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過去的2020年上半年，中美關係在新冠病毒疫情的陰影下持續走低。雙方進行了多次的電話溝通，也在美國嚴重的疫情形勢下兩國外交高層在夏威夷舉行了面對面的會晤，但這並沒有阻止兩國關係繼續以自由落體的狀態下落。中美關係的持續惡化讓很多人擔心這一對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惡化的外溢效應將對國際形勢和格局的演變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
美國持續惡化的新冠病毒疫情原本可以成為特朗普政府加強與中國在抗疫領域合作的推動力，但沒想到的是，特朗普在早期對疫情的不重視和接下來的抗疫措施針對性不強，導致美國已經事實上放棄了對疫情的抵抗，進入了群體性免疫的階段。而特朗普為推卸責任，不斷向中國潑髒水，將美國疫情蔓延惡化的原因歸咎於中國提供信息的不及時不透明，不斷將中國的抗疫工作進行汙名化和抹黑。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現在也正緊鑼密鼓地推動與中國的脫鉤。美國從政府到議會，從精英到底層，整個社會對華強硬的共識正在全面形成。
美國不僅自身採取一切措施來圍堵和遏制中國的發展，而且還強迫其盟友和夥伴協同美國對中國開展遏制圍堵，在美國的壓力和推動下，加拿大、澳大利亞以及歐盟等許多美國的盟友與中國的關係都出現了不少的問題。在美國主導的輿論引導下，這些國家的反華和厭華情緒以及民眾對中國的負面認知不斷上升，這為這些國家與中國的關係走低奠定了社會基礎。這也折射出中國面臨的外部環境也越來越惡劣。
特朗普本人行事乖張，不可預測性是其“引以為豪”的特點，但是從其近期對華政策來看，他公開宣佈放棄對華接觸政策，轉而採取遏制的強硬手段。根據美國媒體最近的報道，特朗普外交團隊中以華人學者為核心班底的“中國班”，正在持續不斷的向特朗普提供實施對華強硬政策和遏制中國措施的針對性非常強的內容。這使得中國提出的許多發展兩國關係的戰略理念越來越不被特朗普政府接受。可以預見的是，中美關係在可見的未來不會有太大的改善轉圜空間，甚至可能會處於不斷惡化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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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關係發展到現在看上去是已經發生了鉅變，但實際上這也是一個持續在變的過程，只不過是量變發展到今天已經面臨著質的跨越。中國人在過去數十年裡對於中美關係的認識很有可能被不斷顛覆。中國戰略界對於中美關係的總體判斷是由於兩國政治理念和價值觀念的巨大差異，兩國關係好也好不到哪裡，但兩國經貿關係的深度融合，兩國存在巨大的共同經濟利益，兩國關係壞也不會壞到哪裡。然而從目前兩國關係發展的態勢來看，美國正在拋開巨大的共同利益，不僅主動挑起對中國的貿易爭端，發動對中國高科技領域的打壓，還正在推動圍堵遏制中國的全球“統一戰線”。中美兩國關係不僅是惡化了，而且未來會惡化到什麼程度，現在還真不好說。
中美關係過去幾十年的平穩發展，其實是建立在一種不平等的“和平依附”的基礎上。這種“和平依附”實際上是中國改革開放後通過認可美國的領導地位，獲得向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學習的機會，獲得向美國西方國家出口商品的許可。中國通過這樣的“和平依附”，持續地賺取美元，持續地發展和升級產業，持續地提升科技水平，持續地培養和擴大科技人才隊伍。也就是說，中國通過這種“和平依附”逐漸完成了發展國家和實現經濟飛躍的“原始積累”。
這種“依附”不僅是由中國所處的歷史大環境和時代特徵所決定的，更是中國在國際不平等秩序格局中發展自己的必然選擇。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只有主動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才能夠有機會盤活自己的資源，升級改造自己的產業，完善工業門類的製造，提高社會發展水平。如果用不客氣的話說，這就是中國主動選擇了用相對划算的代價向美國贖買國家發展權。儘管這種代價是巨大的，其中包括中國為此而付出的環境惡化的代價，但相對於獲得難能可貴的發展機遇而言，這是值得的。顯而易見的是，這種建立在不公平基礎之上的格局又是不可持續的。
