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20年上半年，中美关系在新冠病毒疫情的阴影下持续走低。双方进行了多次的电话沟通，也在美国严重的疫情形势下两国外交高层在夏威夷举行了面对面的会晤，但这并没有阻止两国关系继续以自由落体的状态下落。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让很多人担心这一对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恶化的外溢效应将对国际形势和格局的演变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美国持续恶化的新冠病毒疫情原本可以成为特朗普政府加强与中国在抗疫领域合作的推动力，但没想到的是，特朗普在早期对疫情的不重视和接下来的抗疫措施针对性不强，导致美国已经事实上放弃了对疫情的抵抗，进入了群体性免疫的阶段。而特朗普为推卸责任，不断向中国泼脏水，将美国疫情蔓延恶化的原因归咎于中国提供信息的不及时不透明，不断将中国的抗疫工作进行污名化和抹黑。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现在也正紧锣密鼓地推动与中国的脱钩。美国从政府到议会，从精英到底层，整个社会对华强硬的共识正在全面形成。
美国不仅自身采取一切措施来围堵和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且还强迫其盟友和伙伴协同美国对中国开展遏制围堵，在美国的压力和推动下，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欧盟等许多美国的盟友与中国的关系都出现了不少的问题。在美国主导的舆论引导下，这些国家的反华和厌华情绪以及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知不断上升，这为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走低奠定了社会基础。这也折射出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也越来越恶劣。
特朗普本人行事乖张，不可预测性是其“引以为豪”的特点，但是从其近期对华政策来看，他公开宣布放弃对华接触政策，转而采取遏制的强硬手段。根据美国媒体最近的报道，特朗普外交团队中以华人学者为核心班底的“中国班”，正在持续不断的向特朗普提供实施对华强硬政策和遏制中国措施的针对性非常强的内容。这使得中国提出的许多发展两国关系的战略理念越来越不被特朗普政府接受。可以预见的是，中美关系在可见的未来不会有太大的改善转圜空间，甚至可能会处于不断恶化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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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发展到现在看上去是已经发生了巨变，但实际上这也是一个持续在变的过程，只不过是量变发展到今天已经面临着质的跨越。中国人在过去数十年里对于中美关系的认识很有可能被不断颠覆。中国战略界对于中美关系的总体判断是由于两国政治理念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差异，两国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但两国经贸关系的深度融合，两国存在巨大的共同经济利益，两国关系坏也不会坏到哪里。然而从目前两国关系发展的态势来看，美国正在抛开巨大的共同利益，不仅主动挑起对中国的贸易争端，发动对中国高科技领域的打压，还正在推动围堵遏制中国的全球“统一战线”。中美两国关系不仅是恶化了，而且未来会恶化到什么程度，现在还真不好说。
中美关系过去几十年的平稳发展，其实是建立在一种不平等的“和平依附”的基础上。这种“和平依附”实际上是中国改革开放后通过认可美国的领导地位，获得向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学习的机会，获得向美国西方国家出口商品的许可。中国通过这样的“和平依附”，持续地赚取美元，持续地发展和升级产业，持续地提升科技水平，持续地培养和扩大科技人才队伍。也就是说，中国通过这种“和平依附”逐渐完成了发展国家和实现经济飞跃的“原始积累”。
这种“依附”不仅是由中国所处的历史大环境和时代特征所决定的，更是中国在国际不平等秩序格局中发展自己的必然选择。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只有主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才能够有机会盘活自己的资源，升级改造自己的产业，完善工业门类的制造，提高社会发展水平。如果用不客气的话说，这就是中国主动选择了用相对划算的代价向美国赎买国家发展权。尽管这种代价是巨大的，其中包括中国为此而付出的环境恶化的代价，但相对于获得难能可贵的发展机遇而言，这是值得的。显而易见的是，这种建立在不公平基础之上的格局又是不可持续的。
中国在付出巨大代价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后，也从美国身上学到了美国人之所以能够主导国际政治秩序的秘诀。但历史是具有巨大的惯性的，当年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的八国现在世界的主要格局仍基本上由他们主导着，当年的八国也逐渐演化成了今天的西方七国集团。历史的惯性就是这个世界的权力格局与100年前相比并没有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世界财富的格局同样与100年之前相比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根本性的变化没有发生，并不意味着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当前国际形势的重大变化就是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这使得百年来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西方国家，现在需要在很多涉及全球的重大议题上要更多地与这些新兴国家进行协调。
