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贫寒，能从一个放牛娃做到了大明王朝的开国之君，因此深知江山来之不易。为了能让大明的天下能够万世长存，朱元璋更是每天天没亮就起床办公、接见百官、批阅全国各地的奏章，每天忙到三更半夜。
然天下之稳定，并非是皇帝一人靠着勤政爱民就能做到的，而是基于多个角度。不论是对内还是对外，以做到全面发展，才能使的一个王朝万世长存。如天下之得失，除去皇帝是否勤政爱的因素外，还有外敌入侵、国内因素。
国内因素又可分为，底层被压迫民众的反击与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被压迫的底层民众，如农民、如中小地主，他们只要有生存的可能，便不会起事反抗朝廷的统治；倒是上层的统治集团随时都有可能出一个或者几个篡权夺位的野心家。故此朱元璋深知加强皇权的重要性，而胡惟庸（相权）便是那个阻碍他的最大绊脚石。
胡惟庸是大明初期的一大政治转折点
明立国初期，天下未定，南征北伐事务繁多，朱元璋不得不先沿袭元朝的政体，在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其下设平章政事、参知政事，统领百官，掌握全国最高行政权。
胡惟庸，定远人（安徽），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因处事细致而慎密，颇受朱元璋宠信，历任元帅府奏参、宁国之县、吉安通判、太常少卿等职。洪武三年（1370年），被任命为中书省参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年）担任右丞相，至此胡惟庸达到权力的巅峰。开始变得飞扬跋扈，生活上骄奢淫逸，政治上联结朋党、排除异己，可谓是“生杀予夺，不奏上而行”，对于弹劾之奏章更是藏匿不呈。
随着胡惟庸权势的日益强盛，朝廷中文武百官趋炎附势者不是少数，这引起了朱元璋极大的不满，同时也是打开朱元璋内心对“削夺”相权的一个契机。
稳定、循序渐进的方式，实现对相权的“削夺”
前面说到胡惟庸只是朱元璋“削夺”相权的一个契机，并非是因为胡惟庸朱元璋才想要废除宰相制，就算这个人是李惟庸、徐惟庸，最终的结果都是一样。因为在设立中书省和丞相开始的几年时间里，朱元璋便发现了沿袭的这一套元朝的体系中相权之大对皇权的不利，特别是中书省丞相的权力过大，很容易导致皇权的旁落。为此朱元璋不得不进行改革，其目的便是为了集中皇权，让“权力不专于一司”。
开国之初，朱元璋任徐达、李善长为左、右丞相；洪武四年，罢免李善长丞相之职，任汪广洋为右丞相；洪武六年，汪广洋被贬，任胡惟庸为右丞相；洪武九年，朱元璋废除地方上权力过于集中的行中书省；洪武十年，设立通政司，取代原来奏折直接递交给丞相的做法；同年任胡惟庸、汪广洋为左右丞相。
胡惟庸“擅权”，朱元璋本欲用汪广洋对其牵制，然未能如愿。
一直拖到洪武十二年，汪广洋被赐死后，朱元璋在次年的正月，正式将矛头指向了胡惟庸。胡惟庸也感受到了自己的权力受到了朱元璋的削弱和压制，同时也深刻感受到了来着朱元璋的猜忌。或许这个时候的胡惟庸，为了自己的安全和以及自己的荣华富贵，不排除他有了“谋逆之心”。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伏法，朱元璋也公开数列胡惟庸之“累累罪行”，同时宣布永久废除在我国已经沿袭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
朱元璋废除宰相制后的集权
“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
中书省的废除，也意味着沿用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就此作古，朱元璋将丞相之权（即国家最高行政权）分解入六部，户、吏、礼、兵、刑、工，六部各司其职，互不统属，如遇重大事件皆交由皇帝最终裁决，真正做到“
分权于下，集权一身”。地方是也是同样的理念，撤行中书省，设立都指挥使、布政使、按察使分管地方的军事、行政、司法权，各不统属，直属中央。伴随着中书省的废除，明初仿照元朝所建立的监察机构御史台也相应的被撤销，朱元璋于洪武十五年，设立了都察院，置左、右都御史，下辖左、右副都御史，属官有十三道监察御史，总人数过百人，分管所有衙门的监察事务。
在此后的十余年里，朱元璋为进一步加强皇权，打击有可能威胁到皇权的权贵势力，以胡惟庸案为名，进一步对勋贵进行清洗，不断扩大胡惟庸的“同党”一一清除。据不完全统计，受胡惟庸一案牵连被诛杀者达到了三万人，其中公侯一级的就有22人，包括韩国公李善长、延安候唐胜宗、平凉候费聚、吉安侯仲享、荥阳侯郑遇春、南雄侯赵庸、河南候陆聚、宜春候黄彬、邓愈之子申国公邓镇等人。除此之外，在案发之前已作古的宣德侯金朝兴、营阳侯杨璟、永城侯薛显、六安侯王志、靖海侯吴祯、巩昌候郭兴、 汝南侯梅思祖、南安侯俞通源、淮安侯华云龙、永嘉侯朱亮祖，仍被追坐为胡惟庸同党，子孙亦受牵连，其中许多人被处死。后朱元璋将他们的口供整理成《昭示奸党录》公布于天下，至此朱元璋完成了行政权的集中。
废除宰相制后存在的问题
但在宰相制度废除后，六部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执行机构，但其过于分散，六部间事权不一。导致皇帝需要直接面对各机构事务，必须做到事无巨细，如此甚是繁杂，若是遇到非勤政之君，这套体系必将崩塌。勤政的朱元璋也感叹：“人主以一身御统天下，不可无辅臣”，所以必须有一套辅政机构，或者说需要一批类似于丞相但有没有丞相之权的官员来协助皇帝处理政务。
于是洪武十三年九月，朱元璋设四辅臣，“以王本、杜佑、龚敩、杜敩、赵民望、吴源为春、夏官，协赞政事”。这些人均来着乡间老儒，除纯朴外并无所长，起不到协赞政事的作用。所以洪武十五年七月，即被朱元璋废黜。又设华盖殿、文华殿、武英殿、文渊阁、东阁等大学士，以翰林院官员充任，为皇帝“咨询道理，商榷政务，评骘经史”，此外另选一批翰林协助处理奏章。
朱元璋此举，将顾问团体与政务团体实行了分离，虽可防止皇权的旁落，却也极大的限制了大学士的辅政，这一问题一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以解缙、胡广、杨荣等入午门值文渊阁，参预机务，内阁制度至此建立后才得到解决。
结语
胡惟庸一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处于社会最低层的乞丐、游方僧，一旦登上皇帝宝座后，想要实现绝对集权于一身，并使之万世长存，所表现出来的可怕与血腥，为此三万人断送了性命。前人评汉高祖刘邦：“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但就胡惟庸一案来看，朱元璋屠戮功臣较刘邦有过之而无不及。
胡惟庸一案为的是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实现朱家皇朝的万世长存。同时也借胡惟庸一案建立了新的纲纪，整顿了官僚队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令通达”，建起了一个有效率的政权；也改变了元朝以来混乱无比的秩序，让黎民百姓得到“休”、“息”，快速让经济得到恢复和大的发展；也留下了一套君主专制制度，帮助朱家皇朝奠定277年国基。
但朱元璋“极端的专制”和“野蛮血腥的屠戮”，也将民主精神扼杀在摇篮之中，打开了先例。间接导致中国陷入专制统治的深渊，并在清朝发展至巅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参考文献：《明太祖实录》、《明史》、《洪武大帝朱元璋传》、《翰林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