中國在付出巨大代價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體系後，也從美國身上學到了美國人之所以能夠主導國際政治秩序的秘訣。但歷史是具有巨大的慣性的，當年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的八國現在世界的主要格局仍基本上由他們主導著，當年的八國也逐漸演化成了今天的西方七國集團。歷史的慣性就是這個世界的權力格局與100年前相比並沒有沒有發生顛覆性的變化，世界財富的格局同樣與100年之前相比也沒有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根本性的變化沒有發生，並不意味著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當前國際形勢的重大變化就是新興國家的群體性崛起，這使得百年來主導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西方國家，現在需要在很多涉及全球的重大議題上要更多地與這些新興國家進行協調。
這也是當今世界面臨著百年之未有之大變局的其中一個重要表現。在這個大變局中，最核心的變化應該就是中國的崛起。中國在改革開放以來，經濟發展一直保持著高速度。這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罕見的。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和市場巨大的國家，幾十年如一日的高速發展，這的確是遠遠超出了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的預料。這也讓他們感到恐懼。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經濟在西方國家眼中更是在總量上以恐怖的數量級增長。2010年中國超過了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9年後的今天，中國的GDP已經是日本的三倍。
中國綜合實力的發展不僅僅體現在經濟總量的提升上，也體現在在價值鏈的位置上。中國推出了“中國製造2025”，聚焦智能、高端裝備、信息技術產業等價值鏈高端領域。這讓近些年來經濟處於徘徊不前，科技創新發展相對遲緩的美國等西方國家感到不安。中國的綜合實力發展，還體現在中國製度的吸引力不斷增強。越來越多的發展中國家更願意向中國學習中國式和中國經驗。這種軟實力的增長其實更是在根本上對美西方國家形成了巨大的戰略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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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現在所做的一切，在西方國家看來其實就是意圖在實質上挑戰現有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改變全球產業鏈和價值鏈的現狀，從而最終實現中國對全球利益的再分配要求。利益分配從表面看，就是一個簡單的分配比例多少的問題，但核心和困難問題是能得到得多少利益。如果利益的蛋糕越來越大，那麼比例的調整也好說，許多國家在總體數量上不吃虧，也不會對比例過度的糾纏。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世界經濟經歷了一個高速的發展時期。經濟的高速發展造就了可分配的利益蛋糕越來越大，各國分到手的蛋糕總量可觀，對於分配比例的變化也不太敏感。但現在的情況與以前的時代完全不一樣了，自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世界經濟實際上已經走在下行的週期中。經濟的下行就導致了可分配的利益蛋糕不僅沒有增大，反而縮水了。這造成的直接影響就是各國對於利益的分配比例變化十分敏感。也就是說在蛋糕無法做大的情況下，如果有國家想改變蛋糕的分配比例就會變得越來越困難。尤其是這個國家的塊頭非常大的時候，其他的蛋糕分配參與者很有可能就會團結起來聯合打壓甚至幹掉這個國家。這是維護自身利益最簡單粗暴有效的方式。
美國作為原來利益蛋糕的最大比例的享有者，不僅對於蛋糕的分配有著巨大的影響，而且發揮著主導者的作用。中國作為後來參與到蛋糕分配中的參與者，在蛋糕分配上的權利和影響都比較小，但是中國發展太快，貢獻也越來越大，這使得原有分配給中國的蛋糕比例越來越不合理，也越來越不能滿足中國的需要。美國作為既得利益的獲得者，在中國還比較弱小的時候還能擺出“帶頭大哥”的樣子，不計較中國的要求，當中國變成了大塊頭，就無法繼續裝大哥了，必然會對中國的要求做出強烈的反應。這是導致中美關係發生變化的外部環境的一個非常形象的比喻。實際上，歐洲等老牌的西方國家更加的不滿，這些年來美國在國際經濟中的佔比基本上保持不變，甚至還有所增加，但歐洲的日子去不太好過，近年來在國際經濟中的佔比日漸下降。在利益總蛋糕不變的情況下，更多的時候是美國壓迫歐洲國家讓渡利益蛋糕給新興國家。歐洲的不滿由此可見一斑。
