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给父母上坟
1919年10月，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去世后，毛泽东深深沉浸在悲痛之中。为了表达对母亲的深情，赞扬母亲的贤良美德，他怀着十分崇敬和沉痛的心情，写下了《祭母文》。文中写道：“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毛泽东投身革命，转战南北几十年，始终怀念已逝的母亲，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多年以后，依然如此。
1959年毛泽东回到湖南韶山后，略微休息一会儿，即起身从住地往外走，当时随同人员还以为毛泽东是外出散步，或去访问老友，或去旧居看看，结果都不是。毛泽东却向一座长满青松翠柏的小山走去。这座小山当时连路都没有，毛泽东走上小山后，随同的人都还不知他的意图是什么。大家又走了一会儿，发现一座小小的坟墓，一看碑文，才知道是毛泽东的父母之墓。当时毛泽东恭恭敬敬地站下，行了一个礼。随同的人也都行了一个礼。这时大家都很后悔没有问主席，不仅没准备一个花圈，连一个纸扎的白花都没有准备。幸而当时陪同去的一位青年马上折下一些松枝捆成一束，递给毛泽东。毛泽东满怀深情地将松枝放在墓前。回来后，毛泽东对随同人员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要去看看他们二位。”
朱德著文忆母亲
1944年4月，当在延安的朱德得知远在四川仪陇老家的86岁的母亲病逝的消息后，写了一篇题为《回忆我的母亲》（1944年4月5日《解放日报》刊载）的祭文。
文中写道：“……母亲这样地整日劳碌着。我到四五岁时就很自然地在旁边帮她的忙，到八九岁时就不但能挑能背，还会种地了。记得那时我从私塾回家，常见母亲在灶上汗流满面地烧饭，我就悄悄把书一放，挑水或放牛去了。有的季节里，我上午读书，下午种地；一到农忙，便整日在地里跟着母亲劳动。……在民国八年（1919年）我曾经把父亲和母亲接出来。但是他俩劳动惯了，离开土地就不舒服，所以还是回了家。……抗战以后，我才能和家里通信。母亲知道我所做的事业，她期望着中国民族解放的成功。她知道我们党的困难，依然在家里过着勤劳的农妇生活。七年中间，我曾寄回几百元钱和几张自己的照片给母亲。母亲年老了，但她永远想念着我，如同我永远想念着她一样。……母亲现在离我而去了，我将永不能再见她一面了，这个哀痛是无法补救的。母亲是一个平凡的人，她只是中国千百万劳动人民中的一员，但是，正是这千百万人创造了和创造着中国的历史。我用什么方法来报答母亲的深恩呢？我将继续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尽忠于我们的民族和人民的希望——中国共产党，使和母亲同样生活着的人能够过快乐的生活。这是我能做到的，一定能做到的。愿母亲在地下安息！”
邓小平赡养继母
对邓小平来说，夏伯根老人既不是生母，也不是养母。邓小平的生母在1926年病故。夏伯根是在丈夫病故后嫁给邓小平的父亲的。1950年春的一天（这时邓小平的父亲早已病逝），当夏伯根得知邓小平已率领第二野战军驻扎在重庆的消息后，立刻来到重庆。邓小平第一次见到这位只比自己大5岁的继母后，说：“留下来，我们一起生活，夏妈妈！今后我们给你养老！”从此，邓小平就承担起了赡养继母的义务。
1952年邓小平调到中央工作后，又将继母接到北京。夏伯根老人在跟随邓小平一家生活的日子里，邓小平夫妇待她很好，从来不分你我，在言语、饮食、卫生、穿戴等方面，都十分周全地想到老人，安抚老人，使她晚年心情十分愉快。更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文革”中被打倒，在下放到江西的日子里，夏伯根老人和邓小平夫妇一起相依为命，熬过了那段艰难岁月。邓小平既要照顾卓琳的生活，又不让年事已高的继母再承担过重的家务，便挑起了家务劳动的重担。家里的重活脏活，如劈柴、生火、做饭、擦地板等都由邓小平来干。邓小平夫妇与继母和睦相处，几十年如一日。夏伯根老人能够高寿（2001年病逝，101岁），与邓小平夫妇对她的关心和照顾是分不开的。
彭德怀替父亲分担养家的重担
彭德怀8岁那年，父亲患了痨病，从此就一点儿重活都不能干了。紧接着，母亲又被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家里无米下锅。可是，当70岁的奶奶要带着他和弟弟去讨饭时，彭德怀说什么也不肯去，并对奶奶说：“我再也不去讨饭了，我要砍柴换钱买米吃！”说着就拿起扁担，操起柴刀，毅然朝远处的高山走去。从此，10岁的彭德怀就用他那瘦小的肩膀，帮助父亲挑起了养家的重担。他每天天不亮就上山，天黑了以后才回家，砍柴换米，有时还给地主放牛。
