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這段時期以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呈現加速之勢。無論是匯豐銀行在倫敦發行首批人民幣債券，開啟了香港之外的“西方離岸中心”，還是世行與央行簽訂代理協議，並委託央行代理投資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再或是央行調查統計司近日發佈的題為《我國加快資本賬戶開放條件基本成熟》報告中闡明的政策立場，種種跡象表明，央行已經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做好了充足的準備。
然而，信用貨幣的國際化歸根到底需要有資源支撐。人民幣國際化也許還缺少更重要的功能——資源/能源計價功能。從世界各國進出口貿易結算、全球大宗商品交易以及國際資本市場投資等經濟活動中仍鮮見人民幣蹤影這一現實來判斷，人民幣國際化的道路依然十分漫長。
事實上，貨幣既是一種價值符號，也是一種價值和財富獲取的手段。人民幣國際化要真正引領中國由貿易大國、金融小國走向貿易強國和金融強國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一國貨幣要想成為國際貨幣甚至關鍵貨幣，通常遵循“計價結算貨幣—儲備貨幣—錨貨幣”的基本路徑，而與國際大宗商品、特別是能源的計價和結算綁定權往往是貨幣崛起的起點。從19世紀的“煤炭-英鎊”體系，到20世紀的“石油—美元”體系，其中都演繹了一條國際主權貨幣在能源貿易中的崛起路徑。
當前，全球市場，如石油、黃金、有色金屬、農產品等大宗商品交易幾乎全部以美元定價，無論是場內市場，還是場外市場，無論是現貨市場，還是期貨市場及其衍生品市場，無論是WTI還是Brent。由於“石油—美元”的貿易結算機制，使得能源的所有權與定價權相分離，石油供給者卻不能成為定價者。石油與美元掛鉤的機制，也使美國擁有強大的石油定價能力，而且“石油—美元”迴流機制，更讓美國獲得了巨大的資本利得，賺的盆滿缽滿。
據相關統計，當前國際市場流通的石油美元高達幾萬億美元之巨。而這些“石油美元”又以迴流方式變成美國的股票、國債等證券資產，填補美國的貿易與財政赤字，使美國長期保持經常項目逆差和資本項目下順差的平衡。多年來OPEC鉅額石油美元與東亞國家出口型經濟形成的大量商品美元一起支撐著美國的經濟高速發展，也由此構成了“美元——石油美元——商品美元”這樣一個穩固的資本流動封閉環，也進而影響著全球財富分配的流向。
石油等能源是以美元計價，美元匯率波動就大大影響基本收益率預期。由於我國議價能力較弱，以及人民幣兌美元升值幅度較大（其中在2012年升幅就達到5.11%），以2011年為例，儘管在該年我國原油進口量僅增長6%，但支付金額卻增長45.3%，匯率和石油價格對中國還是十分影響巨大的。
而且近十多年來，中國大宗商品需求量的逐年上升，眾多品種大宗商品需求量位居全球首位。根據長城諮詢對大宗商品中25種品種的調查，其中有19種品種消費量全球第一，中國大宗商品總消費量約佔全球總消費量的20%以上；其中，中國消費量佔全球比重超過40%的有8個，包括鐵礦石68%、稀土67%、煤炭48%、精煉銅41%、原鋁41%、棉花40%等。由於沒有定價權，我國等亞洲國家與歐美國家相比，要付出更多的進口外匯成本，就是所謂的亞洲溢價。也就是為何最近因為全球疫情的影響，國際油價暴跌，但相對來說我們國家進口的原油價格還是比別的一些國家要高出不少。而未來隨著中國能源對外依存度不斷增大，中國的能源安全正在受到威脅。僅以上面的案例年份2011為例，根據《中國能源發展報告（2011）》預測；我國能源對外依存度將由2008年的8.8%上升到15%，石油和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將由2008年51.2%和5.8%分別上升到60%和30%左右；到2030年，我國能源、石油、天然氣的對外依存度將進一步上升到25%、70%和50%以上。可見，中國必須建立以人民幣定價新的定價體系，這將是人民幣主權貨幣在國際能源貿易中崛起的新路徑，也將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關鍵一步。
此外，我國還可以與非洲、中東、東盟等貿易伙伴中協商，在能源、礦產、糧食等大宗商品的交易中更多的以人民幣計價，在對外工程承包、勞務輸出與國際援助中，增強人民幣使用意願，大大提高人民幣的國際認可度。
事實上，緊靠香港的離岸市場、甚至倫敦的離岸市場遠遠完不成人民幣國際化的使命，人民幣國際化還需要從新的更大的視野與格局——資源能源等大宗商品貿易領域。只有人民幣在全球貿易結算和計價中的佔比大大提高，才能保證人民幣在全球範圍內可持續增長的需求，才能真正建立人民幣國際化穩固而堅實的物質基礎。其實在本次全球疫情的擴散與發展趨勢來看，恰恰給予我們了一次千載難逢的挑戰與機遇，就看我們自己是如何的去研究並把握，就讓國人拭目以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