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看过一个长篇报道，某青年小时候没有进正规学校接受教育，而是被家长送入传授国学的地方学习。十几年下来背诵了一些古代典籍，但一直未能理解、领悟。后来，这名青年感到枯燥乏味，逃离到大学，听了一些人文学科教授的课，感到如鱼得水，这才对以前背诵的儒家典籍真正理解，并且有了一些感悟。
近日读完《曾彦修访谈录》，1919年出生的曾彦修先生自称，“五岁读私塾。三字经、孔子、孟子、诗经 都要背诵，都不讲，读了六七年，没什么作用”。这种死记背背的教学，只是让曾彦修多认识了一些字，毫无学习的乐趣，他和同学们选择了逃学，而私塾先生也不管。
曾彦修
私塾先生只让学生死记硬背而不讲解，这种“教学”方式并不少见。2011年我到长沙拜访钟叔河先生，钟先生曾经对我说，“（我）最早是十三四岁时用文言文写一部笔记,叫《蛛窗述闻》。文字倒还是通顺的,现在看也不需要怎么改。那时我用文言文写作,因为我看到的都是文言文。现在不是提倡读经吗?没有用的。当时我们一个班三四十个学生,大家都读经,但读得通的并不超过三五个人,做文言文,能做成篇,能通的也就这几个人,这是我的估计。能读,能背,不等于他能接受,不能接受的东西,你去灌输给他,那是没有用的。……我的叔叔当时都是五十来岁,他们的都能背四书,但是,他们读通了没有呢?我的父亲是教数学的,他的文章也写不好,并不一定读了就有用。读书人能够背诵,那有什么用呢。你说他读了经书,就对他的修养有用,那是胡说,我不相信这一点。”
钟叔河
只教学生背诵经典，却不做任何讲解，这扼杀了学生的学习热情，有误人子弟之嫌。胡适讲过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胡适读私塾的时候，有一个同学的母亲请塾师用孩子的名义代写家信给在异乡的丈夫。塾师把信写好了就交给那个学生，让他放学后带回去。等塾师出去的时候，那个学生就把信抽出来偷看。忽然，他走过来问胡适说：“糜（指胡适），这信上第一句‘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那个学生只比胡适小一岁，已经念过《四书》了，却居然不懂“父亲大人膝下”（对父亲的敬辞）是什么意思！
而胡适的幸运在于，他遇上了一个好母亲。别人每年出两块钱给私塾先生，胡适的母亲给私塾先生送十块钱，但要求先生详细讲解古文的意思，这使胡适真正学到了知识，把古文的文理弄通了。即便如此，胡适也没有把他在私塾里所念的古文全部弄懂，就像他在回忆里所说：“学堂里念的书，越到后来，越不好懂了。《诗经》起初还好懂，读到〈大雅〉，就难懂了；读到〈周颂〉，更不可懂了'《书经》有几篇，如〈五子之歌〉，我读的很起劲；但〈盘庚〉三篇，我总读不熟。”
胡适、曾彦修、钟叔河的亲身经历可以看出，让学生在不理解的情况下死记硬背，无异于鹦鹉学舌。
青年胡适
私塾先生为何要多交钱才为胡适讲解，而曾彦修、钟叔河遇到的先生都不讲解？这里面的原因有二：1.在当时的中国识字率很低，绝大多数人都是文盲，一定程度上让教书先生形成了知识垄断。在这种情况下，私塾先生视知识为自己谋生的看家之宝，不轻授予人，更不愿培养可能抢饭碗的竞争者。2.大部分私塾先生自己所知有限，自然无法为学生讲解。
这种状况，直到现代教育在清末民初引入中国，并逐渐普及之后才逐渐改变。随着现代教育的确立，不仅识字率大大提高，知识的普及程度也大为改观。进入互联网时代之后，知识的分享更成为寻常。前些年兴起的 “读经热”，如果换汤不换药，一味要求学生在没有理解通透的情况下背诵古代典籍，就无异于开历史倒车，误人子弟。至于两三千年前农业文明、熟人社会的典籍不能在当下拿来即用，更是基本的常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