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看過一個長篇報道，某青年小時候沒有進正規學校接受教育，而是被家長送入傳授國學的地方學習。十幾年下來背誦了一些古代典籍，但一直未能理解、領悟。後來，這名青年感到枯燥乏味，逃離到大學，聽了一些人文學科教授的課，感到如魚得水，這才對以前背誦的儒家典籍真正理解，並且有了一些感悟。
近日讀完《曾彥修訪談錄》，1919年出生的曾彥修先生自稱，“五歲讀私塾。三字經、孔子、孟子、詩經 都要背誦，都不講，讀了六七年，沒什麼作用”。這種死記背背的教學，只是讓曾彥修多認識了一些字，毫無學習的樂趣，他和同學們選擇了逃學，而私塾先生也不管。
曾彥修
私塾先生只讓學生死記硬背而不講解，這種“教學”方式並不少見。2011年我到長沙拜訪鍾叔河先生，鍾先生曾經對我說，“（我）最早是十三四歲時用文言文寫一部筆記,叫《蛛窗述聞》。文字倒還是通順的,現在看也不需要怎麼改。那時我用文言文寫作,因為我看到的都是文言文。現在不是提倡讀經嗎?沒有用的。當時我們一個班三四十個學生,大家都讀經,但讀得通的並不超過三五個人,做文言文,能做成篇,能通的也就這幾個人,這是我的估計。能讀,能背,不等於他能接受,不能接受的東西,你去灌輸給他,那是沒有用的。……我的叔叔當時都是五十來歲,他們的都能背四書,但是,他們讀通了沒有呢?我的父親是教數學的,他的文章也寫不好,並不一定讀了就有用。讀書人能夠背誦,那有什麼用呢。你說他讀了經書,就對他的修養有用,那是胡說,我不相信這一點。”
鍾叔河
只教學生背誦經典，卻不做任何講解，這扼殺了學生的學習熱情，有誤人子弟之嫌。胡適講過一個不是笑話的笑話：胡適讀私塾的時候，有一個同學的母親請塾師用孩子的名義代寫家信給在異鄉的丈夫。塾師把信寫好了就交給那個學生，讓他放學後帶回去。等塾師出去的時候，那個學生就把信抽出來偷看。忽然，他走過來問胡適說：“糜（指胡適），這信上第一句‘父親大人膝下’是什麼意思？”那個學生只比胡適小一歲，已經念過《四書》了，卻居然不懂“父親大人膝下”（對父親的敬辭）是什麼意思！
而胡適的幸運在於，他遇上了一個好母親。別人每年出兩塊錢給私塾先生，胡適的母親給私塾先生送十塊錢，但要求先生詳細講解古文的意思，這使胡適真正學到了知識，把古文的文理弄通了。即便如此，胡適也沒有把他在私塾裡所念的古文全部弄懂，就像他在回憶裡所說：“學堂裡唸的書，越到後來，越不好懂了。《詩經》起初還好懂，讀到〈大雅〉，就難懂了；讀到〈周頌〉，更不可懂了'《書經》有幾篇，如〈五子之歌〉，我讀的很起勁；但〈盤庚〉三篇，我總讀不熟。”
胡適、曾彥修、鍾叔河的親身經歷可以看出，讓學生在不理解的情況下死記硬背，無異於鸚鵡學舌。
青年胡適
私塾先生為何要多交錢才為胡適講解，而曾彥修、鍾叔河遇到的先生都不講解？這裡面的原因有二：1.在當時的中國識字率很低，絕大多數人都是文盲，一定程度上讓教書先生形成了知識壟斷。在這種情況下，私塾先生視知識為自己謀生的看家之寶，不輕授予人，更不願培養可能搶飯碗的競爭者。2.大部分私塾先生自己所知有限，自然無法為學生講解。
這種狀況，直到現代教育在清末民初引入中國，並逐漸普及之後才逐漸改變。隨著現代教育的確立，不僅識字率大大提高，知識的普及程度也大為改觀。進入互聯網時代之後，知識的分享更成為尋常。前些年興起的 “讀經熱”，如果換湯不換藥，一味要求學生在沒有理解通透的情況下背誦古代典籍，就無異於開歷史倒車，誤人子弟。至於兩三千年前農業文明、熟人社會的典籍不能在當下拿來即用，更是基本的常識——當然，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