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瑛，令兩個男人深情懷念的民國奇女子
唐寶民
提起王世瑛，人們總是給她貼上“張君勱的妻子”這一標籤兒，是的，作為民國時期風雲人物的張君勱，他頭上的光環太過耀眼，以至於使王世瑛變得默默無聞了。其實，王世瑛也是那個時代的一顆新星---她是中國第一代女大學生，是新文化運動中湧現出來的新文學第一代女作家。民國研究家劉宜慶先生在新著《百年風雅》中，為我們披露了王世瑛的愛情和婚姻，掀開了此前蒙在他頭上的神秘面紗，使我們能夠近距離地瞭解到這位奇女子身上的種種傳奇。
王世瑛是福建人，1899年出生於閩縣城內的一個名門望族，在就讀福州女子師範學校時，與後來成為女作家的冰心相識，並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冰心曾這樣描述當時的王世瑛：“她在一班中年紀最小，梳辮子，穿裙子，平底鞋上還繫著鞋帶，十分的憨嬉活潑。”
據劉宜慶先生在書中披露，在嫁給張君勱之前，另一個人曾經苦苦追求過王世瑛，這個人就是後來成為著名作家的鄭振鐸。王世瑛與鄭振鐸都是福建人，他們是在五四運動中相識的，“五四運動的浪潮把他們聚合在一起，在文學上的才華讓他們惺惺相惜，共同的福建籍的身份，讓他們的情感交流更是水到渠成。”據王世瑛的同學程俊英回憶：由於王世瑛和鄭振鐸交往越來越密切，引起了同學們的注意，有一天，王世瑛和鄭振鐸在屋裡說話，幾個同學便在外面偷聽。但他們沒有聽清屋裡的人說的是什麼。王世瑛回到教室後，大家問她鄭振鐸對她說了什麼？王世瑛回答說：“她向我……求愛，要求我……表示態度。”“那你是怎麼回答的？”大家追著問。王世瑛說：“他對我的誠懇、真摯，確實令人感動；但此事必須和我的雙親商量，才能決定。我當時只將這個意思告訴他。”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王世瑛與鄭振鐸的戀愛，並沒有獲得王世瑛父母的支持，劉宜慶先生記述道：“王世瑛的母親，瞭解到鄭振鐸的寡母在溫州做針線活度日，家境貧寒，竭力反對兩個新青年的戀情……王世瑛非常痛苦，鄭振鐸更是經歷了一場情感的煎熬，常常借酒澆愁。王世瑛沒有勇氣掙脫封建大家庭的束縛，衝破社會的阻力，與心上的戀人鄭振鐸結合。後來，兩人各自開始了新的感情。”
人和人之間的相識、相知、乃至相愛，是需要緣分的。張君勱與王世瑛的相識，源於印度詩哲泰戈爾的來華訪問，1923年，在北京文化界籌備印度詩人泰戈爾訪華的招待會上，經人介紹，張君勱與王世瑛相識，張君勱對王世瑛一見鍾情，於是，便在隨後的日子裡展開了情書攻勢。面對張君勱一封又一封滾燙的情書，王世瑛心中是高興的，但又下不了最後的決心。她便寫信給冰心，讓冰心幫自己拿主意。冰心後來回憶道：“我和君勱先生素不相識，而他的哲學和政治的文章，是早已讀過，世瑛既然問到我，這就表示她和她家庭方面，是沒有問題的了，我即刻在床上回了一封信，竭力促成這件事。”於是，王世瑛便接受了張君勱的求婚。
戀愛關係確定以後，兩個人不能長期在一起，情書便把他們緊緊地連在了一起。1925年，張君勱與原配夫人沈氏離婚，隨後正式迎娶了王世瑛，那一年，張君勱39歲，王世瑛26歲。
為了全力支持丈夫的事業，結婚以後，王世瑛開始過起了相夫教子的生活，除了主持家務以外，還成了張君勱學術研究上的得力助手。而她自己則放棄了寫作，為了丈夫，她願意做出巨大的犧牲。張君勱在後來出版的譯著政治典範的譯者側記中這樣寫道：“譯書之苦，在譯者拘於原文字句，不欲稍有出入，而讀者轉覺得其意義晦澀，文字生澀。本書每章譯成，請內子釋因（王世瑛的筆名）先讀，認為文藝不顯豁者即加筆削，賴氏（指政治典範原作者萊斯幾）於序中聲明得其夫人之助，我亦之然。”為了感謝王世瑛，他在政治典範譯本的扉頁上特意註明“謹以此書獻於釋因女士”。