有一天，彭德怀饿着肚子上山挖树根，由于他早已累得精疲力尽，忽然身子一歪，胳膊肘重重地撞到树根上骨折了，并疼得昏倒在了树坑里。当他醒来的时候，父亲已经把他抱回家。过了几天，彭德怀的胳膊还没有痊愈就要去砍柴。奶奶劝慰他说等伤好了再去，彭德怀说什么也不肯。就这样，彭德怀拖着一只受伤的胳膊，用一只手继续上山砍柴或去放牛。小小年纪的彭德怀在水深火热的艰苦岁月里，为了替父亲分担养家的重担，历尽了千辛万苦。
刘伯承为母分忧
刘伯承小时候家境贫寒。父亲去世后，为了给父亲买口棺材下葬，只好借了40吊钱的高利贷，使本来就十分贫困的家境又雪上加霜，年仅15岁的刘伯承就和母亲一起承担起了全家7口人的生活重担，并且成为了全家的主事人。他为了偿还安葬父亲时所借的高利贷，像成年人一样，每天天刚放亮就起床，日落之后才回家，精心地侍弄家里的那几亩薄田。但终因土地贫瘠，一年下来除了还债外所剩无几。
除了种好家里的几亩田外，刘伯承还到有钱的人家里打短工，挣几个铜板或换几升米回来，这样就能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可一到农闲时，他就特别着急，因为这个时候，谁家也不雇短工。听说御河沟煤厂用人挑煤，刘伯承回家就和母亲说了，可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刘伯承知道母亲担心自己，可好不容易有这么个挣钱的机会，怎么也不能把机会放过。于是，他向母亲说，自己会多加注意，肯定不会出危险。母亲只好答应了他。刘伯承为了每天多挑几趟煤，多挣些钱，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去煤厂干活。可晚上一回到家里，磨破了皮的肩膀钻心似的痛，两条就像灌了铅的腿，每走一步都很费劲，腰酸背痛简直难以忍受。他怕母亲看了难过，总是装着一副轻松的样子。
李先念用肉汤孝敬父母
1931年6月23日，李先念当选为鄂豫皖苏区陂安南县苏维埃政府第一任主席。10月中旬，上级来了通知，要求县以下各级党员干部都要带头参加红军。李先念第一个报了名。出发的当天，新任县委书记郭述申派人买来一头肥猪和一大缸米酒，为李先念和参军的青年送行。将要开饭时，李先念被上级派来视察工作的人找去谈话，未能同大伙一起就餐。细心的县委书记让人给他留了一碗米酒和一碗肉汤。随队出发前，李先念又想起了在家的父母。他对通信员说：“你辛苦一趟，给我父母捎个信，就说部队要远行了，我工作忙，不能向他们告别，让他们保重身体，不要为我担忧。我没什么送给他们的，顺便把这碗肉汤留给他们。”听说儿子参加了红军，又要远行，母亲不顾通信员的劝阻，非要为儿子送行不可。当她急急忙忙来到庙嘴湾时，李先念已带着队伍出发了。
1932年8月的一天，听到李先念带领红军打回来了的消息后，母亲就带上家里的全部积蓄——两块银元上路了。李先念这时已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十一师政委了，此时正在指挥战士与敌人进行激烈战斗。当他突然看到通信员把母亲带到眼前时，马上喊道：“娘，打着你怎么办？快下去!”母亲望着两眼发红的儿子，凑上去，拍拍儿子身上的泥土，然后从衣袋中掏出两块银元，装进儿子的口袋，离开了战场。
聂荣臻为母亲画像
1921年夏，正在法国里昂中法大学读书的聂荣臻看到法国的油画画得很好，便有心将出国时带来的母亲的照片画成油画带回家去，以孝敬她老人家。可是，当他拿着母亲的照片去找画馆时，在街上突然听到有人在用生硬的法语叫喊“看小脚哟”。聂荣臻挤进人群一看，原来是一个官吏模样的中国人，正带着一缠足女子，把小脚当成把戏给外国人看，以换取法郎，引得洋人们哄堂大笑。看到那可怜妇女的小脚，想到母亲也有一双小脚，为了不让母亲遭人嘲笑，聂荣臻毅然把母亲的照片剪成半身像拿去绘画。想到母亲旧意识较浓，怕她老人家见到半身像不高兴，聂荣臻特意写信给母亲解释了此事。
1922年初，聂荣臻在信中写道：“……出现小足，不便给予外（国）人（看）……现男欲将母亲之像下半身截去，画成半身像。不然不但外人嘲笑而矣（已），而画像者（也）以为奇，必定又将母亲拍照，弄出许多讨厌事来，男心实不安，若有同学识之，尤受骂不浅。”“所以男以为半身是无妨的，不知我母亲心中欢喜否。”后来，聂荣臻到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求学时，托表兄熊国平将母亲油画画像带回四川江津老家交给了母亲。全家人看了画像都非常高兴，母亲手捧画像，热泪盈眶。
廖承志“事母至孝”