这也是当今世界面临着百年之未有之大变局的其中一个重要表现。在这个大变局中，最核心的变化应该就是中国的崛起。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一直保持着高速度。这在世界上也是非常罕见的。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和市场巨大的国家，几十年如一日的高速发展，这的确是远远超出了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预料。这也让他们感到恐惧。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在西方国家眼中更是在总量上以恐怖的数量级增长。2010年中国超过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9年后的今天，中国的GDP已经是日本的三倍。
中国综合实力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总量的提升上，也体现在在价值链的位置上。中国推出了“中国制造2025”，聚焦智能、高端装备、信息技术产业等价值链高端领域。这让近些年来经济处于徘徊不前，科技创新发展相对迟缓的美国等西方国家感到不安。中国的综合实力发展，还体现在中国制度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更愿意向中国学习中国式和中国经验。这种软实力的增长其实更是在根本上对美西方国家形成了巨大的战略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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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在所做的一切，在西方国家看来其实就是意图在实质上挑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改变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的现状，从而最终实现中国对全球利益的再分配要求。利益分配从表面看，就是一个简单的分配比例多少的问题，但核心和困难问题是能得到得多少利益。如果利益的蛋糕越来越大，那么比例的调整也好说，许多国家在总体数量上不吃亏，也不会对比例过度的纠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经济经历了一个高速的发展时期。经济的高速发展造就了可分配的利益蛋糕越来越大，各国分到手的蛋糕总量可观，对于分配比例的变化也不太敏感。但现在的情况与以前的时代完全不一样了，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实际上已经走在下行的周期中。经济的下行就导致了可分配的利益蛋糕不仅没有增大，反而缩水了。这造成的直接影响就是各国对于利益的分配比例变化十分敏感。也就是说在蛋糕无法做大的情况下，如果有国家想改变蛋糕的分配比例就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尤其是这个国家的块头非常大的时候，其他的蛋糕分配参与者很有可能就会团结起来联合打压甚至干掉这个国家。这是维护自身利益最简单粗暴有效的方式。
美国作为原来利益蛋糕的最大比例的享有者，不仅对于蛋糕的分配有着巨大的影响，而且发挥着主导者的作用。中国作为后来参与到蛋糕分配中的参与者，在蛋糕分配上的权利和影响都比较小，但是中国发展太快，贡献也越来越大，这使得原有分配给中国的蛋糕比例越来越不合理，也越来越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美国作为既得利益的获得者，在中国还比较弱小的时候还能摆出“带头大哥”的样子，不计较中国的要求，当中国变成了大块头，就无法继续装大哥了，必然会对中国的要求做出强烈的反应。这是导致中美关系发生变化的外部环境的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实际上，欧洲等老牌的西方国家更加的不满，这些年来美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占比基本上保持不变，甚至还有所增加，但欧洲的日子去不太好过，近年来在国际经济中的占比日渐下降。在利益总蛋糕不变的情况下，更多的时候是美国压迫欧洲国家让渡利益蛋糕给新兴国家。欧洲的不满由此可见一斑。
中国的发展的确是让美国的焦虑和紧张日益增加。中国很好的学习和利用了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从中受益匪浅。中国经济的进一步飞速发展是从加入世贸组织开始。这也是近年来美国对于经济全球化开始进行反思，甚至进行逆全球化的重要原因。因为美国认为在其主导的这个全球化中，美国获得的利益越来越低于付出的代价，中国在其中获得的利益却越来越大而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少，这是美国所不能容忍的。
美国的战略界人士早就看到了这一点，而且从小布什时代就开始着手对中国进行遏制，但是中国的国运真的不错，美国在2001年的时候发生了911恐怖袭击事件。这一袭击事件改变了当时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这一事件不仅使得美国将恐怖主义视为其国家的最大威胁，而且帮助中国不仅没有被遏制围堵，反而成为了美国反恐的重要合作伙伴。这一时期成为中国发展的一个战略机遇期。奥巴马上台以后，奥巴马执政团队也认识到必须采取措施来限制中国的影响和上升的势头，进而维护美国的利益。奥巴马政府推出了“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通过拉拢盟友联合对中国进行围堵遏制，来压制中国的发展。但中国比较好的解决了这个问题，通过建立和扩大高层战略对话，进一步密切经贸合作，在奥巴马政府关注的气候变化等问题上给予了积极的配合和支持等举措，减弱了美国对中国崛起损害其国家利益的忧虑。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也得以延续。
中国在这一战略机遇期内较好的维护了与美国的经贸合作，较好的应对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但同时，这一战略机遇期内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繁荣掩盖了经济社会转型的矛盾。中国一些部门在认识和评估自身实力和发展成就的过程中逐渐脱离了实际，不仅在国内宣传“厉害了，我的国”，而且也在国际上不断展示中国的强大，夸大宣传中国在科技等各方面的成就。这使得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警惕陡然上升。虽然这不是美西方国家对中国警惕性增强的根本原因，但中国的高调宣传的确刺激了美西方国家敏感的神经。