中國的發展的確是讓美國的焦慮和緊張日益增加。中國很好的學習和利用了美國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從中受益匪淺。中國經濟的進一步飛速發展是從加入世貿組織開始。這也是近年來美國對於經濟全球化開始進行反思，甚至進行逆全球化的重要原因。因為美國認為在其主導的這個全球化中，美國獲得的利益越來越低於付出的代價，中國在其中獲得的利益卻越來越大而付出的代價越來越少，這是美國所不能容忍的。
美國的戰略界人士早就看到了這一點，而且從小布什時代就開始著手對中國進行遏制，但是中國的國運真的不錯，美國在2001年的時候發生了911恐怖襲擊事件。這一襲擊事件改變了當時世界歷史發展的進程。這一事件不僅使得美國將恐怖主義視為其國家的最大威脅，而且幫助中國不僅沒有被遏制圍堵，反而成為了美國反恐的重要合作伙伴。這一時期成為中國發展的一個戰略機遇期。奧巴馬上臺以後，奧巴馬執政團隊也認識到必須採取措施來限制中國的影響和上升的勢頭，進而維護美國的利益。奧巴馬政府推出了“亞太再平衡”的戰略，通過拉攏盟友聯合對中國進行圍堵遏制，來壓制中國的發展。但中國比較好的解決了這個問題，通過建立和擴大高層戰略對話，進一步密切經貿合作，在奧巴馬政府關注的氣候變化等問題上給予了積極的配合和支持等舉措，減弱了美國對中國崛起損害其國家利益的憂慮。中國發展的戰略機遇期也得以延續。
中國在這一戰略機遇期內較好的維護了與美國的經貿合作，較好的應對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但同時，這一戰略機遇期內的經濟和社會的發展繁榮掩蓋了經濟社會轉型的矛盾。中國一些部門在認識和評估自身實力和發展成就的過程中逐漸脫離了實際，不僅在國內宣傳“厲害了，我的國”，而且也在國際上不斷展示中國的強大，誇大宣傳中國在科技等各方面的成就。這使得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對中國的警惕陡然上升。雖然這不是美西方國家對中國警惕性增強的根本原因，但中國的高調宣傳的確刺激了美西方國家敏感的神經。
特朗普上臺以後，一直強調“美國優先”，將美國的利益置於與其他國家發展關係時的第一位。儘管中國在特朗普執政之初，也試圖通過進一步加強與美國的高層戰略對話和密切經貿關係，來維護中美兩國關係的平穩發展。但特朗普在美國國內挑起的民粹主義和經濟保護主義極大的刺激了美國民眾對中國崛起的威脅緊迫感，而特朗普政府高官的頻繁換人也使得美國對中國的看法經常處於不確定性。特朗普一邊依仗美國對中國的優勢，對中國挑起貿易戰，並極盡訛詐之能，試圖從中國拿走更大的利益，但同時也沒有放鬆對中國的圍堵和遏制，不斷打壓中國的高科技產業，不斷加強對中美人文科技方面交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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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美國的戰略界和政府、議會等機構中，充斥著對華強硬的少壯派，而原來對中國認知比較理性的知華派則隨著年齡的增加和國內社會民意的發展變化，基本上都已經退出政治舞臺和靠邊站了。美國現在“政治正確”的一種就是對華強硬。這不僅是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兩黨的共識，更是美國社會精英層的主流認識。這樣的共識導致的後果就是美國把中國作為主要競爭對手，作為主要的戰略威脅，認為中國的崛起已經損害美國的利益。隨著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綜合實力越來越強，美國人越來越將中國視為同一級別的競爭者。
美國人自己表示，在美國以往的歷史中，從來沒有遇到過像中國這樣一個有著如此巨大體量的競爭對手。在冷戰時期前蘇聯最強大的時候，人口儘管比美國多15%，經濟體量大約是美國的2/3，但是其經濟體量是按照當年蘇聯官方定價的盧布對美元的匯率計算出來的，實際上至少被高估了3-5倍。中國現在人口數量是美國的4.5倍，經濟總量是美國的66%左右，但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按照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GDP在十年前就已經超過美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就認定，僅從中國人口數量財富和內部制度來看，中國是美國在中長期的最大威脅。
