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自1901年去世后，到今天已经有119年了。对于他的评价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两次大反转。第一个阶段是1901到1950年；第二个阶段是1950年代到1970年代；第三个阶段是1980年代到今天。可以说，第一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属于递进关系，第二个阶段则比较特殊。
能臣阶段李鸿章：能臣是一切评价的基础
梁启超的《李鸿章》，可以说是第一部研究李鸿章的专著。这部书现在经常被一些人拿出来其中一句话“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总体上这句话评价还算公道。
但是，写这本书时梁启超的身份更多的是“政治家下的历史学家”，其政治目的非常明显。所以，对李鸿章的核心评价应该是“无学无术”——贬低洋务派，抬高立宪派，而不是“敬、惜、悲”。
对于这本书我的总体评价是写得不错，作为晚清官员李鸿章确实算得上一位“传统能臣”。“能臣”应该是评价基础，但是评论历史人物谁又不是能臣呢？如果不是能臣，根本在正史上根本不会留下名字。
但是，关于梁启超这本书也有许多问题，这个问题其他历史人物也会遇到。即历史人物的历史环境谁都无法复原，特别是你复原的永远是历史的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你根据历史资料去还原？历史资料能留下来的有无问题？是否完整？这些都无法证实。
这就是我在评价李鸿章的时候，特别喜欢拿左宗棠做对比。这不是和谁过不去，而是“你说历史要客观、要全面，你客观、全面过不同的两个人的对比吗”？
因为历史资料会有不断地被发掘出来，一部已经写成的作品，不可能照顾到几十年后的“新发现”“新出版”的历史资料。所以，每个人写历史书都是“最大化的还原历史”而不可能是“最真实最全面的还原历史”。
例如在梁启超先生的作品中，李鸿章临死前都坚决不与沙俄签订条约，但《杨儒庚辛存稿》出版后，许多历史真相也就显露出来了。不是李鸿章不签而且他还主张签，为什么不签？是慈禧严厉禁止签署出卖长城以北广大地区的投降协约。
那么，面对新的历史材料，我们还有根据读者、作者自己的思考去决定承不承认。不就是有些人会算算地说：他是为了抬高自己，贬低李鸿章而已。
但作为与沙俄谈判东三省问题的直接负责人，从与李鸿章的关系看、从晚清外交系统大半都与李鸿章关系紧密情况看，我认为杨儒的观点值得关注。更重要的是李鸿章与沙俄的关系、李鸿章对待非传统中原政权（北宋时代疆域）领土的漠视看，杨儒说李鸿章逼自己签订条约的可能性很高。
所以，有人说的“谈历史要客观、要全面，要放在历史环境里”，其实仍然摆脱不了自己的主观好恶。有些人也会为了李鸿章而说。历史资料在那里摆着，如果有人非要装作不清楚、不知道，也就没啥办法了——叫不醒装睡的人。
总体上看，从李鸿章死的半个世纪里，人们对他的评价还没有过多地从“国家”“民族”的角度去考虑、去评价，更多的是作为历史牛人的一种记述，以及谣传。
这主要是一方面，李鸿章的政治、家族势力还是比较强大的，特别是“抗战”前。另一方面，主要是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弱国，李鸿章的许多观点都获得很重要的认同。
卖国贼汉奸阶段，许多观点虽然偏颇，但也有有道理的地方
建国后，李鸿章研究开始热络起来，而且批评性越来越强。其中胡滨的定性比较有杀伤力，（李鸿章）具军阀、地主、买办等数重资格。因为这一阶段对李鸿章评价比较狠，其实不仅是从李鸿章到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再到孔子都被批判过。所以，也不必过于较真儿。
正是因为批得太多，有些就批得武断了。但是，即使如此，也要看到这一点：正是因为李鸿章这个人从思想到行为的割裂；从言语到行为的割裂；从表面到实质的割裂；从评论者地位和目的的不同多种角度去看，
