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研究院自诞生之日起就自觉以保护、研究、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自己的崇高责任。“从常书鸿先生开始，莫高窟人始终有一种把这座人类文化瑰宝保护好的使命担当。国家把这么大的一个遗产地交给我们，必须承担好这个重大的使命。”樊锦诗说，“把莫高窟完好地交给下一代人，无愧祖先、无悔后人，这就是担当，就是使命。”
樊锦诗1998年出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成为继常书鸿、段文杰之后的第三任院长。而当时还有半年她就60岁了，她还专门问省上，“是不是搞错了?我还有半年就退休了啊！”结果被告知没有搞错。60岁，她再一次选择接受组织的重托，在即将退休的年纪又重新站在了起跑线上，担起了重任，而这一次更是没想到，居然在院长的岗位上一干又是17年。
樊锦诗担任院长不久，就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为了发展地方经济，全国掀起了“打造跨地区旅游上市公司”的热潮，有关部门要将莫高窟与某旅游公司捆绑上市。消息一出，敦煌研究院上下震惊，樊锦诗更是寝食难安。“莫高窟是具有特殊价值的人类物质文化遗产，绝不能拿去做买卖、捆绑上市，否则会给莫高窟带来无法挽回的恶果。”在这样的信念支撑下，樊锦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和国务院下发的相关文件，多方奔走和呼吁，最终使得捆绑上市的悲剧没有在莫高窟发生。没过多久，为了将莫高窟的保护纳入法律长久保护，樊锦诗又多方奔走促成了甘肃省第一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立法《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然而2014年，地方政府又根据国家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把莫高窟纳入了“敦煌莫高窟—月牙泉”大景区，从省上到地方，对于把莫高窟纳入大景区建设也形成共识。这可怎么办?怎么才能扭转这一局面?樊锦诗心急如焚，她曾这样回忆到：“我们这些人走了，莫高窟还会在。人的一生能做的事情本来就很有限，怎么能光盯着钱，光盯着自己的官位?怎么能干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子孙的事呢?”为了不让世界遗产地被商业化运作，樊锦诗凭着“宁可丢了乌纱帽，也要保护莫高窟”的坚定信念，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以个人名义给甘肃省领导和国家有关部门专门汇报，详细地引用了法律和事实加以说明，引起了国务院的重视，最终国务院主管领导作出了莫高窟管理权属于敦煌研究院的批示，莫高窟被企业管理、纳入大景区的构想也就不再提及。现在的莫高窟保护区，面貌几乎没有一丝人为的痕迹，和周边的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给人们以最自然的景观，真正做到了基于价值完整的保护。现在来看，正是他们的远见卓识，正是他们对保护世界文化遗产的责任和担当，才有了现在保护完好的敦煌莫高窟。许多莫高窟人经常这样说，“我们是敦煌守护人，也是莫高窟的看门人，我们的初心使命就是真实完整地保存保护石窟的本体和环境，并延续她的全部价值和生命，不管做些什么，我们都无怨无悔。”
从百废待兴，抢救文物到面向世界，科学保护；从制订法规，精心管理到探索“数字敦煌”，永久保存敦煌瑰宝，敦煌研究院在为国宝重现光芒的道路上勇于担当，探索奋进，成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生力军。他们在文物保护方面担当作为，把石窟安全保卫从最初单一的防护措施逐步建成了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综合防范体系；探索出了一套科学的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程序和规范；构建了文化遗产监测预警体系，初步建立了基于风险理论的预防性保护体系；形成了一套科学的敦煌壁画数字化工作规范，制定了文物数字化保护标准体系。他们在壁画研究方面勇挑重担，从最初的壁画临摹与绘画技法研究，逐步扩展到了敦煌石窟考古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研究、敦煌壁画图像研究、敦煌文献研究、丝绸之路民族宗教研究等专题领域，以及敦煌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的系统解读。他们在学术成果交流方面不辱使命，出版学术专著500多部，发表学术论文3800余篇，创办的国内第一家敦煌学研究专业期刊《敦煌研究》，已成为国际敦煌学界最有影响力的专业期刊和学术载体；先后派出学者近200余人次赴美国、英国、日本、法国等20多个国家开展文物保护、参访讲学、研讨研修、策展创意等交流活动，并在走出去的同时大力引进高层次访问学者和特聘研究员，多角度、多维度解读敦煌文化的价值。
让敦煌学研究在故土生辉是老一辈莫高窟人的梦想。几十年来，敦煌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在敦煌石窟美术临摹和研究、敦煌石窟考古、敦煌史地、敦煌文献、敦煌文化等包罗万象的敦煌学各个领域潜心研究、不懈进取，取得了卓著的成绩。目前，敦煌研究院已经发展成为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国际敦煌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和最大实体，国家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文物局古代壁画和土遗址保护重点科研基地和甘肃省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重点实验室，国家一级博物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不在中国”，这句老话，可以终矣。
来源：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