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歷史當中，中原王朝一直把周邊各少數民族政權當作蠻夷。在貿易上不存在平等交換，是在朝貢體系下發展出來的貢賜貿易，有著非常濃重的政治色彩。而各少數民族政權由於生活區域與中原的區別有一些中原沒有或者少有的特產，包括馬匹牛羊等都很受中原的歡迎。而少數民族呢，同樣需要中原的鐵器、絲綢和手工業產品，後來又加上一個最具競爭力的產品茶。於是隨著唐王朝從強盛到衰弱貿易模式也從貢賜貿易逐漸發展到了娟馬貿易，最後能演變成茶馬貿易，而這個過程剛好與中原政權統治下的農耕區範圍縮小，以及遊牧族掌控牧區範圍的擴大是同步的。根據學者研究，中國農牧交錯地帶是區分農耕區和牧區的重要分界線。
而中國古代歷史上中原政權的核心區域都是在農耕區，尤其是隨著農業技術的提高，中原政權大一統模式。能夠用國家力量興修大型水利工程，使得中原北方旱作農區與南方稻作農區存在著極強的互補性。能夠抵禦各自自然災害的衝擊，這是遊牧民族不具備的優勢，也是中國古代中原政權在東亞一直佔有統治地位的主要經濟原因。當中原政權國力強盛的時候，就突破農牧交錯地帶進入了牧區。牧區在中原政權掌握當中，對於馬匹牛羊的需求可以很大程度的自我滿足，比如秦漢隋初唐盛唐明。但隨著國力衰退，被少數民族政權擠壓後退出了牧區，甚至失去了大部分農牧交錯地帶，這時在中原政權必定處在軍事上的衰落期，如東晉、北宋南宋。
這裡要強調一點，並非是中原政權失去牧區才會造成國家的軍事衰弱，而是失去牧區加劇了軍事衰弱的程度。中原政權軍事衰落主因還是因它的內部問題，魏晉南北朝時期。大批遊牧民族進入中原融入了中華民族，他們帶來了畜牧技術能夠廣泛的在農牧交錯地區進行傳播。初唐盛唐時期大批遊牧民族內附，一般都安排在農牧交錯區。畜牧業人口的增加也為唐王朝發展畜牧業奠定了基礎。秦漢以來唐馬最盛，這句話與這些漢族的遊牧民族是有著直接關係的。
後來安史之亂之後唐王朝失去了西域，最適合養馬的地方不在大唐掌控之中，原本祁連山美水茂草，山中冬溫夏涼宜畜牧。牛羊充肥，乳酪濃好。這些區域的失去，使之後的中原漢民族政權再也沒有這款最好的養馬地。少數民族飼養馬匹，牛羊並非有什麼特殊的技術秘密，只是由於地域差異造成中原地區不適合放牧。農牧交錯區雖然可以放牧養馬，但從經濟角度衡量效果都遠比純粹的牧區要差。
中原人口稠密，放牧卻需要大面積的自然草場。在大片土地已被農田佔據的中原地區，是一種非常不經濟不現實的生產行為。所以中原一直流行一句話，買馬以銀養以金。就是說這種經濟的不適宜性。與之對應，雖然可以在牧區種糧食一樣，比在純粹的農耕區域效果要差。在牧區沒準會流傳類似的話，來說明種糧食不如在中原購買糧食合算。幸好茶葉只能在農耕區進行種植，否則中原政權又少了一樣能夠控制雙方貿易的大宗貨物。
茶在中原的普及發生在唐時，種植面積和加工能力逐漸擴大，開始的時候，在周邊少數民族地區也只是少數酋長的奢侈品，但逐漸進入普通牧民生活成為所有少數民族家庭的必需品。唐代以前中原茶葉的種植主要集中在江南，到了唐代隨著飲茶習慣的普及。茶葉已經在中原得以普遍種植，不但為中原農民增加了一種經濟作物，還給唐王朝帶來了茶葉流通的賦稅，並未茶馬對外貿易奠定了充分的物質基礎。