李鸿章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找到“攻击点”或“吹捧点”的人。也就是在他的身上我们看不到一种“家国情怀”的坚守、传统儒家志向的坚守，总体上他更像是一个极端利己的现实主义者。虽然有能耐，但却缺少一种坚守和苦行僧的坚守。
我们不能因为那一阶段对李鸿章评价总体上比较武断，就武断地认为那一阶段的评价都不对。至少胡滨先生的评价定型是有道理的。以“军阀”定性为例，我认为还是可以这么认为的。类似的对明朝的评价，之前有部非常著名的书《明代特务政治》（1949年出版）。现在看来问题很多、比较绝对、片面，但其基本核心还是正确的。
从今天看来，李鸿章尚不具备军阀的实力，但是，他确实是晚清“最具军阀实力的准军阀”，是否是军阀至少要在某一地区内控制政治、经济、军事的控制权。很显然，李鸿章在晚清时期还没有这样的控制权，慈禧对其仍然有很大的控制力，这是对其“军阀”判定不准确的地方，但是请注意，虽然晚清有“扶满抑汉”的思维，但不是是“满”就扶，是“汉”就抑制。主要还是看人。
恭亲王奕䜣作为慈禧的小叔子儿，怎么还抑制呢？
李鸿章在众多汉族精英官员中，无疑从淮军成立之后就一直是被“扶持”的对象。
在具体事务中，不要说慈禧和李鸿章，就是亲父子、亲兄弟，就是我们百姓俗人过日子都要磕磕碰碰的。所以，你把所有事情都放在一句话那是不正确的。所有问题不分析，就那一句大体、基本正确的话去生搬硬套，其实是很不好的作为。
在慈禧支持下，特别是晚清自太平天国后的财务制度、官员制度、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上，李鸿章都有“极大”的控制权。
特别是“淮军自身是针扎不进去、水泼不进去”的现状，北洋防区内部基本都是淮系人马控制一切。在官员升迁、奖励上，清廷也只是只要你做好了事儿，就基本满足你的要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李鸿章具有政治、经济、军事上有别于其他大臣的控制权。你说其为“准军阀”也不是没有道理。
从大功臣能否变成民族英雄阶段？只能看历史了
进入1970年代后，李鸿章基本上就被彻底打翻了。这一时期，学术论文多于图书。例如《尊孔派和卖国贼——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李鸿章出洋》、《近代中国的大投降派李鸿章》《老沙皇和李鸿章》《洋务运动与洋奴哲学》《李鸿章与洋务运动》。
进入1980年代后，李鸿章开始从泥坑里逐渐被扶起来，有人给掸掸土、擦擦身子儿。同时，随着港澳台地区的文化交流、西方交流日渐增多，对李鸿章的评价越来越高。从1980年到现在，关于李鸿章论文多达几千篇、图书二三百部。可以说是晚清最受关注的人。
可以说，1980年代的许多观点其实都是在复述第一个阶段的观点。随着人们的思想越来越开阔，逐渐对李鸿章的各种夸赞、乃至吹捧甚嚣尘上。
当然，这里面既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作者心态，也有出于商业利益、图书销售量的考虑。经过20年的铺垫，最终2003年的一部电视剧成为“吹响为李鸿章定性的号角，捧字为核心的立意昭然若揭”。这部电视剧为起点，有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日渐明显，即把李鸿章力图塑造为民族英雄。
比如甲午战败去趟日本就成了荆轲式“风萧萧兮易水寒”了；在日本挨了颗枪子儿，就成了“忍辱负重”，一颗子弹少赔一两亿两白银的民族英雄了。
但问题是，甲午战败何以战败？
说句非常负责任的话，我们仍然处在第二阶段的历史语境里，特别是赞扬的人更应该思考，自己是否太着急了呢？
你也许会问，你对李鸿章的评价到底是什么呢？
很简单——走在卖国与救国之间的人。批评也罢、赞扬也罢，他都是一位能臣，能臣之前你给他放什么词语，就看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