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我們的歷史通常以華夏王朝的更迭為主線，來展現中華文明的面貌。近年以來，諸多史學家提出了新“中華文明”觀，以波音先生為代表的史學家認為：
要想真正瞭解並理解中華文明的來龍去脈，僅僅觀察華夏的文明進程，僅僅以華夏的視角觀察中華文明，是片面的。波音先生在其著作《草與禾：中華文明4000年融合史》中所指的“華夏文明”，是指“禾的世界”——長城以內，以農耕平原為主幹，囊括了山川河湖的區域。
廣闊平原上的農耕經濟哺育了眾多人口，這一區域的文明早已公認為全球主要的古代文明之一。但“草的世界”——北方蒙古草原及其兩側的東北地區和西北地區，或者粗略地說，長城之外的區域，其文明對中華大地的影響和貢獻，照樣也是不可忽略的。
從更廣闊的視野上，探討華夏與草原的歷史演進，探查不同區域的文明歷史細節，展現各區域文明之間生動的融合過程，更有利於全面客觀地瞭解中華文明的前世今生。
歷史
網上曾經流傳過一個說法：小腳趾分瓣的人，是純正漢人血統。
這個說法沒有明文背書。唯一有記載的卻是關於唐太宗李世民的。李世民小腳趾分瓣，經溯源，卻發現李氏本為鮮卑後裔。
且不論唐太宗的腳趾是否分瓣，但李唐王室有胡人血統卻是一定的。盛世唐朝，創造了中華文明的繁榮昌盛，論及這一時期文明的貢獻，卻是胡漢難分。
漢唐之間 ，以華夏為主體的混合政權模式
自5000年前滿天星斗的時代算起，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就開啟了各自的文明之旅，只是草的世界長期缺乏口頭勤務文字的記述，隱藏在歷史迷霧裡。直到兩個世界分別實現了對各自區域的大整合，以匈奴和漢朝的形式正面相對時，草的世界才藉由華夏的記述而變得清晰了一些。
漢朝以農耕為本，是較為單一的華夏政權；匈奴以遊牧為本，是較為單一的草原政權。兩者從上層組織到生活細節有著顯著的差別。近300年中，兩種文明開始互相打量，並嘗試理解對方的思維。
隨著南匈奴以及其它族群被納入漢朝的長城地帶，單一華夏政權模式與單一草原政權模式出現變局。
漢末三國稱雄，在那個紛亂的時代，並不只有三國之間合縱連橫、爾虞我詐，還有他們與不同的少數民族勢力之間的糾葛。
曹操東征烏桓，二者決戰的地點在柳城（今遼寧朝陽），既以“城”為名，證明烏桓當時已經不是一個純粹的草原遊牧部落了。而且曹操突襲烏桓，採取的是騎兵深入，這正是吸納了草原的軍事作戰方式。
這些歷史細節，向我們昭示出漢末天下大亂之時，草原與華夏之間逐漸吸納彼此的情景。
與曹魏政權並立的孫吳、蜀漢政權，同樣也在各級吸納少數民族勢力，充實自己的力量。
孫權通過征服山越各部落，把山越人吸收到東吳政權內部，把山越人變成自己的軍隊和民眾；
在蜀漢南中地區，形成了漢族與少數民族群共同治理當地的局面。
在三國時期，魏、蜀、吳三國都不約而同地先靠武力征伐，後靠管理和經營，把這些地區的少數民族逐漸融入自己的政權體系中，政治、經濟逐漸融為一體，文明、文化也開始相互吸收。
經過三國時期的征戰與融合，到了西晉的時候，周邊少數民族遷到華夏生活的越來越多了。“八王之亂”後，匈奴人於夫羅的孫子劉淵站了出來，築壇設祭，設國號為漢，自稱漢王。稱“我漢有天下，世長恩德，結於人心”。
“我漢”二字，揭示了匈奴血統的劉淵在文化意義上已經是一個漢族人了。
後漢、前趙、後趙等這些佔據了北方地區的少數民族政權，如何管理華夏呢？
他們採取了“一元化“的策略：要麼完全依靠戰鬥力強大的草原血統部落的力量，要麼完全依靠人口眾我的漢族人的力量。
他們旋起旋滅固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政權組織形式上的缺陷是必然因素之一。
一度統一了整個中原地區乃至北方地區的前秦，明顯採取了不一樣的策略。苻堅試圖建立一個能夠包容各個少數民族部落以及廣大漢族人的政權。漢人王猛正是其最得力的助手。
不過，苻堅的政權模式顯然還是草原政權模式。前秦是單一的部落聯合體，只是用個人魅力或軍事強權來維繫，最終前秦在淝水這戰中敗北，各部落分裂瓦解。
