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到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阵图，非诸葛武侯的“八阵图”
莫属。唐代大诗人杜甫曾作《八阵图》一诗以作缅怀：“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上阵图犹布列，蜀中相业有辉光。”
“八阵”之法，在三国之前便已存在，而“八阵图”，据《三国志》记载，则是由蜀国丞相诸葛亮推演兵法而成。
到了唐朝，一代明君李世民与常胜大将李靖有一次朝堂的谈话被记录在《唐太宗李公卫问对》书中，可从中窥测到中国历史在唐朝之前阵图发展和改进的全过程：
黄帝《握奇文》的“五阵”；姜尚《太公兵法》的“太公阵”；司马穰笡《司马法》的“五行阵”；孙武《孙子兵法》的“八卦阵”；诸葛亮《八阵图法》的“八阵图”；韩擒虎的“九军阵法”；李靖《卫公兵法》的“六花阵”。都是鼎鼎大名，流传于世的经典战阵。
阵法是行军作战和部队宿营时的队形布局，阵图则是对阵法标示后，制成的一整套方案。古代军队通过相应的军阵，使整体配合默契、军力提升，从而最大化地发挥多兵种、群体作战的作用。
阵法在史前部落已经萌芽，在春秋战国时期有了步车协同的“兵车阵”，一直延续到北宋，由宋太宗御制的“平戎万全阵”
，成为他的得意之作，逢战授予将帅，按图布阵以迎敌军。但从研制到宋亡，“万全阵”从未真正有过“平戎”的功绩。中国古代阵法的演变
阵法在中国古代军事上运用已久，原始部落间的交战已经有了阵法的雏形。商周时代，作战时阵式出现了基本的单元方阵。
方阵是中国最古老的战阵之一，其特点是“薄中厚方”。将士们结为方阵一起行动，互相配合简单，特别是可以发挥战车的效能。但缺点也很明显，整体上只能正面进攻，很难从两侧实施机动攻击。
在考古学家发掘安阳殷墟遗址的“中组”祭坑时，验证了当时的军队是按一定的军事组织和作战部署排列的方阵组成。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步兵和骑兵相继独立成军，单一的方阵逐渐演变为多元方阵。主要有三阵、五阵。三阵指中军、左军、右军三阵配合的横向战阵，以中军为主，两翼掩护。
如郑国“鱼丽阵”，就是战车与步卒混合编制的三阵形。它以战车在前对敌，步卒在后护卫，战车之间由步兵填充掩护。这种阵法的战术应用是先用两翼进攻对方两侧薄弱之师，再集中力量一举攻破敌军中央。
五阵由三阵发展而来，鲁昭公元年，晋军在与狄人作战之前，魏舒认为战场地形狭隘，战车无法展开，便建议“毁车步行”，将乘车甲士与原步卒混编，组成前、后、左、右、中五个战阵灵活应敌。
其兵力配置从正面由少及多，由弱至强，左右两阵向前突进，一个诱敌深入四面包抄的战略布置完成，最终取得了大胜。
可以说阵势演化为五，实际为一。比起三阵，它更适应了战场范围广大，地形复杂以及参战兵力增多的要求。之后，古人智慧涌现在五阵的基础上还演化出八阵、十阵等。
孙膑曾认为：统军将帅须“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
对于八阵，后世有不同的解释：
- 1、八阵是方阵队形变换的统称，按“数起于五五，而终于八”的口诀进行变换。
- 2、八阵为八种阵形的代称，所谓天、地、风、云、龙、虎、鸟、蛇八阵。
关于十阵，孙膑有明确的表述：“凡阵有十，有方阵、有圆阵、有疏阵、有数阵、有锥形之阵、有雁形之阵、有钩形之阵、有玄襄之阵、有火阵、有水阵。此皆有所利。”
在此之后，随着战争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兵器的改进、兵种的变化，阵法也在不断演进。如东汉时，车骑将军窦宪指挥步、骑、车混编军队与匈奴大战“勒以八阵”，取得全胜。
唐朝名将李靖一语道破八阵法的真谛：“古人秘藏此法，故诡设八名耳，八阵本一也，分为八焉。”
李靖在诸葛八阵图的基础上又创新“六花阵”，即外方内圆，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阵营之间衔接密切。一方面可集中步兵整体作战优势，另一方面又可运用骑兵寻机攻敌，充分发挥奇正相合，避实就虚的效果。
当阵法发展到宋朝时，作用上升到战略层面，尤其在宋太宗执政时期，“平戎万全阵”的出现，达到了在战争中应用的巅峰。
《武经总要》之大成“平戎万全阵”漏洞百出
北宋朝廷对阵法、阵图重视的程度远过于前代。与之相关的记载相当多，但最详者莫过于《武经总要》。其中“平戎万全阵”又是此书介绍的最重要阵法。
宋太宗御制阵法取名“平戎万全”，可见被视为最得意之作。“平戎万全阵”由前锋、殿后、中军、左翼及右翼组成。
