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給父母上墳
1919年10月，毛澤東的母親文七妹去世後，毛澤東深深沉浸在悲痛之中。為了表達對母親的深情，讚揚母親的賢良美德，他懷著十分崇敬和沉痛的心情，寫下了《祭母文》。文中寫道：“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遠近親疏，一皆覆載。愷惻慈祥，感動庶匯。愛力所及，原本真誠。不作誑言，不存欺心。……病時攬手，酸心結腸。但呼兒輩，各務為良。”毛澤東投身革命，轉戰南北幾十年，始終懷念已逝的母親，就是在新中國成立多年以後，依然如此。
1959年毛澤東回到湖南韶山後，略微休息一會兒，即起身從住地往外走，當時隨同人員還以為毛澤東是外出散步，或去訪問老友，或去舊居看看，結果都不是。毛澤東卻向一座長滿青松翠柏的小山走去。這座小山當時連路都沒有，毛澤東走上小山後，隨同的人都還不知他的意圖是什麼。大家又走了一會兒，發現一座小小的墳墓，一看碑文，才知道是毛澤東的父母之墓。當時毛澤東恭恭敬敬地站下，行了一個禮。隨同的人也都行了一個禮。這時大家都很後悔沒有問主席，不僅沒準備一個花圈，連一個紙紮的白花都沒有準備。幸而當時陪同去的一位青年馬上折下一些松枝捆成一束，遞給毛澤東。毛澤東滿懷深情地將松枝放在墓前。回來後，毛澤東對隨同人員說：“我們共產黨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迷信什麼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黨、同志、老師、朋友也，還得承認。我下次再回來，還要去看看他們二位。”
朱德著文憶母親
1944年4月，當在延安的朱德得知遠在四川儀隴老家的86歲的母親病逝的消息後，寫了一篇題為《回憶我的母親》（1944年4月5日《解放日報》刊載）的祭文。
文中寫道：“……母親這樣地整日勞碌著。我到四五歲時就很自然地在旁邊幫她的忙，到八九歲時就不但能挑能背，還會種地了。記得那時我從私塾回家，常見母親在灶上汗流滿面地燒飯，我就悄悄把書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節裡，我上午讀書，下午種地；一到農忙，便整日在地裡跟著母親勞動。……在民國八年（1919年）我曾經把父親和母親接出來。但是他倆勞動慣了，離開土地就不舒服，所以還是回了家。……抗戰以後，我才能和家裡通信。母親知道我所做的事業，她期望著中國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們黨的困難，依然在家裡過著勤勞的農婦生活。七年中間，我曾寄回幾百元錢和幾張自己的照片給母親。母親年老了，但她永遠想念著我，如同我永遠想念著她一樣。……母親現在離我而去了，我將永不能再見她一面了，這個哀痛是無法補救的。母親是一個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國千百萬勞動人民中的一員，但是，正是這千百萬人創造了和創造著中國的歷史。我用什麼方法來報答母親的深恩呢？我將繼續盡忠於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盡忠於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國共產黨，使和母親同樣生活著的人能夠過快樂的生活。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願母親在地下安息！”
