名气的人物。受到当时民俗研究方面的名人周作人、顾颉刚、钟敬文等专家教授的赞赏，1924年1月，时任调查会主席的周作人教授在给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会员们介绍新入会的通信会员刘策奇先生，称他是“专门给我们搜罗苗（当是壮、瑶）族情歌的。”不久，民俗学民间文学大师钟敬文称刘策奇是“中国民俗学开倡时代的致力者”“民俗学道途上共力合作的侣伴”，他的作品，成为研究民俗学的宝贵资料。
刘策奇还在鲁迅先生主编的刊物《莽原》上发表文章，从中获得鲁迅先生的热情帮助。在杂文《一本通书看到老》中，他批评了当时一些守旧人物的陈旧言论，这一观点得到鲁迅先生的赞赏。鲁迅先生还和他通信，共同探讨有关《杰筑遗音》的出处问题，并对刘策奇的研究工作予以肯定和支持。
《莽原》杂志与鲁迅先生（资料图）
鲁迅先生给刘策奇的信（资料图）
刘策奇搜集整理的歌谣，朴实清新，洋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他在广西方言及壮语的研究方面，也是一个开拓者，发表有《壮话之我见》《广西方言概论》等文。他还尝试用国际音标和汉语拼音字母来记录“壮欢”（壮族山歌）。
刘策奇通过搜集、整理和研究民俗得出结论，广西大瑶山周边以象州地区为核心的山歌文化“颇与古初民俗相吻合”，结合对其他地区同类文化的研究成果，“由此可以推见太古文艺的第一首必是情歌。因为当地地广人稀，男女遇合的机会极少，出于保护种类的本能，不得不用一种声音来邀约，如春鸟秋虫的鸣歌以诱其雌一样，开始大约只是引吭高歌，有声调而无意义，后来智识渐开，渐加入意义以表情思，就成了情歌，而文学的始祖于是乎出世。”
刘策奇从采录歌谣起步，发展到采录传说故事与民俗，再发展到研究语言、民间文学、民俗。他采录了象州的西南官话民歌，也采录了壮族民歌和汉语民歌，他是明确区分壮族所唱两种语言（壮语和桂柳话）的民族的先行者。
寻找“救死的法儿”
刘策奇在教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实践中，博览群书，广泛地接触了社会，开阔了视野。他举目所及，到处是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和军阀的连年混战，人民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爱国心和正义感，驱使他再不能平静地教书育人和为学术而学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把它与祖国民族的危难紧密地结合起来，开始走上利用歌谣宣传革命的道路，寻找中华民族“救死的法儿”。正如他在自己写的《瑶俗零简》一文中说：“自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了风俗调查会，我便发下一个研究瑶人风俗及历史的宏愿，欲探一探这几千年来未经开采的秘窟。可怜广西近几年来，陷在战祸中，每天所思索者，惟有救死的法儿，哪有闲心做学问；而且强盗满途，瑶山也成了匪巢，更无从前往调查。只好在有机会的时候到一二位居住接近瑶山或曾到瑶山做买卖的朋友，交谈之下，得到一些瑶俗表面的状况；至于那些重要材料，如瑶人之故事传说、历史沿革等，非俟时局平静后，亲自跑到里面居住三五年实地考察不为功。”
为激发民众的爱国热忱，唤醒民众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1925年5月初，在象县组织“五•九”国耻纪念活动时（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接授日本提出的丧权辱国《二十一条》要求，并且把5月9日定为中国国耻日，史称“五•九”国耻），刘策奇挥毫写下童谣《填恨海》：
娃仔，娃仔，
望你将来填恨海！
我国恨海多，说起泪滂沱。
满奴政不堪，国势因之弱。
受欺于外人，日本最可恶！
先占琉球地，后把台湾割；
高丽原属我，被列强侵夺；
满洲看作口中肉，蒙古任意来挑拨。
几乎吞尽我边藩，慢慢才把中原夺。
任意呈其虎狼心，日与国贼订密约。
国贼只顾金钱多，哪管生灵受灾磨。
二十一条亡国约，欣然同意莫嫌多。
军事协定致死命，使我不能签和约。
三省又想一口吞，学生也没奈他何！