布置“平戎万全阵”需要兵力14万余人，其主力无疑是由并排3个方阵组成的中军，方阵各有一名大将坐镇。3阵之间皆相隔1里，每阵各方5里，每500步设战车一乘，每阵战车有1440乘，合计共配备4320乘、士卒10万人。
左、右翼军阵各两列，前列125 队，每队50骑，共6250骑。后列125队，每队30骑，共3750骑。即左、右翼每阵一万骑，两阵共计两万骑。
前、后军阵也是骑兵，前列62队，每队50骑，共3100骑。后列62队，每队30骑，共1860骑。前后阵各5000骑，共计1万骑。
左、右、前、后军阵全部由骑兵组成，包括轻骑兵和重装骑兵。
根据以上各军阵兵力部署情况，可分析“平戎万全阵”整体上体现了宋军以步制骑的战略思想，明显是以步兵为主的战阵。从该阵法布局上看，车、骑、步各军排列整齐有序，气势威严壮观，但就实战角度而言却存在着重大缺陷。
1、若全部按阵图部署，方阵总宽度将达到20里之远，唯有在宽大平坦且无障碍的地形才能使用，可是往往战场并不是你想要的。
2、阵形庞大，未必有充足时间布阵。既设中军、前锋、殿后、左、右翼四个方阵，中军之内又再设三个车阵，太过繁琐，很难快速布阵，操作性并不强，甚至会出现阵未列好，已遭敌袭的不利局面。
3、缺乏机动性，阵形呆板不利于灵活应变。一旦侧翼或后军被对手攻破，全阵都有崩溃的危险。
4、阵法摆出全面固防的态势以应对敌军的进攻。但在敌军撤退时，只有前锋和左右翼部分骑兵能够参与追击，以步兵为主力的中军则无法迅速出击，因此，不具备运动战歼灭敌军主力的能力。
因此，这种看似壮观万无一失的阵法，实际上被动呆板，既不能“平戎”，也无法发挥“万全”之效。所以，明智的帝王都深谙《孙子兵法》中“将能而君不御者胜”的道理，对前线将帅的行动不加干预，更不会有御赐阵法、阵图的举措。
逢战赐阵不知变通的结果就是屡战不胜
北宋自建立之日起，大小战事便持续不断。从宋太祖统一战争到后期对辽、夏用兵，都使宋廷面临巨大的军事压力，军队数量不断膨胀的同时，也刺激了有关军事方面的改革。
从宋太宗即位开始，阵法，尤其是临战设计的阵图很快受到重视，比较突出的战例包括：
1、太平兴国四年，北宋第一次北伐幽州惨败不久，辽军大举南攻，崔翰等将领率军迎击时，事先宋太宗就授予诸将阵图“俾分为八阵”
。2、雍熙四年，第二次北伐失败的次年，宋太宗召前线大将潘美、田重进及崔翰等人入朝，将御制“平戎万全阵图”赐予他们，亲自给诸将讲解阵图应用之略。
3、至道二年，王超、李继隆等五路大军围剿李继迁，宋太宗同样亲授阵图。
宋太宗朝以降，后嗣多位皇帝承袭了授阵图的做法，对将领实行将从中御，其危害愈益显现，最严重的后果就是造成军队主动作战能力的丧失。
宋真宗制授阵图，不减乃父。咸平年间，强敌压境之际，前线将帅大都困守自保，如主将傅潜拥兵8万，却“闭门自守”。在辽军撤退时，庸将王荣竟不敢追击，受命数日而不发兵。
武将王德用曾上书：“咸平、景德（年号）中，赐诸将阵图，人皆死守战法，缓急不想救，以至于屡败。”
然而屡次失败的教训和中肯的批评都未能使宋朝君臣改弦更张。到了仁宗朝，皇帝亲授阵图的现象有所减少，但在君臣的提倡和推动下，围绕被动防御战略而新制的阵图盛行于军中，使得将帅的指挥权受到更多的钳制。
宋仁宗朝的一场重要胜仗“归仁铺之战”，还是主帅发挥主动性的结果。战前，主帅狄青发现侬智高军作战的特点是“使骁勇者执长枪居前，羸弱悉在其后”，遂采取三路军攻击其正面，再布置奇兵袭击其后的阵法战术。
在交战中，宋军左路遇挫，右路将领贾逵临机专断，引军先占领高地，然后率军从上而下切断对手。狄青趁机率两路骑兵从敌后发动攻击，终获全胜。
此役之胜，固然是因为狄青的能征善战，但根本原因却在于将帅放手用兵的结果。交战中贾逵临机行动，改变了原定计划，而狄青作为全权指挥的主帅，依据战场形势自主部署作战，也突破了以往“将从中御”的制约。
中国古代的阵法以及阵图由来已久，至北宋而达到推行的高峰。尽管宋朝君臣为此耗费了大量心机，从宋太宗朝到仁宗朝进行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完善，但因为宋朝国策的主要目的是用来消极防御和控制将帅，恰巧违背了军事战争的基本原则，所以成效未显，反而束缚了军事将领的手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当时朝野推演出的众多阵图大都无实用价值，甚至颇多虚妄之作，连以后的宋神宗也承认：“朕常览近日臣僚所献阵图，皆妄相眩惑，无一可取。”
所以，热闹一时的阵图战法只在历史上留下许多纸上谈兵的图文，用来警示后人。还是名将岳飞说得好：“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