特朗普上台以后，一直强调“美国优先”，将美国的利益置于与其他国家发展关系时的第一位。尽管中国在特朗普执政之初，也试图通过进一步加强与美国的高层战略对话和密切经贸关系，来维护中美两国关系的平稳发展。但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挑起的民粹主义和经济保护主义极大的刺激了美国民众对中国崛起的威胁紧迫感，而特朗普政府高官的频繁换人也使得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经常处于不确定性。特朗普一边依仗美国对中国的优势，对中国挑起贸易战，并极尽讹诈之能，试图从中国拿走更大的利益，但同时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不断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产业，不断加强对中美人文科技方面交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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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美国的战略界和政府、议会等机构中，充斥着对华强硬的少壮派，而原来对中国认知比较理性的知华派则随着年龄的增加和国内社会民意的发展变化，基本上都已经退出政治舞台和靠边站了。美国现在“政治正确”的一种就是对华强硬。这不仅是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共识，更是美国社会精英层的主流认识。这样的共识导致的后果就是美国把中国作为主要竞争对手，作为主要的战略威胁，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损害美国的利益。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的综合实力越来越强，美国人越来越将中国视为同一级别的竞争者。
美国人自己表示，在美国以往的历史中，从来没有遇到过像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如此巨大体量的竞争对手。在冷战时期前苏联最强大的时候，人口尽管比美国多15%，经济体量大约是美国的2/3，但是其经济体量是按照当年苏联官方定价的卢布对美元的汇率计算出来的，实际上至少被高估了3-5倍。中国现在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5倍，经济总量是美国的66%左右，但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中国GDP在十年前就已经超过美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认定，仅从中国人口数量财富和内部制度来看，中国是美国在中长期的最大威胁。
美国对于中国的恐惧还来源于中国共产党对于既定战略的实现能力。中国共产党在1982年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20世纪末GDP翻一番和第二步实现小康都已经实现了，而第3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收入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现在来看实现应该没有问题。中国共产党在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作出战略安排，提出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前看已经基本实现。“从2020-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如果按照现在的发展速度，这个目标实现也没有问题。
这对于中国的民众而言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因为中国共产党承诺的事情一般都会实现。但对于美国政客和社会精英层而言，这是一个可怕的噩梦，因为他们认为如果14亿中国人都能过上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生活，这个世界将无法承受。美国总统奥巴马就曾表示，如果中国人过上了美国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地球根本承受不了。其实说白了就是美国人不愿放弃现在已有的利益和生活水准，美国认为要阻止这样的灾难，就必须对中国进行打压和遏制，避免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导致其主导的整个世界的崩溃。
曾经被视为中美两国关系压舱石的经贸合作，现在随着两国经济体量越来越接近，反而成为了两国发生冲突的重要性内容。这是一种类型的“后发国家陷阱”。这也能说明中美两国近年来协作不多而冲突越来越多的原因。早已习惯于在苏联解体后做世界霸主的美国开始对中国的自信感到不快，而有着遭受近一个世纪外国统治的屈辱记忆的中国也决心不再向外国人卑躬屈膝。实际上双方都在对方的刺激下陷入不断升级敌意的恶性循环而不能自拔。这种恶性循环使得双方都越来越成为对方的“合格反对者”。
在以华人学者为关键角色的特朗普对华政策制定团队的引导下，美国将中国的外交视为原则性的现实主义，将中国提出的双赢、相互尊重等解读为毫无意义的陈词滥调。特朗普政府更是对中国多次重复且富含哲学意蕴的“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这句话，根本不予理会。特朗普政府还彻底撕破了对华政策的虚伪外衣，在今年5月发布的《美国对中国战略方针》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抛弃对中国的接触政策，要转而加强对中国的围堵和遏制。美国现在奉行的行动准则就是“太平洋足够大，但容不下中国。”