於是它貿易更多的是一種等價交換貿易，甚至由於中原政權國力與少數民族政權比較沒有絕對優勢。反而是中原政權稍微處在不平衡境遇。茶馬貿易的形成過程雖然基本上在唐時完成了，但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時間。初唐盛唐時期是一共次貿易為主，缺乏雙方以平等性和交易的等價性。蠻夷進貢各種稀奇古怪的土特產，皇帝賞賜大唐特產絲綢，後世中原政權強大的時候仍然採取這種方式體現官方往來。這種方式的貿易數量並非主流，雙方貿易物品也都以奢侈品為主。古人也有基本的經濟概念，這種便宜滿意佔了一次兩次就行了，次數太多皇帝也不想當冤大頭。安史之亂之後唐王朝失去了大片純粹的牧區，農牧交錯地帶也是雙方爭奪的地方。同時南方開發初見成效，海上絲綢之路也打通還取代了路上絲綢之路。於是唐王朝逐漸進入戰略收縮狀態，而這種戰略收縮能夠更好的適宜農耕經濟的發展。
唯一遺憾的就是唐王朝再也不具備大規模養馬的環境基礎，華北的農牧交錯地帶也被與中央政權離心的藩鎮勢力所控制。只能採取用貿易的方式，從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尤其是回鶻來購買。中唐時期更多的採用的是絹馬貿易方式，雙方的平等性在拉近，雖然還是打著進貢和賜馬雅娟的旗號。但馬匹價格基本確定，每年也有較為固定的採購額度。這個過程與貢賜貿易區別就比較大了，一方面交易物從奢侈品變成了大宗物資，另一方面雙方關係也逐漸趨向平等。
等到茶葉作為第2種大宗出口物資在貿易當中的比重逐漸擴大以後，價格也變成了平等交換到了。晚唐和五代時期，逐漸演變成了茶馬貿易。唐時開始中原周邊少數民族政權開始重視農業，尤其是吐蕃。廣泛開墾荒地，種植青稞，小麥，蕎麥等耐旱作物，並引河水灌溉。唐末華北的契丹河西族也受唐王朝影響，開始從事種植業，這位契丹後來的崛起奠定了基礎。從這個角度來看，遊牧民族的經濟結構中加入了定居農業的特色，彌補了原本的短板。
這個過程中中原政權雖然經濟結構越來越多元化，畢竟茶葉這個東西無論是青藏高原，西域，東北以及蒙古高原都不適合生長。但遊牧民族得到的提升遠遠高於中原政權的提升。中原政權是畜牧業後人民身體素質的退化和軍事實力方面受到的影響是更為嚴重的。所以說唐代之後，遊牧民族對中原政權的威脅越來越大。主因是中原政權日趨保守封閉，另外一個原因就是遊牧民族經濟中加入了種植業的成分，對中原政權的依賴程度相對減少。之後崛起的契丹， 其經濟模式主要是畜牧和漁獵，但從唐代開始逐漸開始了農業生產，在加入了國家的成分後，就能夠率先在五代亂世中脫穎而出。
唐時的開放給中原政權帶來了大量的財物和異族元素，但各少數民族政權也在與中原接觸過程當中體會了先進文化。突厥回鶻，都是這段時間才從原始氏族社會轉變成國家的雛形，雖然有反覆，但從社會結構上也是一種進步。在遊牧民族政權成立的國家腐化之前，他們與中原政權國家實力的差距在逐步縮小，中原政權再也不具有絕對的國力優勢，這也是唐王朝對中國古代歷史走向帶來的最大影響之一。總之國力的此消彼長，必然會帶給各方面的變化貿易模式或者說貿易主導權的變化就是其中之一，當年大唐已經經歷過這種變化，現在世界也是如此該改變就要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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