明明藐视你中国，看你中国能怎么！
嗨！凄惨多！
国未曾亡尚如是，
亡国之后又如何？
小哥，小哥，
听了莫发三丈火，
专心立志来练磨。
手提木枪骑竹马，
共御疆邻保我国，
誓雪国耻填恨海，
崭然露我小头角。
同年5月30日上午，上海学生两千余人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发表演说，抗议日本纱厂资本家镇压工人大罢工、打死工人顾正红，声援工人大罢工，并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国巡捕逮捕一百余人。下午，万余群众聚集在英租界南京路老闸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竟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三人，重伤数十人，逮捕一百五十余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发生后，刘策奇又写了一首《工人谣》：
鬼子鬼，想把中国毁。
借通商、吸血膏，同胞吃尽他的亏！
低头就命几十年，可怜最惨这一回。
上海青岛设工厂，牛马工人以自肥。
克扣工薪、打骂工人，任意调戏工厂妹，
稍加反抗即残杀，杀、杀、杀！
直待华人当畜类！
哀我大国民，欲哭已无泪。
这气能够忍，可以当乌龟！
唉！上海流血尚未干，
可怜汉口、广州人民又作枪下鬼！
战舰百十只，万千陆战队，
打得血肉满天飞！
凄啼呼号，震裂五内！
惨无人道，亘古所未。
可恨英日人，如虎如狼正一对。
喂！喂！喂！
哭喊我同胞，快醒莫再睡！
我非癫狂爱吓人，洋枪已指你的背；
治本治标这两条：死里求生谋自卫；
不买洋人货，不吃海外味。
莫给金钱往外流，暗用经济来抵制。
战！战！战！
宁死不做人奴隶，
强暴终难敌公理！帝国主义何足畏！
在这两首悲壮的歌谣中，刘策奇揭露了帝国主义侵吞我大片国土，屠杀我无数同胞，强行签订不平等条约，欲灭亡我中国的“虎狼心”。控诉了外国列强借通商之名，行掠夺之实，在我国兴建工厂，奴役华人的罪行。指责帝国主义者的残暴行为“惨无人道，亘古所未有”。痛斥军阀政府奴颜婢膝，卖国求荣。号召全体同胞，赶快觉醒，起来战斗，“宁死莫做人奴隶”“誓雪国耻填恨海”，并指出：“强暴终难敌公理，帝国主义何足畏!”显示了刘策奇决心为拯救民族而战斗到底的英勇气概。这两首歌谣很快在象县各地传唱，帮助人们了解“五卅”惨案、省港大罢工的经过和真相，激发了各界民众的义愤，人们纷纷集会，游行示威，声援当时上海工人和学生，支持省港罢工。当时，这两歌谣像阵阵山风，助燃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熊熊烈火。
至此，刘策奇已经完全中断了他的民俗学研究工作，走上了为广大民众寻找一条有效的“救死的法儿”的路子。
为真理高歌长啸
1925年12月，刘策奇到梧州国民党广西省立宣传员养成所学习。学习期间，刘策奇受中共党员教师谭寿林、毛简青的教育和影响，阅读大量进步书刊，思想觉悟不断提高，立志投身革命。不仅担任了所内办的刊物《火线》月刊的编辑书记，还经常为《梧州民国日报》撰稿，在该报副刊《冲锋》上发表文章，宣传革命。他发表文章时常用“刘啸真”为笔名，用意是为传播真理而高歌长啸。当时，他发表的文章中有评论《广西青年的切要问题》《怎样想出个发财的办法》和新诗《干、干、干！》在青年中影响较大。在《广西青年的切要问题》一文中，刘策奇通过对当时社会状况及青年境况的分析，指出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地方土豪劣绅的盘剥下，青年的升学和为地方服务的问题是不能解决的。只有联合在国民革命的旗帜下，革帝国主义的命，铲除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掌握地方政权，才是解决青年的切要问题的根本方法。他建议青年学习革命理论，“研究一些救国救民的学识”“热心为国民而做事”。刘策奇还极力为北伐战争呼吁，他在《干、干、干！》一诗中振臂呼吁：“敌人已向我进攻，还不快上火线去！”号召人们“鼓起勇气，喷出鲜血，泛为洪水，洗荡此污浊世界”。他为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唤醒青年民众作出了艰辛努力。