廖承志，国民党左派廖仲恺之子，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新中国成立不久，廖承志住在母亲何香凝隔壁。每天早上上班前，他必定到母亲屋里问问母亲的身体、睡眠等情况。廖承志的女儿廖茗后来回忆说：“如果祖母正在作画，父亲就磨墨、调色、铺纸。有时还在祖母的山水画上补一两个‘公仔’（粤语，人物），使画面立即充满意趣与生机……”廖承志的行为常常使何香凝乐呵呵地赞赏不已。尽管何香凝年事已高，但她每天早晨必炖一碗浓浓的红枣汤给儿子喝，说这对身体十分有益。廖承志则总在母亲面前一饮而尽。每当何香凝接过空碗，都感到无限欣慰。
“文革”中的1967年，廖承志被以莫须有的罪名隔离审查。后来，周恩来为了保护廖承志，以写检查的名义安排他住进了中南海，与外界隔绝。每周当夫人经普椿来看望他时，廖承志劈头就问的一句话常是：“妈妈好不好？饮食如何？”20世纪30年代初在柏林与何香凝密切交往的胡兰畦，在年近90岁时曾撰文称赞廖承志“事母至孝，感情深厚”。她回忆有一次廖承志从汉堡去看望母亲，“发现何先生手上贴一块胶布，他硬拉着妈妈的手坐下来按摩了一两个小时”。她还回忆说：肥仔（廖承志）千方百计地取悦母亲，他个性幽默诙谐，常常绘声绘色地给母亲讲笑话。只要有肥仔在身边，友人就能见到何香凝开怀大笑。
许世友五跪慈母
许世友13岁时父亲便去世了。有一天，许世友到山上挖野菜回家晚了，见母亲迎着寒风站在村口等他，心疼地跪在地上对母亲说：“娘，俺晓得你最疼俺，俺这一辈子不管有没有出息，一定尽心奉养您！”许世友16岁那年，误伤了一个地主的儿子，地主便勾结官府到处追捕他。一年后，许世友悄悄回到家中，跪在母亲面前，喊了一声：“娘，俺走后，让您老受苦了！”许世友投身革命斗争之后，反动派对他恨之入骨，曾几次抄他的家，许世友的母亲被迫带着两个女儿逃到外乡。
有一次在行军路上，许世友偶遇正在沿街乞讨的母亲和妹妹，难过得泪如泉涌，一下子跪在母亲面前，泣不成声：“娘，孩儿不孝，连累您老人家无处安身！”
1949年，已是山东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把年迈的母亲接到了山东。当母亲从吉普车里走出来后，许世友叫了一声：“娘！”随后就面对着数十名官兵，泪如泉涌，跪在了地上。母亲心疼地说：“孩子，快起来，一个大将军怎么能当着这么多部下跪我一个老太婆！”许世友却说：“我当再大的官，还是您的儿，您老就让我多跪会儿吧，这样我心里好受些！”勤劳惯了的母亲在城里住了不到一个月，便返回了家乡。
1959年春，许世友思母心切，请假回家后，当他看到母亲背着柴草，马上快步跑过去，接过母亲背上的柴草，然后跪倒在母亲面前说：“娘，您这么大年纪了还上山砍柴，儿心里实在难过啊！”直到母亲答应再也不上山砍柴了，许世友才站起来。在以后的岁月里，许世友每月都从自己的工资里省出一部分寄给生产队：一是委托生产队为母亲买粮吃，一是请生产队抽一名女孩照顾母亲。
马本斋以忠尽孝
马本斋（1901—1944），回族，河北献县人。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了马本斋的家乡东辛庄后，他与母亲商量：国难当头，回族人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决不能袖手旁观！开明的母亲十分赞成他的意见。于是马本斋就领着村里的一帮小伙子习拳练武，准备来日对付日军。1937年8月30日，东辛庄“回民义勇队”宣告成立，马本斋被推举为队长。他后来率领队伍开赴抗日杀敌的战场，打翻日军的军用卡车，阻击下乡骚扰的汉奸队伍，并于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1年，为了招降马本斋，日军血洗东辛庄后，抓走了马本斋的母亲。马本斋听到母亲被抓的消息后，心如刀绞，但是在战士们一片救马母的呼声中，他却冷静下来。他劝说战士们不要轻举妄动，要把国恨家仇牢牢记在心里，跟着共产党，一心打日军，解放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母亲。马母被捕后，大义凛然，拒绝敌人的威胁利诱，以绝食同敌人斗争，直至最后英勇牺牲。马本斋听到母亲为国殉难的消息后，万分悲痛，写了一首深切悼念母亲的诗：“宁为玉碎洁无瑕，烽火辉映丹心花。贤母魂归浩气在，岂容日寇践中华。”
后来，马本斋担任八路军冀鲁豫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率部在冀鲁豫平原上进行了大小数百次的战斗，取得了反“扫荡”战斗的多次胜利。1944年2月7日，马本斋在山东省莘县不幸病逝。
孝敬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在中华大地上代代相传。现把搜集到的一些老一辈革命家孝敬父母的感人事迹实录如下，以飨广大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