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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試淄川，古稱般陽，因位於般河北面，般水之陽而得名，是一座歷史悠久的古城，久遠而厚重。般陽故城按現在的位置大約東至東關村附近，西至孝婦河，南至般河及開河村，北至松齡路。
2014年，在留仙湖北側孝婦河畔修建某商業地產挖地基時，發現了一段用石灰石灰土夯成，外包巨石的古城牆牆基。說起淄川古城，那真的是非常有年頭的。
據說在夏商時，淄川屬青州之域，戰國時為孟嘗君食邑，秦時屬齊郡，但何時建城已無考證。據《漢書》卷二十八地理志記載：“濟南郡，故齊。文帝十六年別為濟南國。景帝二年為郡。莽曰樂安。屬青州。戶十四萬七百六十一，口六十四萬二千八百八十四。縣十四：東平陵，有工官司、鐵官。鄒平，臺，莽曰臺治。梁鄒，土鼓，於陵，都尉治。莽曰於陸。陽丘，般陽，莽曰濟南亭。……”這是關於般陽最早的記載。西漢景帝二年（公元前155年）在此設般陽縣，隋開皇十八年（公元598年）取名淄川縣，隨後歷朝歷代設縣、州、郡、路等治所，建國後淄川撤縣設區。
淄川城起初為土城，歷代都有修繕，但直到明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才改建為石城。
漢初般陽設縣後，古城曾有四個城門，城門外有四座橋相連，四門四橋，非常別緻。般陽故城城垣，舊志記載：“淄川土城，周圍七里三十步，城高二丈，池深八尺，闊一丈五尺，四門皆砌以磚，各設更樓。”四門各有其名，分別為“東門迎仙，西門迎清，南門迎燻，北門迎恩”，四門之外各建一古橋，分別為“東關迎仙橋，西關六龍橋，南關靈虹橋，北關濟川橋。”在這城牆的西北方向有一座十分敦厚的石橋，便是連接般陽西門的六龍橋，也是目前唯一能見到的古橋。
六龍橋坐落於淄川城西門外，跨孝婦河，連接西關大街東首，民間稱西關大橋。它是西通省府、南達博山、北去張店的咽喉要道。其前身古稱“孝感橋”，始建年代無從考證，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淄川縣誌》載：“孝感橋，縣治西門外孝婦河上，廢。”這便是六龍橋的前身。明萬曆四十三年（公元1615年），知縣王時和建石橋，並於橋上宴請當年中舉的六位舉人，故稱其為“六龍橋。但因故工程並未完全完工。天啟四年（公元1624年）在邑人張至發、韓浚等人的號召下，鄉紳士庶各捐資力接前續建，歷時三年建造完成，故此橋曾有“王公任始，張公成終”的說法。
六龍橋歷經數朝，飽經洪水肆虐，屢毀屢建。據史料記載，六龍橋自建成，前後被大水沖毀過九次。新中國成立後，1956年整修六龍橋，由磚砌橋欄改建為鋼筋混凝土橋欄。1981年，為適應交通量逐年提高的需要，將其整修改建，用鋼筋混凝土板在橋的兩側各加寬2米作為人行道，兩側改為鑄鐵欄杆，並鋪瀝青橋面。2005年再次重修加固，去掉了混凝土板的人行道和鑄鐵橋欄，用花崗岩蘑菇石漿砌，將舊橋全部包裹起來，加以保護，就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樣子。橋身南北兩側六個大孔拱頂上部，有雕刻的龍頭探出橋身，張嘴瞪眼，形象生動。橋面兩側雕欄畫杆，並增加了龍的裝飾，使古橋煥然一新，造型別具一格。
六龍橋是連接淄川城西門的橋樑，也就是說，我們看到的這段城牆應該是淄川城的西牆，具體建成年代，無可考證。其實早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在不遠處的留仙湖公園內，湖的北岸東側就已經發現了一段古城牆，據考古勘測證實，那是一段漢代的夯土城牆。
據史料記載，淄川的古城牆，在漢初設般陽縣時建造，當時為土城。留仙湖畔這段漢代古城牆保存還算完好，長約30米，寬4米高約6米，人工搗鑿的痕跡清晰可辨，從而也證實了淄川的城防系統建設至少從漢代就已經開始了。
關於淄川的老城牆，老一輩的淄川人都知道，舊時的淄川周邊有高大的城牆護衛，“鐵打的淄川，鋼打的濰縣，紙糊的濟南”，說的就是淄川高大的城牆，難以攻克，護衛著一方城池。從這兩處的古城牆牆基來看，都是用石灰石灰土夯築而成，層層分明，堅硬無比。
淄川土城前後幾經多次重建，明弘治十四年(公元1501年)，時任淄川縣知縣楊武重修淄川城，巧妙的利用孝婦河和山川走勢，將淄川城修建成了一座龜形城，“以西南為首，四門為足，預備倉為腹，東北隅為尾”，依靠自然河流充當護城河雖然可以節約建設城防系統的成本，但也帶來了不少工程隱患。因為當時的淄川城牆採用的是泥土夯實建築，外面砌磚，這種牆體是經受不住河水多年侵襲的。真正讓淄川城防系統升級到“鐵打的淄川”是在崇禎年間。
我們在追憶淄川古城固若金湯的時候，有一個人不能不提——那就是崇禎年間內閣首輔，淄川人士張至發。
張至發（公元1573—1642年），字聖鵠，號憲松，淄川人，萬曆二十九年（1601年）進士，歷任玉田縣知縣，禮部主事、御史，大理寺丞，刑部右侍郎，東閣大學士，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崇禎八年（1635年），張至發入職內閣，成為“宰相”。
正是明崇禎九年（公元1636年）時任內閣首輔的淄川人張至發認為淄川“北出而窺燕趙，疾趨一晝夜，則步步平壤……淄雖彈丸黑子，亦咽喉重地”，戰略位置十分重要，土城對於淄川毫無意義，必須升級為石城。在其倡議、策動乃至資助下，由時任知縣韓承宣，對城防系統進行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升級改造，將土城建為石城。崇禎十一年(1638年)，張至發離職回到淄川老家，實地考察城防系統後，又發動集資修城，他本人帶頭捐資，賜敕優獎。淄川城實現了由土城到石城的飛躍，鐵打的淄川城形成，進入全盛時期。
但此後卻經歷了接連不斷的戰火洗禮，從明清時期的農民起義，到近現代戰爭都在這座古城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痕跡。特別是在熱兵器時代，城牆和護城河已經越來越顯得無足輕重了。
光陰荏苒，城牆隨著舊城改造的步伐而逐漸湮沒於時代的潮流中，時至今日，僅剩為數不多的幾處遺蹟可供後人憑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