禾與草的世界融合的曙光出現在遼東地區慕容鮮卑的崛起。在民族管理方面，它借鑑了華夏王朝的管理模式，大量使用漢族官僚，從而有效管理了境內的漢族人和農田。而在國家政權方面，前燕依然保留了鮮卑人的管理特點，保持了鮮卑強大的軍事力量。
二元化的政權組織形式給了前燕很大的靈活性。雖然前燕在中原逐鹿中落敗，但慕容鮮卑在政權組強上的這種嘗試，影響了周邊的政權，尤其是其他鮮卑部落。
鮮卑族群的一支——拓跋鮮卑從長城地帶一個小小的代國開始，逐漸發展成北方的強大政權——北魏，經過短暫的東西分裂後，又重新統合到隋朝的旗號下，最終一統天下。
隋朝實現了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的統一，這是一個良好的開始。
隋朝的歷史很短暫，繼之以唐。如果對隋唐的歷史加以溯源，要從北魏之後的”六鎮之亂“說起，六鎮之亂導致了北魏分裂，關隴集團即由六鎮出身的官兵演變而成。這些有著濃厚北方軍鎮色彩的關隴集團成員，對於北方草原的遊戲規則並不陌生，他們身上融合了草原文化和華夏文化。
因而到了隋唐時期，一種兼具草與禾的政權模式成熟起來，波音先生將之稱為”以華夏為主體的混合政權模式“：以華夏強大的農耕生產力為基礎，輔之以草原色彩的軍事制度。
遼與金，以草原為主體的混合政權模式
我們時常研讀宋朝，為它的風華著迷，然而就宋的版圖而言，它的疆域並不寬廣，在它北方，契丹人建立的遼政權實力強大。
唐末之亂，本是契丹入主華夏的絕好時機，但由於耶律德光南征失利，給契丹人留下了非常慘痛的教訓，此後歷代遼君基本都打消了入主華夏的念頭。
澶淵之盟讓草原與華夏回到了經典的納貢-和親模式。 但與匈奴-兩漢和突厥-隋唐時代不同，在契丹-北宋時代，契丹已經不是一個單一草原政權了，而是融合了大量華夏文明的混合政權。而北宋到澶淵之盟之際，已是一個單一的華夏政權。
契丹人建立的遼政權，能夠比過去的草原帝國更安穩，是因為它自身具備一定的生產能力，也能管理好自己境內的農民和手工業者。
但契丹在草原上的影響力，卻遠不如匈奴、突厥等相比，這主要是契丹人建立的混合政權，其主體還是草原遊牧民，契丹君主需要平衡這些草原貴族軍事力量。北宋使臣富弼曾經出使契丹，勸說契丹君主不要南下入侵宋，如果發動南下的戰爭，獲得的利益就會歸契丹的臣子所有，而契丹的君主卻要承擔戰爭損失和禍患。
富弼的說辭暴露出契丹混合政權對於草原政體的依賴與提防。
很快，遼政權內部的女真部崛起，完顏阿骨打掃蕩了契丹，其繼位者對宋朝發動了攻擊。1127年，宋欽宗、宋徽宗及在大量皇室成員、官員被俘虜，被帶到北方地區，北宋滅亡。
金朝在極其短暫的時間內從東北地區興起，並掃蕩了契丹和北宋，建立起一個擁有部分蒙古、東北地區和中原地區的龐大政權。
金朝之所以快速壯大，與它具有的混合政權的基因相關。女真人擅長漁獵和騎射，又熟悉農民和牧民的生活，所以才會很順利地接收了契丹瓦解後的廣闊疆域，甚至南下入主中原。
金朝既繼承了契丹在政權治理方面的優點，也繼承了它的治理弊端。其部落結合的草原模式，給迅速擴張的萬里江山帶來了麻煩。
金朝後任君主完顏亮欲將草原/叢林為主的混合政權轉向以華夏為主的混合政權。他的激進改革激起了女真貴族的集體反彈。完顏雍成為新的皇帝，採取了溫和的策略，延續了金朝的生命。
中華文明沿著以草原為主體的混合政權模式的道路繼續向前，一個真正的融合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的大一統新時代呼之欲出。
元與清，草與禾的融合
蒙古鐵蹄踏破中原，入主華夏。大一統的元政權的建立，與鐵木真的政權力量的初始狀態有關。
與契丹、女真不同。鐵木真的政權力量主要建立在無血緣關係的組織之上，所以鐵木真與耶律阿保機、完顏阿骨打等在此建立了不世偉業的英雄不一樣。耶律阿保機一生都受到八部大人和家族兄弟的掣肘，而完顏阿骨打也要照顧本部落族長和其他林中部落族長的利益。
