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古都金陵枕長江而南臥,它曾是明初的國都,永樂元年(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定都北京,金陵作為陪都,留下了許多與北京相對應的政府機構,城內秦淮河畔的科場吸引了無數試圖通過科舉走向仕途的文人,使金陵城亦成了江南最重要的文化名城。江南富庶的經濟資源和發達的商品經濟滋養了這座歷史名城。
1644年,大清帝國取代了明王朝,昔日車水馬龍、燈紅酒綠的金陵城籠罩在昏暗之中。清初統治者為籠絡漢族文人,十分看重金陵一帶的舊朝遺民,如在明弘光政權中任禮部尚書的錢謙益率先迎降,得官禮部侍郎管秘書院事,面對清初的高壓統治和高官利誘,金陵一帶富有民族氣節的文人們不願臣服於少數民族的政治統治,有不少文人憑藉其書畫之藝,不約而同地在這個商業都市裡選擇了鬻畫為生之途,同時,舊都的往事昔情使他們沉浸在無盡的懷念之中,折射在他們的畫中和題詩裡。
這批明末清初活動在金陵地區的畫家人數竟達百人有餘,較為著稱的畫家多來自外埠,如定居金陵的龔賢,寓居於此的高岑等,當然亦有金陵本地的高手如葉欣、胡慥等,故今有"金陵畫派"之說,但更為學術界所認同的是清代張庚在《國朝畫徵錄》中提出的"金陵八家"。
即龔賢、樊圻、高岑鄒喆、吳宏、葉欣、胡慥、謝蓀,其中藝術造詣最深、影響最廣的是龔賢。金陵八家的出現,除了與之相適應的歷史環境、經濟條件之外,還有十分重要的藝術傳統的影響。
在金陵,六朝和五代南唐曾是古代繪畫史上的兩次高潮,這與金陵是當時的國都有關。七百年後,金陵以其豐厚的地域文化獨領風騷,此刻的吳門、松江諸派已成強弩之末,武林派已渡過了興盛時期,但他們的繪畫藝術直接滋養了金陵畫家們,吳門畫家注重以溫潤的筆墨作紀遊山水和實景山水的獨特風格,引導了金陵畫家們把取景的視野投向金陵城郊的山野和丘陵,武林派之首藍瑛曾在明末活動於金陵,他雖出身於藝匠,但喜近文人,故其山水畫融進了文人畫的氣息,他對宋元繪畫的尊崇和集眾家之長的畫學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觸發了金陵畫家對傳統藝術的熱愛。
縱觀金陵畫家的藝術特性,注重生活和傳統,喜畫實景山水及追求質構清新的氣格是金陵八家的共同特性。
龔賢能詩擅文,亦長於著述課徒,鶴立於諸家之中,其餘七家在藝術上則多工少文,這不能不說是藍英的藝術道路影響了他們。
龔賢，字半千，一字野遺,號柴丈,崑山人,出身於破落的官宦之家,少時就寓居金陵,年輕時曾參與明末"復社"反抗權奸阮大鋮的鬥爭,明末有許多文人畫家都參加了"復社",如方以智、吳偉業等。
明亡後,"復社"的成員們紛紛把鬥爭矛頭轉向清政府。龔賢離開金陵後流落到江北揚州、海安和北方許多地方,年近半百時,定居在金陵城郊的清涼山上,築半畝園,寫一片山,在聊度餘生中,念念不忘抗清英雄史可法和被文字獄迫害至死的好友函可和尚,保持了他的民族氣節。和他一樣固守節操的孔尚任等與他密切交往,孔尚任的名劇《桃花扇》就是在與龔賢的交往中完成的。
龔賢桀驁不馴的個性和堅定的政治傾向鑄就了他堅實凝重的藝術風格。他專擅山水,一方面,深研董源、米家父子、黃公望、吳鎮、沈周等富有創意的先賢之跡:另一方面,他更注重承傳古人的創新意識,認為:"古人之書畫,與造化同根,陰陽同候。非若今人泥粉本為先天,奉師說為上智也。
然則今之學畫者當奈何?日:心窮萬物之源,目盡山川之勢,取證於晉、唐、宋人,則得之矣。"他把捜尋萬物的目光集中到城郊蜀寧鎮山脈的丘陵和溝壑上,視之勝過古人,曾自謂"我師造物,安知董、黃",事實上,龔賢是在師造物的基礎上,分別強化了董源和黃公望的藝術語言,創作了兩種不同風格的作品,人稱"黑龔"和"白龔"。
所謂"黑龔",就是用積墨法將較乾的墨作層層堆積,筆筆相接,墨氣濃重黝黑而不髒膩,沉厚蒼鬱,山石多用豆瓣、小斧劈和雨點等皴法,他視這類皴為"正經"。如他的《溪山無盡圖》卷,古厚而有逸趣,發展了董源一路的江南水墨畫風。
"白龔"則系簡筆,其造型語言主要來自黃公望,行筆精練凝重,強調物象的外輪廓,用墨幹淡,坡石喜用黃公望風格的披麻皴,但仍有自家意思,如他的《山水圖》冊,彙集了"白龔"和"黑龔"等獨特的山水畫語言。他把卷雲、牛毛、鐵線、鬼面、解索等皴法視為"皆旁門外道",可以說,龔賢山水的皴法缺乏豐富的變化,與他的這一偏見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