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出身貧寒，能從一個放牛娃做到了大明王朝的開國之君，因此深知江山來之不易。為了能讓大明的天下能夠萬世長存，朱元璋更是每天天沒亮就起床辦公、接見百官、批閱全國各地的奏章，每天忙到三更半夜。
然天下之穩定，並非是皇帝一人靠著勤政愛民就能做到的，而是基於多個角度。不論是對內還是對外，以做到全面發展，才能使的一個王朝萬世長存。如天下之得失，除去皇帝是否勤政愛的因素外，還有外敵入侵、國內因素。
國內因素又可分為，底層被壓迫民眾的反擊與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被壓迫的底層民眾，如農民、如中小地主，他們只要有生存的可能，便不會起事反抗朝廷的統治；倒是上層的統治集團隨時都有可能出一個或者幾個篡權奪位的野心家。故此朱元璋深知加強皇權的重要性，而胡惟庸（相權）便是那個阻礙他的最大絆腳石。
胡惟庸是大明初期的一大政治轉折點
明立國初期，天下未定，南征北伐事務繁多，朱元璋不得不先沿襲元朝的政體，在中央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其下設平章政事、參知政事，統領百官，掌握全國最高行政權。
胡惟庸，定遠人（安徽），早年隨朱元璋起兵，因處事細緻而慎密，頗受朱元璋寵信，歷任元帥府奏參、寧國之縣、吉安通判、太常少卿等職。洪武三年（1370年），被任命為中書省參知政事，洪武六年（1373年）擔任右丞相，至此胡惟庸達到權力的巔峰。開始變得飛揚跋扈，生活上驕奢淫逸，政治上聯結朋黨、排除異己，可謂是“生殺予奪，不奏上而行”，對於彈劾之奏章更是藏匿不呈。
隨著胡惟庸權勢的日益強盛，朝廷中文武百官趨炎附勢者不是少數，這引起了朱元璋極大的不滿，同時也是打開朱元璋內心對“削奪”相權的一個契機。
穩定、循序漸進的方式，實現對相權的“削奪”
前面說到胡惟庸只是朱元璋“削奪”相權的一個契機，並非是因為胡惟庸朱元璋才想要廢除宰相制，就算這個人是李惟庸、徐惟庸，最終的結果都是一樣。因為在設立中書省和丞相開始的幾年時間裡，朱元璋便發現了沿襲的這一套元朝的體系中相權之大對皇權的不利，特別是中書省丞相的權力過大，很容易導致皇權的旁落。為此朱元璋不得不進行改革，其目的便是為了集中皇權，讓“權力不專於一司”。
開國之初，朱元璋任徐達、李善長為左、右丞相；洪武四年，罷免李善長丞相之職，任汪廣洋為右丞相；洪武六年，汪廣洋被貶，任胡惟庸為右丞相；洪武九年，朱元璋廢除地方上權力過於集中的行中書省；洪武十年，設立通政司，取代原來奏摺直接遞交給丞相的做法；同年任胡惟庸、汪廣洋為左右丞相。
胡惟庸“擅權”，朱元璋本欲用汪廣洋對其牽制，然未能如願。
一直拖到洪武十二年，汪廣洋被賜死後，朱元璋在次年的正月，正式將矛頭指向了胡惟庸。胡惟庸也感受到了自己的權力受到了朱元璋的削弱和壓制，同時也深刻感受到了來著朱元璋的猜忌。或許這個時候的胡惟庸，為了自己的安全和以及自己的榮華富貴，不排除他有了“謀逆之心”。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伏法，朱元璋也公開數列胡惟庸之“累累罪行”，同時宣佈永久廢除在我國已經沿襲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後的集權
“朕欲革去中書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
中書省的廢除，也意味著沿用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就此作古，朱元璋將丞相之權（即國家最高行政權）分解入六部，戶、吏、禮、兵、刑、工，六部各司其職，互不統屬，如遇重大事件皆交由皇帝最終裁決，真正做到“