鄧小平贍養繼母
對鄧小平來說，夏伯根老人既不是生母，也不是養母。鄧小平的生母在1926年病故。夏伯根是在丈夫病故後嫁給鄧小平的父親的。1950年春的一天（這時鄧小平的父親早已病逝），當夏伯根得知鄧小平已率領第二野戰軍駐紮在重慶的消息後，立刻來到重慶。鄧小平第一次見到這位只比自己大5歲的繼母后，說：“留下來，我們一起生活，夏媽媽！今後我們給你養老！”從此，鄧小平就承擔起了贍養繼母的義務。
1952年鄧小平調到中央工作後，又將繼母接到北京。夏伯根老人在跟隨鄧小平一家生活的日子裡，鄧小平夫婦待她很好，從來不分你我，在言語、飲食、衛生、穿戴等方面，都十分周全地想到老人，安撫老人，使她晚年心情十分愉快。更值得一提的是，鄧小平在“文革”中被打倒，在下放到江西的日子裡，夏伯根老人和鄧小平夫婦一起相依為命，熬過了那段艱難歲月。鄧小平既要照顧卓琳的生活，又不讓年事已高的繼母再承擔過重的家務，便挑起了家務勞動的重擔。家裡的重活髒活，如劈柴、生火、做飯、擦地板等都由鄧小平來幹。鄧小平夫婦與繼母和睦相處，幾十年如一日。夏伯根老人能夠高壽（2001年病逝，101歲），與鄧小平夫婦對她的關心和照顧是分不開的。
彭德懷替父親分擔養家的重擔
彭德懷8歲那年，父親患了癆病，從此就一點兒重活都不能幹了。緊接著，母親又被病魔奪去了年輕的生命。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家裡無米下鍋。可是，當70歲的奶奶要帶著他和弟弟去討飯時，彭德懷說什麼也不肯去，並對奶奶說：“我再也不去討飯了，我要砍柴換錢買米吃！”說著就拿起扁擔，操起柴刀，毅然朝遠處的高山走去。從此，10歲的彭德懷就用他那瘦小的肩膀，幫助父親挑起了養家的重擔。他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天黑了以後才回家，砍柴換米，有時還給地主放牛。
有一天，彭德懷餓著肚子上山挖樹根，由於他早已累得精疲力盡，忽然身子一歪，胳膊肘重重地撞到樹根上骨折了，並疼得昏倒在了樹坑裡。當他醒來的時候，父親已經把他抱回家。過了幾天，彭德懷的胳膊還沒有痊癒就要去砍柴。奶奶勸慰他說等傷好了再去，彭德懷說什麼也不肯。就這樣，彭德懷拖著一隻受傷的胳膊，用一隻手繼續上山砍柴或去放牛。小小年紀的彭德懷在水深火熱的艱苦歲月裡，為了替父親分擔養家的重擔，歷盡了千辛萬苦。
劉伯承為母分憂
劉伯承小時候家境貧寒。父親去世後，為了給父親買口棺材下葬，只好借了40吊錢的高利貸，使本來就十分貧困的家境又雪上加霜，年僅15歲的劉伯承就和母親一起承擔起了全家7口人的生活重擔，並且成為了全家的主事人。他為了償還安葬父親時所借的高利貸，像成年人一樣，每天天剛放亮就起床，日落之後才回家，精心地侍弄家裡的那幾畝薄田。但終因土地貧瘠，一年下來除了還債外所剩無幾。
除了種好家裡的幾畝田外，劉伯承還到有錢的人家裡打短工，掙幾個銅板或換幾升米回來，這樣就能改善一下家裡的伙食。可一到農閒時，他就特別著急，因為這個時候，誰家也不僱短工。聽說御河溝煤廠用人挑煤，劉伯承回家就和母親說了，可母親說什麼也不同意。劉伯承知道母親擔心自己，可好不容易有這麼個掙錢的機會，怎麼也不能把機會放過。於是，他向母親說，自己會多加註意，肯定不會出危險。母親只好答應了他。劉伯承為了每天多挑幾趟煤，多掙些錢，總是天不亮就起床，去煤廠幹活。可晚上一回到家裡，磨破了皮的肩膀鑽心似的痛，兩條就像灌了鉛的腿，每走一步都很費勁，腰痠背痛簡直難以忍受。他怕母親看了難過，總是裝著一副輕鬆的樣子。
李先念用肉湯孝敬父母
