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思达
不管在后世那些文人士大夫的笔下写得有多么美好，仁宗朝对一般的普罗大众来说，都绝不是一个理想的时代。只要稍微翻看一下时人留下的资料就能明白，庆历年后的普通宋代百姓其实被压榨得有多苦。
出现这种局面，最直接原因就是宋夏战争所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宋夏战争爆发之后，北宋常年在西北用兵，同时还要留下足够的兵力防守辽国，监视国内。军队很快就增长到125万（庆历年间），几乎是北宋建国初期的6倍。虽然这支军队在对外战争中一败再败，但养军的费用却不能省下。庞大军费开支成为北宋政府财政的重头，也迅速压垮了整个财政。到了庆历年间，政府平均每年都有差不多300万缗的赤字，到了皇祐年间，不计其他，光钱这项的财政赤字就已经达到征收正赋的4倍之多。
如此大的财政赤字，宋仁宗和他的士大夫们也只能通过种种方法增加税收，无非就是扩大商、酒、盐税征收范围、玩弄手法加重税负、创造新征收项目等。特别是商、酒、盐等各种杂税的征收，到了庆历年间，下至果瓜都有税，使得收入增加到了仁宗即位之初的4倍，让正常的两税收入都显得比重下降了。显然，这种状况反映出的绝不是什么商业更加发达，而是剥削更加沉重，仁宗时代普通百姓，承担了比以往更多的重负。在这种情况下，爆发影响深远的贝州王则之乱，似乎也是在所难免的了。
庆历之际，弥勒教在河北路极为盛行，“自州县坊市，至于军营，外及乡村，无不向风而靡”（张方平《论京东西河北百姓传习妖教事》）。在这些信众中，有早年因为饥荒流落到北宋贝州（今河北邢台）参军的一名小军官王则，据说他当年离家之时，母亲为了日后重逢见面相认，在他背上了刺下了一个“福”字。可能是由于体质原因，这个“福”字高高隆起，使得王则被神化公推为当地弥勒教的领袖。凭借着弥勒教作为工具，王则在德、齐诸州有着相当影响力，甚至连贝州州吏张峦、卜吉都是其属下。这个弥勒教到底是什么类型的宗教，现在已无从得知。有学者通过他们奉为经典的《滴泪经》就是摩尼教的《佛说滴泪》一书推断，可能是摩尼教有所关系。也就是说，王则和后来江浙起义方腊，很可能有着某种渊源关系。
王则原定于庆历八年（1048）正月初一联络各地信徒，截断澶州浮桥，在河北多地同时发动起义，不过由于他徒弟潘方净自作主张，想要行刺北京（今河北大名）留守，结果未成反而被捕，迫使他只能提前到庆历七年的十一月二十八日发动起义，一举拿下了贝州，俘虏了知州张得一等官员，宣布自立为“东平郡王”，建国“安阳”，改元“得圣”。按照他原定计划，除了贝州之外，其他同伙还要在河北深州、齐州等诸地同时发动，但因为贝州行动提前，官府已经得到消息有所准备而未能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