美國對於中國的恐懼還來源於中國共產黨對於既定戰略的實現能力。中國共產黨在1982年提出的三步走戰略，第一步20世紀末GDP翻一番和第二步實現小康都已經實現了，而第3步“到21世紀中葉達到中等收入發達國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較富裕，基本實現現代化”現在來看實現應該沒有問題。中國共產黨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作出戰略安排，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前看已經基本實現。“從2020-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基礎上，再奮鬥1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如果按照現在的發展速度，這個目標實現也沒有問題。
這對於中國的民眾而言是再尋常不過的事情了，因為中國共產黨承諾的事情一般都會實現。但對於美國政客和社會精英層而言，這是一個可怕的噩夢，因為他們認為如果14億中國人都能過上中等發達國家水平的生活，這個世界將無法承受。美國總統奧巴馬就曾表示，如果中國人過上了美國同樣的生活，那將是人類的悲劇和災難，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其實說白了就是美國人不願放棄現在已有的利益和生活水準，美國認為要阻止這樣的災難，就必須對中國進行打壓和遏制，避免因為中國的崛起而導致其主導的整個世界的崩潰。
曾經被視為中美兩國關係壓艙石的經貿合作，現在隨著兩國經濟體量越來越接近，反而成為了兩國發生衝突的重要性內容。這是一種類型的“後發國家陷阱”。這也能說明中美兩國近年來協作不多而衝突越來越多的原因。早已習慣於在蘇聯解體後做世界霸主的美國開始對中國的自信感到不快，而有著遭受近一個世紀外國統治的屈辱記憶的中國也決心不再向外國人卑躬屈膝。實際上雙方都在對方的刺激下陷入不斷升級敵意的惡性循環而不能自拔。這種惡性循環使得雙方都越來越成為對方的“合格反對者”。
在以華人學者為關鍵角色的特朗普對華政策制定團隊的引導下，美國將中國的外交視為原則性的現實主義，將中國提出的雙贏、相互尊重等解讀為毫無意義的陳詞濫調。特朗普政府更是對中國多次重複且富含哲學意蘊的“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這句話，根本不予理會。特朗普政府還徹底撕破了對華政策的虛偽外衣，在今年5月發佈的《美國對中國戰略方針》文件中明確提出要拋棄對中國的接觸政策，要轉而加強對中國的圍堵和遏制。美國現在奉行的行動準則就是“太平洋足夠大，但容不下中國。”
美國現在挑明瞭就是要遏制和圍堵中國，這倒讓中國反而難辦了，因為美國的明確表態縮小了中國對美國外交戰略的彈性空間。以往中美之間的關係中，出於維護兩國關係平穩發展的需要，美國往往在涉及中國核心利益的臺灣、香港、南海等問題上保持謹言慎行。但現在美國已經撕下了臉，未來在南海、臺灣、香港以及人權等問題上必然會對中國進行更加猛烈的發難。這也就必然會導致中美兩國的對抗與摩擦會更加的激烈，甚至是在軍事行動對峙中出現擦槍走火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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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來看，中美兩國關係的惡化對兩國都有著很大的不利影響。如果按照一般的國際關係的視角來看，國家為了利益是不會讓兩國關係失控。但特朗普政府現在對華強硬，祭出了“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兩敗俱傷做法。特朗普政府現在的做法更趨向於不惜犧牲自己的利益，即便付出較大的代價也要全力扼殺中國。從上個月兩國外交高層在夏威夷的會晤來看，美國並沒有改善當前兩國關係現狀的意願，而是出於國內政治的需要做秀。雙方在如此高級別的會晤中竟然沒有達成任何有建設性的共識，只是互相向對方重複了對各自關心的問題上的立場。這可以清晰的表明了美國在未來對發展與中國關係上的消極態度。