1931年6月23日，李先念當選為鄂豫皖蘇區陂安南縣蘇維埃政府第一任主席。10月中旬，上級來了通知，要求縣以下各級黨員幹部都要帶頭參加紅軍。李先念第一個報了名。出發的當天，新任縣委書記郭述申派人買來一頭肥豬和一大缸米酒，為李先念和參軍的青年送行。將要開飯時，李先念被上級派來視察工作的人找去談話，未能同大夥一起就餐。細心的縣委書記讓人給他留了一碗米酒和一碗肉湯。隨隊出發前，李先念又想起了在家的父母。他對通信員說：“你辛苦一趟，給我父母捎個信，就說部隊要遠行了，我工作忙，不能向他們告別，讓他們保重身體，不要為我擔憂。我沒什麼送給他們的，順便把這碗肉湯留給他們。”聽說兒子參加了紅軍，又要遠行，母親不顧通信員的勸阻，非要為兒子送行不可。當她急急忙忙來到廟嘴灣時，李先念已帶著隊伍出發了。
1932年8月的一天，聽到李先念帶領紅軍打回來了的消息後，母親就帶上家裡的全部積蓄——兩塊銀元上路了。李先念這時已是紅四方面軍第四軍第十一師政委了，此時正在指揮戰士與敵人進行激烈戰鬥。當他突然看到通信員把母親帶到眼前時，馬上喊道：“娘，打著你怎麼辦？快下去!”母親望著兩眼發紅的兒子，湊上去，拍拍兒子身上的泥土，然後從衣袋中掏出兩塊銀元，裝進兒子的口袋，離開了戰場。
聶榮臻為母親畫像
1921年夏，正在法國里昂中法大學讀書的聶榮臻看到法國的油畫畫得很好，便有心將出國時帶來的母親的照片畫成油畫帶回家去，以孝敬她老人家。可是，當他拿著母親的照片去找畫館時，在街上突然聽到有人在用生硬的法語叫喊“看小腳喲”。聶榮臻擠進人群一看，原來是一個官吏模樣的中國人，正帶著一纏足女子，把小腳當成把戲給外國人看，以換取法郎，引得洋人們鬨堂大笑。看到那可憐婦女的小腳，想到母親也有一雙小腳，為了不讓母親遭人嘲笑，聶榮臻毅然把母親的照片剪成半身像拿去繪畫。想到母親舊意識較濃，怕她老人家見到半身像不高興，聶榮臻特意寫信給母親解釋了此事。
1922年初，聶榮臻在信中寫道：“……出現小足，不便給予外（國）人（看）……現男欲將母親之像下半身截去，畫成半身像。不然不但外人嘲笑而矣（已），而畫像者（也）以為奇，必定又將母親拍照，弄出許多討厭事來，男心實不安，若有同學識之，尤受罵不淺。”“所以男以為半身是無妨的，不知我母親心中歡喜否。”後來，聶榮臻到比利時沙洛瓦勞動大學求學時，託表兄熊國平將母親油畫畫像帶回四川江津老家交給了母親。全家人看了畫像都非常高興，母親手捧畫像，熱淚盈眶。
廖承志“事母至孝”
廖承志，國民黨左派廖仲愷之子，新中國成立後，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等職。新中國成立不久，廖承志住在母親何香凝隔壁。每天早上上班前，他必定到母親屋裡問問母親的身體、睡眠等情況。廖承志的女兒廖茗後來回憶說：“如果祖母正在作畫，父親就磨墨、調色、鋪紙。有時還在祖母的山水畫上補一兩個‘公仔’（粵語，人物），使畫面立即充滿意趣與生機……”廖承志的行為常常使何香凝樂呵呵地讚賞不已。儘管何香凝年事已高，但她每天早晨必燉一碗濃濃的紅棗湯給兒子喝，說這對身體十分有益。廖承志則總在母親面前一飲而盡。每當何香凝接過空碗，都感到無限欣慰。
“文革”中的1967年，廖承志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隔離審查。後來，周恩來為了保護廖承志，以寫檢查的名義安排他住進了中南海，與外界隔絕。每週當夫人經普椿來看望他時，廖承志劈頭就問的一句話常是：“媽媽好不好？飲食如何？”20世紀30年代初在柏林與何香凝密切交往的胡蘭畦，在年近90歲時曾撰文稱讚廖承志“事母至孝，感情深厚”。她回憶有一次廖承志從漢堡去看望母親，“發現何先生手上貼一塊膠布，他硬拉著媽媽的手坐下來按摩了一兩個小時”。她還回憶說：肥仔（廖承志）千方百計地取悅母親，他個性幽默詼諧，常常繪聲繪色地給母親講笑話。只要有肥仔在身邊，友人就能見到何香凝開懷大笑。