劉宜慶先生認為：“張君勱王世瑛夫婦不僅在學術和寫作方面，互有裨益，在生活上也是相濡以沫，患難與共。”因為辦雜誌抨擊國民黨一黨專政，張君勱成了某些人和某些組織的眼中釘和肉中刺，1929年的端午節前一天，回家途中的張君勱，忽然被幾名彪形大漢綁架到一輛汽車上，汽車開到了一個隱秘的地方。綁架的事情，是很危險的，稍微處理不慎，綁匪就有可能撕票。這種時候，看出王世瑛的果敢與冷靜來了，劉宜慶先生寫道：“張君勱被綁架後，綁匪天天給張君勱家中打電話，要張家拿出鉅款贖人，不然先割下張君勱的耳朵。當大家無比驚恐之時，王世瑛‘態度大方，頭腦冷靜，較君勱尤有黨魁的堅強明朗’，他判斷張君勱是全國有影響力的學者，綁匪綁架他肯定不是圖財，而是有政治目的……果然如王世瑛所料，張君勱經常被審問‘為何批評國民黨’。綁匪見恐嚇無效，不為所動，於是，連番電話威脅，如不交錢贖人，就把張君勱的頭砍下，仍在大西路旁。王世瑛雖然時時刻刻擔心丈夫的安危，但對綁匪的威脅沒有妥協。”十多天以後，張君勱終於獲釋。在與綁匪周旋的整個過程中，王世瑛表現出來的果敢、沉著、冷靜令人敬佩不已。
張君勱事業上的成功，與王世瑛對他的支持是分不開的。張君勱因此十分感激自己的妻子。令人遺憾的是，上天給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只有20年，1945年，王世瑛因難產在重慶去世。
王世瑛過世的時候，張君勱正在美國舊金山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噩耗傳來時，他傷心欲絕，寫了一副輓聯以示哀悼：“廿年來艱難與共，辛苦備嘗，何圖一別永訣；六旬矣報國有心，救世無術，忍負海誓山盟。”1946年底，張君勱還寫了一篇感情真摯的《亡室王夫人告窆述略》：“……聞夫人與世長辭，傷心慘絕之感想也……嗚呼！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何其古人之言，若欲為我留此寫照耶？”懷著對亡妻綿綿不絕的思念，張君勱一直沒有再娶，孤零零第度過了餘生。
王世瑛的英年早逝，給另一個男人也帶來了痛苦，這個人就是早年愛戀王世瑛的鄭振鐸。王世瑛去世的時候，鄭振鐸居住在孤島上海，因不通消息，直到6月8日，他才得知噩耗，在當天的日記裡，他寫下了這樣的文字：“聞世瑛君逝世訊，愕甚！前塵往事，不堪思量。”劉宜慶先生披露：“王世瑛去世後，經常有一位文質彬彬的中年男性，手捧一束鮮花，來到王世瑛的墓地，安放在他的墓碑前。這位男子就是王世瑛的初戀情人……鄭振鐸……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全家搬到北京。鄭振鐸每次到上海辦事，總要抽空去王世瑛墓前獻花。最後一次去上海是1956年底，他又去王世瑛墓前獻花。‘而這以後，人們再也沒有見到過這個或穿長袍或著西裝，手拿一束鮮花，默默地在公墓的小徑走著的中年男子的身影了……’”（注：1958年10月17日，鄭振鐸在乘飛機出訪期間因飛機失事而遇難。）
劉宜慶先生感嘆道：“一星遽然飄逝，但有兩位大師級的人物為之黯然神傷，逝者活在生者的記憶中。王世瑛若泉下有知，會了無遺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