今年初，中美兩國達成了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儘管新冠病毒疫情的爆發延緩了兩國進一步就第二階段貿易協議協商的進程。但是顯而易見的是，在未來第二階段的貿易協議談判中，美國必然會提出涉及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等深層次的問題。美國也不會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對中國的優勢高科技產業進行打壓。新冠病毒疫情進一步惡化了中美兩國國內對各自的看法。最新的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中國的負面認識創下了近10年來的新高。中國民眾對美國民主制度的負面認識也進入了一個新境界，許多對美國民主制度還有好感的中國知識分子也紛紛“粉轉黑”。這實際上反映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動向，那就是兩國社會的民意正在進行“軟脫鉤”，即對各自國家的正面的認識正在減弱。這必然也會帶來兩國未來加強合作的意願減弱。
美國現在也正在推動美國企業包括其他外國企業遷離中國，以便能夠推進與中國的經濟脫鉤。特朗普團隊的核心成員、美國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更是提出，美國企業從中國遷回美國的搬遷費用可以由美國政府全部支付。但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畢竟中國是很多美國企業利潤的重要來源地。根據美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USCC）7月1日發佈的《2000–2017年美國跨國企業在華活動趨勢》報告，美國企業在華商業資產總額自2000年起增長15倍，並且經營活動逐漸遠離製造端，向研發等高附加值的活動靠近。這表明了兩國企業的合作已經逐漸從產業鏈的低端轉向高端，從價值鏈的低端轉向中高端。這不僅僅是因為中國市場的巨大，更因為中國有世界上最高效的產業鏈和供應鏈體系，有最完善的工業門類製造體系。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企業是國際社會中最敏感的神經，儘管會受到國家間政治的影響，但更多的時候是利益的驅使！
近年來中美兩國圍繞著遏制與反遏制的鬥爭，都在加強國際影響力的競爭。美國不斷尋求盟友的支持，推動盟友與其一道對中國進行圍堵和遏制。儘管由於特朗普的“美國優先”導致盟友對沒出現“信任赤字”，但在關鍵的時候盟友仍然會同美國站在一起。同時，美國還試圖通過價值理念和一些小額援助，來拉攏分化與中國保持傳統友好的亞非拉國家國家。中國則繼續通過密切經貿合作、加強第三方合作等手段，深化與美國盟友和夥伴國家的關係。同時，中國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在促進沿線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同時不斷鞏固與這些國家的友好關係。可以看到的是，價值觀與政治制度一致並不意味著西方國家會形成集團來對抗中國。這在當今的國際政治中是很難實現的。現實情況是，每個國家都想從中國和美國的對抗中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不願選邊站隊。
歷史的發展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發展演化而來。國家關係的變化也都是在一定時期內量變到質變的體現。中美關係的發展從建交後的“蜜月期”到後來的“平穩期”，再到現在進入“對抗期”，這與國際形勢的發展演變和兩國實力逐漸的變化對比有著密切的關係。中美關係未來走向何方，這是一個由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共同決定的進程。中國仍然是中美關係中的被動方，但同時也是中美關係中的最大變量。這就決定了中國如果按照美國製定的規則與美國進行遊戲博弈，其後果必然是遭到失敗，但中國如果完全拋開美國製定的規則，在實力對比仍有差距的情況下，面對的後果也是失敗。
對中國而言，最好的方式仍然是利用好現有的規則，有理有節的堅定做好對美鬥爭。歷史上，任何一個大國的大國地位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更不是別國給的，而是鬥爭出來的。但鬥爭不是要鬥氣打嘴仗，而是要以更加的開放打敗美國的狹隘，以進一步的改革擊潰美國的保守，以全面的發展贏得光明的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