1926年6月，学习结业回象县继续担任县立第一小学教师。同年，他发动进步知识青年郑晴山、覃智增、苏全斌等30多人，成立象州革命青年社，亲自任主任。革命青年社经常在群众赶圩的日子，通过宣传演讲、组织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演活报剧等方式进行革命宣传。还开设“民众讲堂”“民众夜校”等场所，组织群众学习，号召大家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军阀政府及其主子帝国主义。
一次，刘策奇在“民众讲堂”讲课时，看见学员穿得很破烂，个个打赤脚，他灵感一来，含着泪水唱起山歌：“日头出来红冬冬，这个世道太不公；财主豪绅穿绸缎，劳苦大众打赤脚。”“柳江水，慢慢流，爹去南洋不回头。阿妈吐血睡柴房，大姐挨卖当小婆，二姐帮人去看牛，小弟讨饭在街头。团总马鞭呼呼响，财主算盘像蚂蟥……”他唱罢就问学员：“这个世道公平吗？为什么富人富得流油，穷人穷得锅头发锈灶生草？”他用这种民众喜闻乐见的唱山歌方法，以苦引苦，启发了学员们的阶级觉悟。教育穷人要想翻身做主人，就得跟国民党反动政府作斗争。
革命青年社还反对尊孔读经，宣扬破除迷信、解放妇女等新思想，并捣毁神庙，严禁拜神问鬼，禁止虐待奴婢，动员妇女剪发、上夜校学文化……这给当时象县的社会生活注入了新鲜空气。
此时，刘策奇的革命才干和进步表现，引起党组织的关注。共产党员张胆由南宁到马平县（今柳州市）工作时专程到象县，刘策奇和青年社接待了张胆。不久，刘策奇随张胆前往柳州工作，被安排在马平县党务整理处组织部工作，兼任党员特别训练班政治教官，并在省立第四中学兼课。当时，中共柳州工作支部已经建立，支部成员陈岳秀、罗琴谱都在四中任教。刘策奇与他们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同张胆等共产党员的接触中，更多地接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初步树立了共产主义的信念。
工作教学之余，刘策奇还为《柳州日报》撰稿，宣传进步思想，评论时政，并通过书信与象县革命青年社保持联系，指导他们进行斗争活动。由于才华突出，思想进步，在群众斗争中威信高，1927年1月，由陈岳秀、张胆介绍，刘策奇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象州最早的共产党员。入党后，刘策奇在支部领导下秘密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并以公开合法的教师身份带学员深入郊区农村宣传，组织发动农民运动，向群众发表演讲，宣传革命形势和进步思想，鼓励青年立志革命。在他的积极影响下，许多青年学员逐步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
黄泉路上雄赳赳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中国大革命受到严重的摧残，标志着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是大革命从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失败，中国革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桂系军阀追随蒋介石在广西各地也进行大规模的“清党”运动，对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进行大逮捕大屠杀，使广西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刘策奇参加革命后早就已经把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在反共的白色恐怖中，他处变不惊，坚持在革命斗争的岗位上，经常与战友们一道上街发表演讲，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国民党当局对之恨之入骨，将他和张胆、熊秀民称为“柳州三妖”。当年9月，刘策奇受命从柳州带领一批党训班学员到南宁参加省党部组织的农民运动工作队。由于叛徒出卖，他与张胆先后在南宁被捕，关押在第七军的陆军监狱里。一批柳州学员闻讯后集体到监狱探望他，其中一些女学员看到平时生龙活虎的老师变得遍体鳞伤，戴着冰冷的手拷，拖着沉重的脚镣在狱警监视下与他们会面，顿时悲伤难已。刘策奇却用幽默含蓄的话语来劝慰他们，还对女学员念了一首山歌：“妹呀妹，你莫哭，炒点黄豆送米粥，哥今戴上马笼头（意为镣铐），黄泉路上雄纠纠。”
