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還在茹毛飲血的三皇五帝時期，就有著最初的諫言，據《管子•桓公問》: 黃帝立明臺之議者,上觀於賢也
。黃帝所建造的供臣子諫言之處就是明宮，後戰國時期法家繼承了這一點，又將其發展為聖王的概念更加具體的提供了君主修身的方向，而到了秦漢時期，諫言的接收機構已經設立，至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把其完善擴大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六科御史的出現和給事中的配合，使得朝廷上下的消息及時傳入了君主的耳中，凡是有大臣奸佞，學術不正，小人相黨，都有六科中的言官上諫，這時候的明朝文士氣最為高漲。
圖|舜帝
一、士大夫為忠於理想死諫，不惜將棺材抬進宮廷
禮制是封建時代的重要基礎結構，平衡公天下和私天下的矛盾，梳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鞏固封建等級的地位；道德先本和法律制度也是從禮中脫胎而出，文官以禮制為思想基礎，言諫君主以護禮。
- 政治系統的核心
古代的士人以忠君為國本，為忠於理想而死諫，大臣以尸諫、棺材抬進宮廷的極端方式而使得君主端正行為。在兩千多年的帝王政治系統中，處於政治核心的，乃是君臣之間的關係，君臣的關係優劣直接影響到了整個國的形勢，是戰爭四起還是繁榮興亡，都與君臣關係有著直接聯繫。
- 天災禮法奸佞
何種情況下士大夫會言諫？大夫無故不言諫，言諫必有準則，禮制中的士大夫言諫的準則有三，一為天災降臨，這時候士大夫就要提出諫言，使君主修善自己的行為；
二為秉筆直諫，貪官汙吏，奸佞禍國，士大夫可直接向皇上諫言；三為死諫，君主將天道的禮法置之不顧，大臣將以生命為代價糾正君主的行為。 圖|士大夫
- 家天下和公天下
言諫的作用是什麼？這和君主與大臣截然相反的兩種觀念密不可分，君王的政治理念是家天下，天道給了君主至高無上的權力，君主又以四處征戰把天下大事平定，這時的天下是君主一人所有，君主封侯賜官，使得天下的諸侯臣民都歸於自己麾下，君主的後代理所應當的得到統治權。而士大夫的政治理想乃是與君主這種私立的相反的觀念，士大夫奉行的恰恰是公天下，將君主打造為一個可以使天下萬民愛戴的天子，乃是其一生的政治理想。多年苦讀，深受傳統思想的影響，在大臣的觀念中禮法和封建祖制如同天地自然一般重要。
禮法是大臣立足的根本，百官為了禮法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作為一屆書生，可能加官進爵是當初選擇學禮的原因，但君臣協調使社會更加穩定也是大臣的抱負。
二、君主權利過大，文官逼不得已頻頻死諫
明朝建立後朱元璋廢掉了丞相，獨斷了言諫的方向 ，內閣出現言諫使得朱元璋耳目越加的靈便，此後大臣失去了對國君的制約，地位也收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脅；朱元璋大興商業促生了官員的貪婪，太子即位後寵幸宦官又使得禮制荒廢，而言諫此時越發頻繁。
圖|皇帝和官員
- 國君的侮辱
明朝時期大臣心目中依然是希翼著和君王出現孔明與劉備之契合，又希望君主可以如同三皇五帝時期的堯舜大禹一般的賢能。但是君主集權制度一旦形成，如同覆水難收，高高在上的君主已然不想再將權力下放。大明開國君主朱元璋如是，明代皇朝初建完成，丞相就被他廢棄，為了加強自己的專制權威，
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廷杖這種針對大夫的刑法，這與傳統中孔子的刑不上大夫完全相背，士大夫的尊嚴受到了極大的侮辱，明建之後開國功臣也被朱元璋一一砍頭。- 貪官的腐敗
明朝建立不久後，朱元璋將國力發展視為主要的國政方向，提出了一系列的經濟發展政策，使得商人和工匠有了前所未有的放鬆氛圍，是商業發展的黃金階段，商品活躍後社會的一派繁榮景象，據《明宮史》：
“世勳官戚，文武百僚，莫不挾重貲往，以買之多寡角勝負。百兩一架，廿兩一對者比比，燈之貴重華美，人工天致，必極塵世所未有”。
乃是明代大盛後元宵節的一段表述。但一事有利則有弊，商業的發展帶來的負面影響則是貪官的出現，化公為私，將貪念放在國庫中的資源的情況比比皆是，這也是士大夫進諫的一個原因。
圖|古代文官
- 太子即位寵幸宦官