美国现在挑明了就是要遏制和围堵中国，这倒让中国反而难办了，因为美国的明确表态缩小了中国对美国外交战略的弹性空间。以往中美之间的关系中，出于维护两国关系平稳发展的需要，美国往往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台湾、香港、南海等问题上保持谨言慎行。但现在美国已经撕下了脸，未来在南海、台湾、香港以及人权等问题上必然会对中国进行更加猛烈的发难。这也就必然会导致中美两国的对抗与摩擦会更加的激烈，甚至是在军事行动对峙中出现擦枪走火都有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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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来看，中美两国关系的恶化对两国都有着很大的不利影响。如果按照一般的国际关系的视角来看，国家为了利益是不会让两国关系失控。但特朗普政府现在对华强硬，祭出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两败俱伤做法。特朗普政府现在的做法更趋向于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即便付出较大的代价也要全力扼杀中国。从上个月两国外交高层在夏威夷的会晤来看，美国并没有改善当前两国关系现状的意愿，而是出于国内政治的需要做秀。双方在如此高级别的会晤中竟然没有达成任何有建设性的共识，只是互相向对方重复了对各自关心的问题上的立场。这可以清晰的表明了美国在未来对发展与中国关系上的消极态度。
今年初，中美两国达成了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尽管新冠病毒疫情的爆发延缓了两国进一步就第二阶段贸易协议协商的进程。但是显而易见的是，在未来第二阶段的贸易协议谈判中，美国必然会提出涉及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等深层次的问题。美国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对中国的优势高科技产业进行打压。新冠病毒疫情进一步恶化了中美两国国内对各自的看法。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众对中国的负面认识创下了近10年来的新高。中国民众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负面认识也进入了一个新境界，许多对美国民主制度还有好感的中国知识分子也纷纷“粉转黑”。这实际上反映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动向，那就是两国社会的民意正在进行“软脱钩”，即对各自国家的正面的认识正在减弱。这必然也会带来两国未来加强合作的意愿减弱。
美国现在也正在推动美国企业包括其他外国企业迁离中国，以便能够推进与中国的经济脱钩。特朗普团队的核心成员、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更是提出，美国企业从中国迁回美国的搬迁费用可以由美国政府全部支付。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毕竟中国是很多美国企业利润的重要来源地。根据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C）7月1日发布的《2000–2017年美国跨国企业在华活动趋势》报告，美国企业在华商业资产总额自2000年起增长15倍，并且经营活动逐渐远离制造端，向研发等高附加值的活动靠近。这表明了两国企业的合作已经逐渐从产业链的低端转向高端，从价值链的低端转向中高端。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更因为中国有世界上最高效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体系，有最完善的工业门类制造体系。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企业是国际社会中最敏感的神经，尽管会受到国家间政治的影响，但更多的时候是利益的驱使！
近年来中美两国围绕着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都在加强国际影响力的竞争。美国不断寻求盟友的支持，推动盟友与其一道对中国进行围堵和遏制。尽管由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导致盟友对没出现“信任赤字”，但在关键的时候盟友仍然会同美国站在一起。同时，美国还试图通过价值理念和一些小额援助，来拉拢分化与中国保持传统友好的亚非拉国家国家。中国则继续通过密切经贸合作、加强第三方合作等手段，深化与美国盟友和伙伴国家的关系。同时，中国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在促进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不断巩固与这些国家的友好关系。可以看到的是，价值观与政治制度一致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会形成集团来对抗中国。这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是很难实现的。现实情况是，每个国家都想从中国和美国的对抗中寻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而不愿选边站队。
历史的发展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发展演化而来。国家关系的变化也都是在一定时期内量变到质变的体现。中美关系的发展从建交后的“蜜月期”到后来的“平稳期”，再到现在进入“对抗期”，这与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和两国实力逐渐的变化对比有着密切的关系。中美关系未来走向何方，这是一个由作用力和反作用力共同决定的进程。中国仍然是中美关系中的被动方，但同时也是中美关系中的最大变量。这就决定了中国如果按照美国制定的规则与美国进行游戏博弈，其后果必然是遭到失败，但中国如果完全抛开美国制定的规则，在实力对比仍有差距的情况下，面对的后果也是失败。
对中国而言，最好的方式仍然是利用好现有的规则，有理有节的坚定做好对美斗争。历史上，任何一个大国的大国地位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别国给的，而是斗争出来的。但斗争不是要斗气打嘴仗，而是要以更加的开放打败美国的狭隘，以进一步的改革击溃美国的保守，以全面的发展赢得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