許世友五跪慈母
許世友13歲時父親便去世了。有一天，許世友到山上挖野菜回家晚了，見母親迎著寒風站在村口等他，心疼地跪在地上對母親說：“娘，俺曉得你最疼俺，俺這一輩子不管有沒有出息，一定盡心奉養您！”許世友16歲那年，誤傷了一個地主的兒子，地主便勾結官府到處追捕他。一年後，許世友悄悄回到家中，跪在母親面前，喊了一聲：“娘，俺走後，讓您老受苦了！”許世友投身革命鬥爭之後，反動派對他恨之入骨，曾幾次抄他的家，許世友的母親被迫帶著兩個女兒逃到外鄉。
有一次在行軍路上，許世友偶遇正在沿街乞討的母親和妹妹，難過得淚如泉湧，一下子跪在母親面前，泣不成聲：“娘，孩兒不孝，連累您老人家無處安身！”
1949年，已是山東軍區司令員的許世友把年邁的母親接到了山東。當母親從吉普車裡走出來後，許世友叫了一聲：“娘！”隨後就面對著數十名官兵，淚如泉湧，跪在了地上。母親心疼地說：“孩子，快起來，一個大將軍怎麼能當著這麼多部下跪我一個老太婆！”許世友卻說：“我當再大的官，還是您的兒，您老就讓我多跪會兒吧，這樣我心裡好受些！”勤勞慣了的母親在城裡住了不到一個月，便返回了家鄉。
1959年春，許世友思母心切，請假回家後，當他看到母親揹著柴草，馬上快步跑過去，接過母親背上的柴草，然後跪倒在母親面前說：“娘，您這麼大年紀了還上山砍柴，兒心裡實在難過啊！”直到母親答應再也不上山砍柴了，許世友才站起來。在以後的歲月裡，許世友每月都從自己的工資裡省出一部分寄給生產隊：一是委託生產隊為母親買糧吃，一是請生產隊抽一名女孩照顧母親。
馬本齋以忠盡孝
馬本齋（1901—1944），回族，河北獻縣人。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消息傳到了馬本齋的家鄉東辛莊後，他與母親商量：國難當頭，回族人作為中華民族的子孫，決不能袖手旁觀！開明的母親十分贊成他的意見。於是馬本齋就領著村裡的一幫小夥子習拳練武，準備來日對付日軍。1937年8月30日，東辛莊“回民義勇隊”宣告成立，馬本齋被推舉為隊長。他後來率領隊伍開赴抗日殺敵的戰場，打翻日軍的軍用卡車，阻擊下鄉騷擾的漢奸隊伍，並於1938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
1941年，為了招降馬本齋，日軍血洗東辛莊後，抓走了馬本齋的母親。馬本齋聽到母親被抓的消息後，心如刀絞，但是在戰士們一片救馬母的呼聲中，他卻冷靜下來。他勸說戰士們不要輕舉妄動，要把國恨家仇牢牢記在心裡，跟著共產黨，一心打日軍，解放千千萬萬受苦受難的母親。馬母被捕後，大義凜然，拒絕敵人的威脅利誘，以絕食同敵人鬥爭，直至最後英勇犧牲。馬本齋聽到母親為國殉難的消息後，萬分悲痛，寫了一首深切悼念母親的詩：“寧為玉碎潔無瑕，烽火輝映丹心花。賢母魂歸浩氣在，豈容日寇踐中華。”
後來，馬本齋擔任八路軍冀魯豫第三軍分區司令員兼回民支隊司令員，率部在冀魯豫平原上進行了大小數百次的戰鬥，取得了反“掃蕩”戰鬥的多次勝利。1944年2月7日，馬本齋在山東省莘縣不幸病逝。
孝敬父母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並在中華大地上代代相傳。現把蒐集到的一些老一輩革命家孝敬父母的感人事蹟實錄如下，以饗廣大讀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