成吉思汗打破了草原上延續了千年的傳統，對蒙古高原上的各個部落進行了重新組合與劃分，淡化了部落的形式，代之以統一的千戶制。各個部落的世襲貴族權力被廢除了，帝國的官職統一歸大汗來管理。這是草的世界的一次深刻的變革，成吉思汗有超越耶律阿保機和完顏阿骨打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變革。
蒙古帝國經過鐵木真、窩闊臺、貴由和蒙哥四任大汗，已經坐擁大片農耕區。其後忽必烈正式入主中原，大元建立。
那麼，如何解決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中心不重合的千古難題？
忽必烈的方式是開鑿運河，這是借鑑隋唐的樣式。
忽必烈在前人貫通的隋唐大運河的基礎上，將運河截彎取直，變成了南北方向的京杭大運河，從華北平原上的元大都（今北京）一直通往曾經的南宋都城臨安周邊，把政治、軍事中心和經濟中心更加便捷地聯繫起來。
每年夏季，元帝從元大都啟程，到草原上的元上都辦公，在秋季再返回元大都處理國事。通過這種巡迴方式，元朝對廣闊和草原和華夏進行有效的管理。
為將南北資源進行有效調劑，元朝採取的是重商政策。概括起來，元朝的安全和秩序靠草原軍事力量，生產力量靠華夏，禾的世界給草原軍民提供糧草。而西域商業力量將華夏物產轉化為財富，支持草原的消費，也給華夏生產提供需求動力。
元朝是一個有著大一統氣度和大一統構建的王朝。它承接了之前的隋唐、契丹、金朝的混合政權形式，最終把混合政權推進到登峰造極的新境界——大一統政權，形成了跨越宗教、文化、族群的”天下一家“的概念。
然而，強大的元朝最終也灰飛煙來了。”草“與”禾“的完全大融合，似乎還需要一些新的元素。
以單一華夏政權為主的明朝劃過歷史天空，後金-清勃興。
初步統一女真各部的努爾哈赤如同自己的前輩鐵木真一樣，對自己麾下的軍事力量進行了根本性的變革，與當年蒙古帝國的千戶制對應的是八旗制度，這同樣是一種打破了部落聯盟結構的軍事建制。
1626年，皇太極繼承汗位以來，後金迎來了質的轉變。即位之初，皇太極就頒佈命令，赦免逃亡的漢民、漢官，宣佈”滿漢之人，均屬一體“。並且否認”清“與”金朝”有直接聯繫。他在寫給明朝將領祖大壽的信中說：
大明皇帝並不是宋朝皇帝的後裔，我也不是金朝大汗的後裔。
皇太極的說法有自我開脫的嫌疑，但從中可以窺出他政治格局的宏偉——重現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合二為一的輝煌。
對於草的世界，早在皇太極時代，就設置了理藩院這樣的機構進行管理。在清朝的概念中，理藩院中的“藩”屬於自己政權體系的一部分，它們包括蒙古、西藏、青海、回部，清朝的這種思維和過去各個王朝用羈縻、封賞、和親的間接方式控制草原勢力的做法，有著根本的區別。廣大的藩部成為中央政府統治下的國家的組成部分。
在歷史長河中，清朝第一次實現了中央政權對草原的直接管理。同時，清朝通過糧食與其他物資生產和調動能力的提升，實現了全國糧食、物資均衡配置，解決了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分離的難題。
清朝的天下，草與禾天下一家，它超越了族群之間的隔閡，跨越了文化之間的差異，這個政權比起此前的那此混合政權，甚至比起曾經出現的大一統政權元來說，文明融合的程度更深。
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遊牧民族不僅僅是“野蠻人”與“入侵者‘。他們也是中華文明的創造者、貢獻者。
自9世紀起，耶律阿保機所代表的草原文明踏上了與華夏文明的融合之路。女真人與蒙古人前仆後繼，終於實現了對草的世界和禾的世界的第一次大融合。在北方巨大的軍事威脅下，華夏文明也在調整、增強。兩種文明相互影響、融合、一統，。
近兩千年來的歷史，是中華文明中各區域文明彼此靠近，走向整合的歷史。回顧這段漫長的文明融合歷史，尤其是用多視角的方式來看待草的世界與禾的世界，我們會更接近歷史的真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