不久，经中共和友人多方营救，刘策奇获保释出狱。同年11月，刘策奇再次被捕，在狱中，他始终坚持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无私无畏、大义凛然的高贵品质。12月17日，刘策奇被杀害于南宁第二监狱刑场，时年仅32岁。临刑时，刘策奇毫不畏惧，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等革命口号，英勇就义，体现了一位共党员视死如归的革命气节。
刘策奇短暂的一生，却走过光辉的历程，从民俗学的致力者成长为勇敢的共产主义战士，永远为人民怀念与崇敬。1980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批准追认刘策奇为革命烈士。
有识之士续宏愿
刘策奇遇害的消息很快在民俗学界传了开来。顾颉刚教授在日记中写道：“刘君于民间文艺甚有贡献，予甚惜之。”1928年4月，著名民俗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钟敬文先生在《民俗》第六期发表了《纪念早死的民俗学致力者——白启明先生与刘策奇先生》一文，对刘策奇的遇害深表痛惜和怀念，说：“他们（白启明与刘策奇）这样绝早地死去，在中国民俗学的工程上，是一种可惜的损失……如果天假二先生以永年，而他们又肯始终为民俗学工作而努力，那么，他能够呈供出来的，不知要有若干更好的成绩呢！惜哉！”
可以令先辈先贤先烈欣慰的是，自刘策奇之后，各方有识之士对金秀大瑶山瑶族民俗的考察研究从未断绝。
1928年5月，中山大学再行组织广西金秀瑶山采集队到瑶山考察，时兼任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及《语言历史学丛书》总编辑、负责历史学和民俗学两类丛书编纂的顾颉刚教授特地委托采集队进行“瑶人之民俗学上的调查研究”。想必顾教授此举是与刘策奇原先的研究成果与影响不无关系。采集队取道平南，直入罗香，辐射全瑶，历经两月，多方搜采，撰写提交了采集报告和建设意见书。
1935、1978、1981、1982、1988年，更有著名社会活动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费孝通教授倾其一生心血关注金秀大瑶山，有了五上金秀大瑶山进行社会学研究的绝响之作，提出了“世界瑶族研究中心在中国，中国瑶族研究中心在金秀”的著名论断，极大地推动了大瑶山调查研究和开发工作……
刘策奇牺牲后，象州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继承先烈的遗志，继续将革命进行到底，于1949年11月底迎来了象州的解放……
1993年，象州籍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原主席韦纯束给象州县政协编辑出版的《刘策奇烈士纪念专辑》一书作序时写道：“我在家乡从小就听到流传于民间的刘策奇等烈士的革命故事，深为敬仰。1937年就读于象州中学时，有幸与刘策奇的儿子刘钫同班同学。那时，我们学校的地下党员及进步教师经常向我们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给我们阅读进步书刊，使我更深地了解刘策奇等烈士的革命事迹。在抗日浪潮的推动下，我们数十名同学于1938年冬毅然离开学校参加抗日学生军，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我和许多同志走上革命道路，是受了刘策奇等烈士的直接影响。”
《刘策奇烈士纪念专辑》封面（资料图）
韦纯束作《序》（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