君主由天道所選擇，君主的話則是天意，而君主既然為君主，也有著約束君主的標尺，儒家在支持君主的最高權威的同時也為君主貼身準備了一個標尺，對君主的行為，禮儀尤其是君王的形象有著嚴格的要求。君王口銜天言，言出法隨，言論和行為要符合天下臣民的期望，於是君主從小就接受敬天、法祖、勤政、愛民的觀念。
但在西漢西漢徵和二年，漢武帝丞相被告發使用巫蠱構陷漢武帝，朱元璋在建朝之後為了保護太子，就將丞相之位取消，無國師教導的太子的政治素養幾乎為零，且幼年時就由自己學習眾多的禮儀，大臣此時已經沒有匡正太子的權力，而是以太子的言行為中心，但這不代表太子可以荒廢學業。
多年的枯燥而又無聊的學禮生活，對明朝各代太子都造成了極大的壓力，在繼承王位之後太子的地位終於成為了正統，而他的個性也有了張揚的機會，這時陪伴他多年的宦官便受到了太子的寵幸，但張揚個性和寵幸宦官對禮制造成的影響的不可避免的，
文官為匡扶社稷，只能以死諫言明志。此時期惡劣的君臣關係更使得士大夫頻頻死諫，明代是君主集權的一個史無前例的高峰。死諫既成為士大夫君臣關係的特點，又體現了士大夫忠君愛國的思想。
圖|君主
三、政治的內部制衡，把權力裝在籠子裡
天道觀念是諸子百家爭鳴時期，墨子學派的政治理念，以君主的天道權力為本，士大夫形成與天子對抗的一股政治勢力，使得整個社會的權力相對均衡。
- 從道不從君
在古代，朝代更替是很平常的事情，天子之位選擇乃是天命而定，每過幾十年，甚至是幾年的時間，國便會換姓，這麼頻繁的更換國政，士大夫飽讀史書，不可能不知道其中的利弊。不能加官進爵，下一個朝代也很快會將這回事翻篇，不考慮利弊以死諫言這種極端的方式很多是受到了傳統天道觀的影響。
- 儒家的天禮人道
天道和人道是儒家道觀念中的原始理想，道在君上的觀點也是士大夫的口頭禪；道是士大夫的理想，從天道，人道發展為五倫的父、兄、夫、君、友、夫，士大夫以道為己命，批判社會和君主，以道為尊，以理為本，道成為了士大夫衡量統治者是否合格的的根本方向。
圖|天道
歷史上的皇上在建立一個國的初期，騎馬打天下，經歷了戰爭的洗禮的君主以武力為重，而治天下時則束手無策；本來是文人地位上升的階段，在明朝則被朱元璋忘的一乾二淨；其廷杖的出現使得士大夫的地位受到了極大的威脅，另外丞相本來是君與臣之間的一個調整矛盾的中間承載體，朱元璋將其廢掉之後建立內閣來協助朝政。士大夫們地位的下降和第三方的申訴機構隸屬國君，雙重的打擊造成了使得士大夫不得不為了臣子的地位反抗君主。
- 以權力制衡權力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這是君主貫徹的皇權觀念，此觀念造成了君臣地位的不平衡，從柏拉圖的政治理想到中國的歷史觀念中，單方面的政治權力都受到了極大的反對，故而為了制衡這種單方面的政治權力，發展出另外一種權力制衡是解決這種問題的策略。諸子百家時期的墨子就提出了這一觀點，據《墨子·天志中》：
“天子為善，天能賞之；天子為暴，天能罰之。”
後士大夫廣受此影響，將權力裝在籠子裡，以權力約束權力成為政治士大夫的天道，天道為臣子的最高原則，天道觀念的影響使士大夫方放棄了身家性命。
- 被科舉制度鉗制的文官
君主以儒家思想為正統，加入科舉制度作為標準，文官即將其奉為政治抱負和升官之路；八股文又如同一副鐐銬鉗制了文士的思想，文士在心中把儒家的地位放在了比自我更加重要的地方，
而儒家思想將理想的君主言行奉為天意，所謂的公天下又以君主的思想為萬民的道德榜樣，私天下和公天下形成了一個閉環的循環。言諫就是這樣一種匡正天子行為的政治手段，兩者其實是相輔相成的，君臣關係合則天下大利，分則天下禍起。臣子在對君主諫言時考慮到的也不只是文官的身份地位，以天道為己任，士大夫的拯救蒼生的理想，也是臣子言諫行為的一個動機。
結語
言諫在堯舜大禹時代就開始出現，那時還只有之為天諫與民諫兩種諫言，君主在兩種諫言之中調整自己的言行，後經過發展，到了與兩漢魏晉時代，專職制度開始上升，君主的權力和儒家思想的禮制度成了一套相輔相成的體系。君主的上升的地位使其專政，為了制衡君主的單方面權力造成的影響，酒色成癮，荒淫度日，不顧朝政，士大夫的檢驗就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士大夫的地位也隨之水漲船高。
君主的權力增長分為四個階段，三皇五帝時期、魏晉時期，唐宋時期，明清時期，這四個時期的君主權利是呈穩定上漲趨勢的，到了明清時期，專職集權的君主權力提到了最高，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糟糕態度下，
通常的諫言已經無法對君主形成制約，這時的士大夫無可奈何之下，死諫成為了他們最後的選擇。參考文獻
《墨子•天志中》
《明宮史》
《管子•桓公問》