分權於下，集權一身”。地方是也是同樣的理念，撤行中書省，設立都指揮使、布政使、按察使分管地方的軍事、行政、司法權，各不統屬，直屬中央。伴隨著中書省的廢除，明初仿照元朝所建立的監察機構御史臺也相應的被撤銷，朱元璋於洪武十五年，設立了都察院，置左、右都御史，下轄左、右副都御史，屬官有十三道監察御史，總人數過百人，分管所有衙門的監察事務。
在此後的十餘年裡，朱元璋為進一步加強皇權，打擊有可能威脅到皇權的權貴勢力，以胡惟庸案為名，進一步對勳貴進行清洗，不斷擴大胡惟庸的“同黨”一一清除。據不完全統計，受胡惟庸一案牽連被誅殺者達到了三萬人，其中公侯一級的就有22人，包括韓國公李善長、延安候唐勝宗、平涼候費聚、吉安侯仲享、滎陽侯鄭遇春、南雄侯趙庸、河南候陸聚、宜春候黃彬、鄧愈之子申國公鄧鎮等人。除此之外，在案發之前已作古的宣德侯金朝興、營陽侯楊璟、永城侯薛顯、六安侯王志、靖海侯吳禎、鞏昌候郭興、 汝南侯梅思祖、南安侯俞通源、淮安侯華雲龍、永嘉侯朱亮祖，仍被追坐為胡惟庸同黨，子孫亦受牽連，其中許多人被處死。後朱元璋將他們的口供整理成《昭示奸黨錄》公佈於天下，至此朱元璋完成了行政權的集中。
廢除宰相制後存在的問題
但在宰相制度廢除後，六部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執行機構，但其過於分散，六部間事權不一。導致皇帝需要直接面對各機構事務，必須做到事無鉅細，如此甚是繁雜，若是遇到非勤政之君，這套體系必將崩塌。勤政的朱元璋也感嘆：“人主以一身御統天下，不可無輔臣”，所以必須有一套輔政機構，或者說需要一批類似於丞相但有沒有丞相之權的官員來協助皇帝處理政務。
於是洪武十三年九月，朱元璋設四輔臣，“以王本、杜佑、龔斆、杜斆、趙民望、吳源為春、夏官，協贊政事”。這些人均來著鄉間老儒，除純樸外並無所長，起不到協贊政事的作用。所以洪武十五年七月，即被朱元璋廢黜。又設華蓋殿、文華殿、武英殿、文淵閣、東閣等大學士，以翰林院官員充任，為皇帝“諮詢道理，商榷政務，評騭經史”，此外另選一批翰林協助處理奏章。
朱元璋此舉，將顧問團體與政務團體實行了分離，雖可防止皇權的旁落，卻也極大的限制了大學士的輔政，這一問題一直到明成祖朱棣即位後，以解縉、胡廣、楊榮等入午門值文淵閣，參預機務，內閣制度至此建立後才得到解決。
結語
胡惟庸一案，我們看到的是一個處於社會最低層的乞丐、遊方僧，一旦登上皇帝寶座後，想要實現絕對集權於一身，並使之萬世長存，所表現出來的可怕與血腥，為此三萬人斷送了性命。前人評漢高祖劉邦：“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但就胡惟庸一案來看，朱元璋屠戮功臣較劉邦有過之而無不及。
胡惟庸一案為的是加強中央集權、強化皇權、實現朱家皇朝的萬世長存。同時也借胡惟庸一案建立了新的綱紀，整頓了官僚隊伍，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政令通達”，建起了一個有效率的政權；也改變了元朝以來混亂無比的秩序，讓黎民百姓得到“休”、“息”，快速讓經濟得到恢復和大的發展；也留下了一套君主專制制度，幫助朱家皇朝奠定277年國基。
但朱元璋“極端的專制”和“野蠻血腥的屠戮”，也將民主精神扼殺在搖籃之中，打開了先例。間接導致中國陷入專制統治的深淵，並在清朝發展至巔峰，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
參考文獻：《明太祖實錄》、《明史》、《洪武大帝朱元璋傳》、《翰林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